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和上海人：还记得四川的恩德吗

可能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中，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活下来的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很难再记得当年四川对他们的恩德了。正是当年四川人民承受了重大牺牲，才让京、津、沪这些要害城市度过四十多年前那恐怖的一劫。为纪念当年死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四川同胞，我不得不在这里重温那段辛酸的历史。

要说清这段历史，不能不提到当年四川的“调粮”。而是说清四川的“调粮”，就不能不提到李井泉其人。“西南王”李井泉口碑之差，在建国后为数不多的“封疆大吏”中可能是无出其右。时下四川网民中，左、中、右派为各种观点吵得面红耳赤，但在对井泉的评价上却出奇地一致。在四川的网络上，我就没有看见过一篇对井泉哪怕稍稍表示出一点好感的文章。xx中李井泉全家都被整得很惨，他被中央xx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xxx思想”的三反分子，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xx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那时没有哪一派愿意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敢公开保李井泉。李像如同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非常悲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zh1}被逼上吊xx；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xx”，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还未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在xx这种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

李井泉最为川人痛恨的事，莫过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调粮”。“调粮”造成四川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不久前原李井泉秘书陈振寰口述的李井泉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调粮”的经过，客观地道出了当年“调粮”的真像。我现在把这篇文章（原文载于2010年6月7日的凤凰网）下载后转贴于后，让朋友们对当年四川“调粮”有进一步的了解。因原文太长，本人做了些删节；但仅是删节，{jd1}没有塞入个人的一点私货。

李井泉秘书陈振寰口述

　　时间：2009年7月15日下午3点
　　地点：北京和平门外东大街3号楼2门206室
　　采访人：周  燕
　　受访人：陈振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书记，1954～1963年、1975～1978年曾担任李井泉秘书）

讲到四川的问题，不能绕开李井泉，讲到调粮的问题也不能离开李井泉。调粮问题是李井泉在四川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我想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也算是我个人的见证吧。
　　李井泉为什么有争议，关键就在粮食问题上。他在四川17年，应该是有功有过的。
　　
　　四川这个地区历来很复杂……（略）
　　
　　土改以后，1954年开始搞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我还参加过{dy}期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完了，我才调到李井泉身边当秘书。从1954年统购统销到 “xx”每年都向中央调粮，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搞合作化运动，进入初级社，后来是高级社，农民积极性很高，生产有很大发展，粮食产量是逐年上升的。全国有十多个省市都吃过四川的粮食。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大跃进，大家头脑都有点热，包括李井泉。到处放卫星，浮夸虚报，风气在全国形成，四川也不例外。四川不是xx。河北的徐水放卫星嘛，后来又是河南，湖北麻城，最早的是这三个。

