注：这是我和同事WB合作的一篇稿子，作为整组封面报道中的第二篇，这是原稿，见刊稿或有删节。
稍后我可能会写一个采访手记，谈谈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观察感受，以及中朝边境的贸易的微妙状态，敬请期待。
边境贸易的背后，不再由传统的商业法则决定，更多是政治气候的变化。
“敏感”的生意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已习惯了多变的“政治气候”，穿梭于鸭绿江上的生意人同样如此。
波云诡谲的时局之下，与之交往日深的边贸商人们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而地方政府则对开放充满期待。
江上“往来人”
几乎每一个“敏感”事件过后，贸易的行情便如风雨中的小船，随波起伏，不由自主。
6月13日，王俊站在丹东市口岸办四楼的窗口，楼下的院子不大，上午通关的时间已过，原本停满汽车的院子空无一人。
枪击事件似乎并没有影响口岸的进出。
王俊是口岸办一位处长，他翻开一本口岸统计数字，丹东有5个一类口岸，2009年进出口总量530万吨，交通工具进出的10万辆车次，即使面对{dy}次核爆之后的2008年，这一数字也与之持平。
民间贸易中的摩擦冲突此前也发生过，都不会对整个边贸产生多大影响。
与王俊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地边贸商人李良兵（化名），李良兵从事边贸生意已经十五年，从最初的粮食、日用杂货到现在的矿山设备，李良兵经历了中朝边境贸易上的每一次风波。
与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这个中朝边境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对朝边贸可以回溯到清光绪年间。
早在1882年，清政府即开通了丹东港与朝鲜等国的通商贸易。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辽宁省政府尚未设立边贸或外贸机构，中朝边贸仍按建国前的方式进行，直到1951年7月因朝鲜半岛战争而停止。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朝边贸再次红火，李良兵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边贸生意。有时一个月要过江十几趟。
李良兵现在江边开着一家茶馆。很少去江对岸，茶馆里挂满了字画，他喜欢泡一壶普洱茶，等生意上门。
“私底下的贸易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打开窗户就能看对面电筒传过来的信号”李良兵说。朝鲜的商社一般什么都做，但各有所长，如xx的商社多做钢铁、矿产；绫罗岛商社的长项是海产品等。通常中方先把货发过去，只需报关、边检，手续比其他国际贸易简化很多。
边贸流变
与朝鲜人做生意的程序很简单，以货易货是最主要的方式。李良兵说，朝鲜基本没有私营企业，所有的商业机构都是国有的商社或会社，他们在丹东设有办事处。中国商家通过这些办事处，了解朝鲜需要什么商品，组织朝鲜需要的货物，然后告诉朝方的商社自己需要什么货物。
这样的传统甚至可追溯到清至民国时期，当时的边境贸易并无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由地方官员主持，以民间交易为主。朝鲜向国输出耕牛、布匹、纸张和药材，中国向朝鲜出售丝织、棉织技术和工具。
至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实施《战时紧急经济法案》，实行贸易统制，在xx局内设经济科，“强化缉私”视边境贸易为“非法”。
短暂的封闭之后，1958年，中朝签订《关于中朝两国边境地方易货贸易的议定书》，边境贸易再次开通。
据丹东地方志载，1959年至1970年，中朝共签订九个年度《合同书》，六份《协议》《补充协议》等，进行九次贸易结算和一次补充结算，并有多次合同外的贸易往来。
双边的贸易往来由于xx再度搁浅， 1970年7月，“双方结清{zh1}余额，9月30日前由中方{zh1}一次交货以后，边境贸易中断。”直到1981年9月，国务院批准辽宁省恢复同朝鲜平安北道之间的边境易货贸易。1982年，搁浅12年的中朝边贸会谈重启。{dy}单生意是中国用150吨食用油换取210吨明太鱼。此后的大部分生意都是中方用油交换朝方的海产品。