四川郫县的两个公社虚报就有2300万斤，县委书记就要按这个数字，粮食局长就不干呀：“你报了这么多，我拿不出粮食来怎么办？”县委就批他，后来，地委来做工作，总算把这件事情给平了。县委书记还不饶，一直把这人调开粮食局，下放到农村去。后来，地委感到这件事情严重了，把这个干部调到地委去当机要秘书。郫县在四川浮夸虚报是个典型。
　　以前调粮没有说过二话，四川每年都如数完成。三年困难时期发现问题了，中央还是要调粮，情况紧急了，上海柯庆施也打电话来，北京彭真也打电话来，总理打电话都要调粮。
　　我想说两件事：
　　大概是1960年夏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一次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正在研究安排生活，说是半斤粮食农村里能不能保命？能不能还参加点劳动？结果，半斤粮食都很难安排。根据当时的库存情况都安排不下去。正在这个当中李先念打电话来，还要调一亿斤粮食。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后来是主管财办的副省长，也是我们山西人。）跟李先念说，调一亿斤粮食，四川就要死多少人，你看他还调不调?
　　张韶方就去接电话，李先念的态度很强硬，说：“死人也得调！”会场上所有的人听到这话以后，鸦雀无声，大家闷着抽烟，谁也不说一句话，闷了半个小时，散会。
　　李井泉说过：“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你调粮不跟我商量。”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也是在1960年夏天，总书记xxx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基本上是xxx的原话，当时在场的也就是三五个人。李井泉是否给其他书记讲了，我就不知道了。
　　
　　(周：何郝炬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说“大国务院，小国务院，”是在1961年年初，在金牛坝宾馆开省委会议时，李井泉接李先念的电话时说的。这篇文章登在《当代四川要事实录（{dy}集）——当代口述史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
　　
　　到底是1960年，还是1961年？我也记不太清了。可以到四川查。
　　xxx来，是60年还是61年，我记不太清了。也可能是1961年，1961年是最困难的时候。时间可以查到，但这个话是档案材料中没有的。当时xxx说这个话，在场的只有三五个人。王瑞林在不在场，我记不清了。
　　当时全国都缺粮的特殊情况下，中央出于无奈，没有办法的办法，才下死命令四川必须调粮，才说这样的狠话。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这种特殊措施在当时情况下，全国一盘棋，不管是谁，都得执行中央的命令。不管是李井泉还是王井泉，谁来当四川的{dy}把手，你能不执行吗？结果是，全国都有死人，四川死的人更多一些，损失更惨重一些。
　　在调粮问题上，李井泉有功有过，服从中央的指示，调了不少粮食，照顾了全局，应该说是有功的。那么错误在哪里呢？对四川当时的情况底数不足，对虚报浮夸估计不足，当时调粮要调多少调多少，没有讲过二话。
　　
　　（周：有！从1960年初期，省粮食厅就开始给中央打报告，就开始反映缺粮的情况了。）
　　
　　那时再讨价还价已经没有用了。
　　
　　（周：应该说，中央这时已经打定主意了，只有，也只能从四川调粮了。）　　
　　调粮是李井泉当政治局委员以后的事情了。我们说的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责任不在李井泉一个人。
　　说到这儿，又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李井泉一直过不了关？{dy}次，省长李大章代表省委作检查，陈刚代表……作检查，大家还有意见。集中的意见是调粮多了，死人多了，这个意见谁应该负？李井泉作为一个老干部，他始终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他没有说“我没有办法，这是中央下的命令。”他始终没有说这个话，我觉得他的这个风格够高的。一方面，他没有把责任向中央推，他的检讨中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担责任。他感到委屈，他的内心处在矛盾的斗争中。我不检讨不行，检讨了推给中央也不行，让我一个人承担也不是这么回事。
　　朱老总是四川人，每次中央开会，他都要向四川的干部了解家乡的情况。他把地委书记召集起来见见面，谈个话，{dy}个发言的是涪陵地委书记，叫孙俊卿，就讲了，困难时期调粮多了，没有饭吃，死人特别多，感到很沉痛。涪陵在四川也是重灾区。
　　
　　　到底死多少人，我不清楚。当时是很秘密的。我看了许梦侠的材料，他也说不清楚。
　　孙俊卿发言后，感到很沉痛，讲着讲着，痛哭流涕，说不下去了。他这一哭，在场的人都哇哩哇啦地哭了起来。都不说话了，都在哭。后来朱老总说了一句话： “四川调粮多了，也不能都怪四川省委，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现在，大家要总结经验教训，搞好以后的工作，也不要过分的难受。”大家{dy}次听到朱老总说，“中央也有责任。”
　　四川组住在前门饭店，李井泉住在北京饭店。
　　第二次，李井泉正式作检查，代表省委。在检查前的一个晚上，李井泉基本上没有睡觉，北京饭店的老楼。朝南的是包间，朝北的是普通间，他觉得住在南边马路上吵闹，每次开会我和警卫员就住包间，而李井泉住在工作人员的房间。一两点钟了，他不睡觉，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推开我们的屋门。他一来，我们就得起来。他说，大家意见很多，检讨什么？我说，大家的意见主要是对调粮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大家就不会有意见了。
　　李井泉说：“调粮问题，不是已经检讨了吗？还不行啊？怎么个检讨法呢？”看上去他很为难。他的内心，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矛盾的心理。
　　第二天检讨，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小平来了，是李井泉请小平来的。只有xxx一个人。
　　李井泉的检讨很沉痛，声泪俱下，就是这样检讨，他始终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只是说，省委有责任，对下边的情况了解不够，自己承担责任。
　　他讲完以后，小平同志讲了几句话，很简单：“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调粮调的多了些，四川死人死的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散会。从小平的谈话中，到会的同志已经心知肚明，中央是下过死命令让四川调粮的。从此以后，大家的情绪缓和多了。
　　我所说的是，中央下这个命令，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我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中央是出于无奈，特殊情况下。我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宝成铁路客车都停了，运粮，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四川交通不便，人背肩扛，背到公路上，再由汽车转到火车站，转到长江轮船码头。
　　你说，李井泉调粮的错误，就是服从了中央的命令，你能说他是错误吗？有错误，前期对情况了解不够，调粮调的多了些，后期，这个责任不能归结到李井泉一个人。从全局来讲，他是有功劳的。
　　牺牲了局部，照顾了全局。我最近看了电影《集结号》，很有感触，我说四川三年困难时期，就像打了一场阻击战，为了保证全局的胜利，保证大xx的胜利，一个连坚守，不吹集结号，就永远不准撤下来，一个连的战士全牺牲了，只剩下连长一个人。那么，四川，中央下了死命令，你只能执行。局部牺牲，保证了全局。
　　中央下的命令，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要写的文章，把这个问题写清楚。
　　
　　（周：我不能写，“小平同志说，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只能这样写：“只有我们四川做出牺牲了！”“我们四川”四个字，小平同志说的非常重。）
　　
　　对历史问题，我有几个看法：
　　{dy}，不能离开当时的大环境、大背景。四川调粮是特殊情况，特殊政策，离开当时的情况，现在来空说，没有用处。
　　
　　（周：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第二，对人的评价要公正，不是所他有错误，把什么错误都加在他头上，要实事求是，要公公正正。
　　第三，要宜粗不宜细，一定要把细节讲得那么清楚没有用。
　　第四，不能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
　　对李井泉这个人是有争议的，他的经历也是很xx的。对调粮的问题争论{zd0}，不仅是四川，全国都有人骂李井泉。全国十几个省市从全国统购统销开始就吃四川的粮食。具体数可以查。

……　　
　　后期也有问题，不够谨慎。1958年，他包了飞机，就坐四五个人……飞机到北京后，他不许飞机回去，在机场停着，还要收费……我给他提意见，不符合中央规定，浪费太大，他找了种种理由反驳。
　　金牛坝省委招待所，后来是金牛坝宾馆，平常没人住，中央开会才住。他从下边回来以后（困难时期），就住在那里，他一住，整个招待所都要转动起来，上至所长、下至厨师、服务员，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主席来时，在那里游泳，游泳池一烧就得10顿煤，然后，每天还得保持，浪费太大。谁都不敢给他提意见。
　　那时他都在金牛坝吃饭，比家里稍微好一点，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有一段时间根本不吃肉，xxx不吃肉，他也不敢吃肉。1958年以前，他比较谨慎，以后，有点不太谨慎了，这些问题，谁也不敢给他提意见。我看不过去了，很不客气地给他提意见，他也不接受，说是方便，一出门就看见庄稼了，在城里看的都是房子，什么也看不到。
　　
　　（周：困难时期，他是怎样派干部下去蹲点，生产自救的呢？这方面能不能谈一谈。）
　　
　　那就太琐碎了，没有必要详细写。

……
　　
　（周：当时，四川是死人死得特多吗？横尸遍野？）
　　
　　四川死人是比其他地方多一些。全国各省都有死人。昨天我看了一张报纸，李先念对xxx说：“全国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了！”有一些省说粮食大丰收，又一方面给中央打报告要救济粮。四川比其他地方死的多一些，但没有必要说四川死了多少人。四川也是重灾区，又调了这么多的粮食，死人比其他地方多一些。全国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四川因为执行中央调粮的命令，死的更多一点，但到底死了多少，没有必要细扣。
　　我看了许梦侠的回忆录，他也说不清到底死了多少人。
　　
　　（周：中央文献的张素华在《变局》中写的，用的是 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她用1958年的人口数，减去1962年的人口数，连续4年人口总数下降，全国两年净减少人口1350万，四川4年则净减人口622万。她已经写到书上了，而且北京青年报也都连载了。所以这个事情就不说不行。廖博康拿1957年减1960年，他说四川死了1000万人口，他拿一个文件，再用一张报纸，两个根本不搭界的东西，没有比较性，杨尚昆再一拍大腿，变成1200万。这么大的黑锅，简直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要写当然婉转一些，按照张素华的援引的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用廖博康所说的1957年减1960年的人口，得出的结果只有461万人，包括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和人口迁移，我不写461这个数，让读者自己算去）。
   