李良兵一直认为，他“下海”的那个年代是{zh0}的年代。“1990年代，带有计划色彩的官方易货开始减少，民间贸易渐渐变成中朝边贸的主体。”
不愿具名的资深贸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2年国家发了个国发33号文件，文件是对整个中国与周边国家，包括苏联东欧，关于进一步发展与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文件，核心内容是在易货贸易的税收方面，给了一些优惠政策。
丹东对朝贸易也是从那时开始发展比较迅速。粮食燃油方面，国家是xx限制的，一方面限制企业的经营资格，另一方面又要配合许可证来管理。33号文件对这些全都免了，包括许可证等等都取消了，放的特别宽。
与李良兵同时代“下海”的还有高新力。年轻的高新力还是一家“国企”的员工。
“最开始的时候，做买卖的人都在海关等，等北韩的班车过来，货也不固定，可能带了一斤两斤海参，也可能是废机器上拆下来的零部件。”高新力说，当时北朝鲜其他没什么，头两年做得最多的就是废钢铁，由于粮食紧缺，他们把机器设备拆了跟我们换粮食。
如高新力所言，1995年前后成为对朝边贸“暴利期”。一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不多，二来那时朝鲜人对中国国内市场还不了解，李良兵说，“大多数商品都是成倍的利润，甚至有时1斤面粉能换回1斤铜。”
前述贸易人士说，到1996年，国务院又发了个96二号文件，对中国对包括朝鲜蒙古越南等周边国家，统一明确了个边境贸易的政策。
“与92年的33号文件中的易货贸易政策相比，应该说没有那么宽松了，许可证、经营资格等方面比以前又要收紧了。”该人士说。
1996年的文件，对丹东贸易或多或少有影响。有些东西，比如大米玉米成品油等，开始靠配额限制。朝鲜自己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欠收，就要依赖中国进口。“所以说这个文件对朝鲜有影响，对咱也有影响。”
“刚开始做业务员的时候{yt}能跑两三趟。”在朝鲜，高新力受到外宾一样的待遇，吃住都远远高于当地水平，后来逐渐吃得差了，{zh1}去了也吃不饱，每次都要自备一堆食品。高新力说。他的实际感受，也侧面映照了1996年之后的形势。
丹东市外经贸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长有着同样的感受，虽然从2001年以来，中朝两国贸易总体呈增长趋势（双边贸易额由2001年的7.4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1.24亿美元。）“但是感觉朝鲜的日子越来越紧。”
作为外贸的负责人，他每年都会应邀参加平壤举行的国际商品博览会，知道对方不富裕，黄力每次去朝鲜之前，都会在丹东买些酒、方便面和苹果带过去，活动结束后，吃不完的都送给对方接待人员或宾馆服务员。
贫穷是朝鲜的痛处，黄力每次赴朝参加活动都会被告知，千万不要提这些问题，涉及到朝鲜{gjldr}也不要谈，不要问。
生意就像“掷色子”
在丹东，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人大多带有一夜暴富的xx色彩。如有人与朝鲜做海鲜贸易，几年就有几千万元的身价；有人正在将计算机倒卖往朝鲜，每个月可以赚几万元等等。
不仅丹东的边贸商，成功人士中不乏朝鲜华侨的身影，一个流传甚广的朝鲜华侨做“边贸”的经历是：先穿一件军大衣到丹东，把军大衣里的棉花全拿掉，在丹东买上几百根油条，用塑料包好，装进军大衣里穿回朝鲜，再把油条拿出来偷偷卖掉。朝鲜实行供给制，基本生活物资都是凭票供应，有粮票、油票、布票等。商店里基本没有食物，往往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这位华侨的几百根油条一下子成了抢手货，赚了至少是4倍以上的利润。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几乎每个朝鲜华侨都会利用出入边境探亲的机会，携带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回去。