　　别的地方死人，四川还得调粮啊，肯定比别的地方死人要多。
　　一定要说调粮是李井泉一个人的事不符合事实。谁来当{dy}把手都得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高度集中，全国一盘棋，xxx的威望那么高，周总理的威望那么高，你能不执行吗？话都说到那样的程度了，“死人也得死四川人，不能死北京、上海人”，你能不执行吗？谁都得执行。
　   xxx说的话是无案可查的，只有几个人知道，而且活着的人没有几个了。
   我所说的中心意思是：中央在特殊环境下所采取的特殊措施。而且在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只能服从大局，局部做出牺牲。
    批判廖博康时，重庆的任白戈天天来汇报，我没有参加，但看得出很紧张，我现在才知道，重庆当时开会是批判廖博康他们的右倾。
   我把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讲出来，我相信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是会理解的。当时的情况很紧张，彭真来电话讲：“北京只有3天的粮了，井泉同志你要支援支援啊！”李井泉作为四川省委{dy}书记、西南局{dy}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总理也打电话，先念也打电话，彭真、柯庆施都打电话，总书记也打电话，还专门来到四川做工作，你说怎么办？他能不服从中央吗？
　　在调粮这个问题上，李井泉不是错误，而是对中央有功的。有人说他是罪，我说不是罪，而是他的功。照顾了全局，牺牲了局部。我看了《集结号》的电影，很感动，就说吹集结号，一个连坚守，全牺牲了，只剩下一个人，保证了大xx的胜利。
　　
　　（周：我把你关于《集结号》这段话用上行吗？）
　　
　　当然可以了。四川死人多了，中央下了死命令，你能不执行吗？不吹集结号，永远不要给我撤下来，{zh1}只剩下一个人。中央让四川调粮，调啊，结果死了那么多的人，但是保住了全局的稳定，这不是贡献吗？
　　我今天讲的就两条：
{dy}， 中央让李井泉调粮，他不能不掉。
第二， 李井泉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下边攻他攻得这么厉害，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虽然他内心也有矛盾，感觉到委屈，一个人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他没有对县委书记们说，中央让我调粮，我能不调吗？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照顾中央，照顾全局，虽然大家对他有意见，不满意，他一个人都承受了。背负骂名，自己背了，认了。
　　

以上部分录自2010年6月7日《凤凰网》。再一次说明：本文中对陈振寰的采访报导xx复制于凤凰网，没有一个字是本人加进去的私货（当然为了减少篇幅，对与本文宗旨无关的部分，如合作化时期李井泉做工作，都略去了）。再以下的内容就是本人撰写的了。

 “三年自然灾害”中四川到底外调了多少粮食？成都市图书馆藏书《当代四川实录》记载，四川大量往外调粮是1959、1960、1961年这几年，这几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跃进”发生严重困难的几年，粮食产量连年大减产，但外调粮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四十九亿斤，比1958年的三十九亿六千万斤增长23.3%；1960年外调六十八亿四千万斤，比1959年又增长28.3%，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三十亿五千四百万斤增长一倍多。由于外调任务过重，原有库存被挖空，省内粮食严重不足，这是四川浮肿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高的主要原因。

四川之所以成为“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的重灾区的原因，除了各全国一样大搞“共产风”、“一平二调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外调粮过多以外，李井泉个人的极左也是重要原因。四川执行极左路线远比其它地区更坚决，时间也更持久，后果远比其它地区严重。如《当代四川实录》书中记载，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8月30日省里突然通知县处级干部开会。去了以后发文件，就是《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本来李井泉参加了庐山会议，对会议取得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是一清二楚的。但他回四川却闭口不谈发生在庐山的一切，反而故意把《意见书》发给大家看，上午看下午讨论。在当时农村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彭德怀的《意见书》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表态同意。岂知第二天即宣布了中央对彭德怀的结论，这些人才知道上当了，冤冤枉枉地被“引蛇出洞”，成了“小彭德怀”。

又如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中搞“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吃饭不要钱”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许多问题。1959年随着粮食减产，公共食堂的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成为农村肿病流行和大量死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川内有的领导同志自发地对公共食堂进行了xx。如泸州地委{dy}书记邓自力，面对农村严重的饥荒，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敢于从实际从发，在全省率先解散公共食堂，给社员划自留地，同时在一些生产队搞包工试点。这些措施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生产解决农民困难发挥了很大作用，被当地社员称为“邓青天”。可是在反右倾斗争中，泸州地区却被省委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邓自力被定为四川“{zd0}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地委书记职务，下放农村劳动。紧接着省委发出了一系列恢复、巩固公共食堂的指示，并指出：“可以肯定，在县、区公社各级领导干部中都会有一些具有资产阶级立场、代表富裕农民的要求，热心搞资本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应该坚决地把他们揭发出来，进行批判，进一步纯洁党的各级领导核心，以便在干部中彻底纠正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农村的困难。

再如自留地是合作化时期土地入社后留给社员的“小自由”，自留地种什么作物，是自用还是出售，均由社员决定。人民公社化后，在“一大二公”思想的指导下，社员的自留地、私有牲畜、屋基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困难发生后，全国许多地区又全部或大部将自留地划归社员个人。这对缓解群众生活困难、顺利度过饥荒起了不小作用。早在1959年5月，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中就提出允许社员私人养猪，可以给社员恢复一部分自留地。而四川在转发这个《指示》时却指出：“一般即可不必再恢复自留地了。如果恢复自留地，就会影响公共食堂的巩固。”这种不给社员恢复自留地的做法在四川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直到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达数月后，四川基本上仍不贯彻落实，一直到1961年7月，省委在正式发出“不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后，才于当年8月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社员自留地划拨情况的检查报告》中对社员“没有划够的应立即按规定补足。”自留地被群众称为“救命地”。四川在恢复自留地问题时间上拖的时间太长，导致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

四川还搞了个“查粮食、反瞒产”的运动。1960年冬，正当粮食紧张。矛盾重重时，苍溪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查粮食、反瞒产”的工作。省委于10月下旬批转这个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其它地区应仿照苍溪县委的做法，把‘四粮’（征购、口粮、种子、饲料）落实”。报告下发后，有地地区就给一些基层干部甚至部分社员加上“私分”的罪名，到他们家时进行搜查；有的地方甚至因此逼出人命。1960年9月，四川又搞了个“粮票作废”，共作废粮票四千八百万公斤。此举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以致川内怨声载道。

1961年，中共四川省委指派几位领导同志到重灾区梁平县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当代四川实录》书中也收录了他们当时在梁平的回忆。“我们下去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浮肿病人。下边的干部并不像上边的领导同志那样，忌讳说没有粮食，饿死人，是给我们说实话的，包括县委书记徐海清，并没有向我隐瞒实际情况。他领着我去看了一个最严重的村子。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都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他还领我们去看了肿病医院，干瘦的多，肿了以后就干瘦。”    “三年自然灾害”中四川到底死了多少人？因为官方对此一直三缄其口，所以无法得到xx的数字，但也可以根据其它有关资料失算出来。按《当代四川实录》记载，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了各市、地、州分别按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附有一个各地区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文件中记载，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60年比57年四川人口净减近1000万。书中还说，实际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四川人口净减数还不止此，因为1957年到1960年还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以此而言，四川荣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省”榜首，应是毫无悬念的。当然也有一些数据比上述数据少，如陈振寰的谈话中说是461万。其实就是按这个数字，461万具白骨也是个相当可怕的数字。

当年四川调粮，把责任xx归于李井泉一人似乎不够公道，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川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做出了{zd0}的牺牲，才保住了京、津、沪这些要害城市，这是我们四川人民的骄傲，也是我们川人对北京人和上海人的恩德。当年搬运外调粮的民工，宁肯自己饿死也不敢动自己搬运的粮食（如今可能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正是我们四川人的牺牲，才救了众多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命。只是当年四川人用自己生命保住的北京人、上海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还记不记得我们四川当年这份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