这些人也为后来丹东过境生意提供了条件。最初的时间里，只要过境设个办事处，雇一个朝鲜华桥作翻译，一家边贸公司就可以开张了。尽管程序简单，但是李良兵认为，如果中国企业过去，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脉”。李良兵认为，可靠的人脉在投资朝鲜时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他也帮助一些企业和朝鲜方面联络。
李良兵在边贸行业摸爬滚打15年，交了不少学费，在朝鲜，所有商社均属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赖账等明显带着“市场经济”风险的事情照样会发生。
曾经有一次，李良兵把粮食发到朝鲜，对方收货以后就消失了，去单位打听，只说是人已调走。无奈拖关系找到他的上司，上司让他还，他没有退路了，带着孩子过江来，当好面给李良兵跪下了，最终他还是无奈地放他走了。“每年都要上交任务，完不成了相当“麻烦”李说，
此类朝鲜商社社长骗钱的事件，让朝鲜人的形象一落千丈。
有了太多的前车之鉴，
“出了事也没地方打官司，即使签合同也没保障，”生意靠的是人脉，有时为了xx，还得花钱买通上层关系。李良兵说，“就像掷色子，谁也不知道下一把会不会羸。”
而且，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一个惯例是，朝方人员来华后由中方全程招待，一切费用都是中方支付。由于朝方人员都是为政府办事，收入偏低且与业绩不挂钩，类似于中国以前的政企合一。所以，和他们搞好关系就非常容易得到各种好处。这些费用得想办法打进成本。比如一笔生意账面上赚十几万，但是他们的人来了几趟，花销可能就有五六万。如果账面利润不高，就要亏损的。
与李良兵的公司规模相当的有关对朝贸易的公司，在丹东已有四五百家，但在一位要求匿名的资深对朝投资人士郭先生看来，丹东还没有真正上规模的边贸公司，而由于朝鲜内部经济环境使然，现在中朝边贸实际上还不是高潮期。
政治的脸色
人脉之外，决定生意好坏的还有时局变化。
朝鲜社长“玩失踪”并不是最让李良东头疼的地方，最怕的是朝鲜经常闭关。李说，2006年那次核试验就闭关了七天。
对朝旅游亦经常关闭。“没准哪天就会通知你旅游中断。”在丹东，报名东朝鲜旅游时也会被告知，时间需要提前预订，合同上也需注明“因政治原因停团，旅行社不负责。”
“他们的政策非常不稳定。”高新力说。作为一个丹东的边贸元老级人物，高现在已经上岸，担任辽东学院经贸专业的教授。
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定，使中朝的边贸蒙上了“敏感”的色彩。多位边贸商人拒绝接受采访或要求匿名，“满大街都是朝鲜人，谈论这些敏感话题容易引发他们的反感，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就无法和他们做生意了。”
在李良兵的印象中，
1992年中韩建交，迅速影响到中朝边贸。很多业务在当年陷入停顿。
去年朝鲜实施货币改革以来，同样影响了李良兵的生意。朝币急剧贬值，“已经没有汇率”，导致贸易无法结算，所以直到现在，很多帐目无法算。
一位长期从事边贸生意的丹东人总结出边贸的生意经是：“分析边贸形势的线索有三个，一是市场价格，若有海外援助，价格必然会下降，但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价格下降，就可以判断为走私在横行；二是人口的流动性，它跟内的开放度、稳定度，还有当局对人民的控制度有关；三是党政军的人事变动。”
事实上，即使在朝鲜货币改革之前，朝鲜的生意也受着其国内的影响。从2005年以来，朝鲜货币一再贬值，最初的25元朝币兑换1元人民币，至2009年年底，朝币在黑市的价格跌到700至800元比1元人民币。朝鲜新币兑换旧币的比例为100∶1元。新币与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7∶1左右，但是一个月内，这一比率一度在黑市上跌到300∶1。
现在朝鲜粮食缺口每年要三百万吨，中国对粮食这块有额度限制。朝核危机以来，国际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大幅减少，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各大商社就开始四处想法办。
黄力说，丹东企业得到中央的额度也就每年两三万吨，配额之外，朝鲜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甚至是向民间购买。
时局影响下的朝鲜的投资环境让许多中国商人饱受折磨，也使得中朝贸易不能如其他边境地区那样兴盛。
针对朝鲜于2009年5月25日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日、韩已通过代号为1874制裁决议——全面禁止朝鲜的武器出口，特别是海上制裁和金融制裁，对朝鲜经济打击不小。
而朝鲜的态度则与2006年首次核爆时如出一辙地强硬。在几小时内，这个曾被美国列入“邪恶轴心”的国家表示：将采取包括“武力反封锁”在内的三大措施，与美国“全面对决”。
政治上的强硬政策，便朝鲜变得更加孤立无援，也经中朝边贸带来变数。
丹东市外经贸局处长黄力说，在洽谈业务的时候，不少朝鲜商家都直接告诉他，下次来朝鲜，多邀请些建材产品和矿产设备企业来。
显然，面对国际上的封锁。朝鲜希望在对外贸易中靠更多的资源来换取外汇，而工业生产能力很差的朝鲜首先需要运输设施及矿产设备进行开发。
“开放”猜想
与边贸商人不同，政府官员则朝鲜的开放信号保持充满兴趣。
在丹东，租借两座岛屿给中国企业开发的计划，仍被坊间热议，而新的跨鸭绿江大桥已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丹东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与朝鲜第二大城市新义州市隔鸭绿江相望，被中朝友谊大桥连接。
显然，地方政府官员对大桥的建设充满期待，丹东市长赵连生在早些时候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新建一座鸭绿江新大桥，将对中朝贸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赵连生说，目前，我国出口对朝的贸易中，70%的货物是经过丹东口岸进入朝鲜。其中在对朝贸易出口中，占我们整个丹东市出口的1/3还多，
赵连生感慨说，以前的丹东从未这样受到世人的瞩目。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新大桥的建设。
地方政府不仅在基础建设投入和对外贸易方面满怀期待。也在积极争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同时将新建一个国际商贸城。“我想说的是，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把丹东建成第二个深圳。”
被坊间传言将被中国企业租用的坊间传说将租给中国企业开发的威化岛，目前是一个生产合作社所在地，有几座二层小楼，剩下的是成片的农田，用来耕种苞谷等农作物。另一座计划开放的黄金坪岛上，则xx见不到人烟。
据接近朝韩经济合作的消息人士表示，在新义州经济特区开发计划流产之后，朝鲜即开始推进将威化岛和黄金坪岛开发为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朝方考虑将黄金坪岛发展成为农畜产品加工、水产品渔场、渔船修理等项目的中心。而威化岛则准备发展农畜产品流通中心、生活用品工厂、流通中心和旅游休闲设施等项目。
国际社会的一种乐观的猜测是，朝鲜或将效法中国30年前改革开放。对此，赵连生说，这纯粹是个人和企业行为，不是官方行为。
事实上，早在1991年底，朝鲜已宣布设立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制定相对独立的法律，开始搞特区建设。只是时至今日，该区域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不足，电压不稳。类似的情况在随后成立的开城、新义州特区同样存在。
“朝鲜的体制很特殊，不会轻而易举走开放的路。”丹东外经贸局的上述官员则不抱乐观。“作为丹东地方政府，肯定是反复向中央政府提这个事，今天讨论明天讨论，官方没有谈这个事的，这个事涉及到两个国家，地方政府谈没有用，地方政府不能说，两个国家关系这么敏感、微妙，不会轻易谈这个事。”
包括建架桥，都是咱一厢情愿的事。这个大桥投资接近二十个亿，按照协议应该两个国家一家一半吧，但他一分钱也不投，全是中国人拿钱。丹东市的老城区非常狭窄，基础设施都不行，就那块是个新区，那块是不可能建的。
建于70年代的输油管道也属口岸办管理，丹东市口岸办王俊处长说，设计能力为300万吨每年的供应能力自80年代以来，逐年在下降，近10年基本上维持在50万吨的供应量。即便如此，这些源源不断流入朝鲜的原油大部分至今仍旧“挂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