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说共识。这个共识非常值得推敲，起码说明了这样几点。

　　其一、贪官太多，多如过江之鲫。早先几年，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一个队列，全部杀掉会冤枉好人，隔一个杀一个大抵不错。现在，人们对这样的黑色幽默似乎都全然失去了兴趣——有人直接站出来，真的拿起刀枪实行杀戮了!官民对立，官员队伍的丧失起码的公信力以及实际上存在的官员队伍的贪腐，已成为不需证实的社会常识。被双规、抓捕的贪官与分配{dj1}、处处特权、三公消费、灰色回扣乃至家国私有、利益集团的金融、证券、资源、能源、农产品卖国，实则已雌雄连体、伯仲难分，亦已由于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牵涉人数多而曝光于天下、不治于天下，依然横行于天下。与此相对应的，是民众之众多。别忘了，贪官人数再多，也是多不过民众的——船上的人心都黑了，船下的水还是清的;水载孤舟，一片汪洋。如此，还指望黑白颠倒、强力镇压的手段与行径，恐怕已很难奏效了。贪官的治理与贪官的层出不穷，很像是中药治癌症，药倒是天天喝，可癌细胞的发展速度惊人，且传染性极强，形同黑死飓风。不行休克疗法，不硬着陆，还指望和风细雨、软着陆，不声不响、不疼不痒，指望着这样的好事总落在头上，也算是冬行春梦吧!

　　其二、贪官太可恨，已引起了全民公愤。客观而言，杀贪官的言行，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自卫——若不是一些地方的官员在野蛮暴力拆迁以及与民众发生冲突时大开杀戒，直接把民众当成了横扫、铲除的对象，手段残忍、凶恶的直接导火索;若不是一些地方的官员利令智昏、赶尽杀绝，但凡留给民众一条生路，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民不与官斗的民众，是断不会以生命的代价去践行一个空泛的道德律令的，这不是民众该有的生命、生存状态。这无疑又在重演中国历史上轮回、循环的一幕又一幕——历次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农民生命的将死而求生，反正横竖都是一个死，我就先让你死、先和你一起死死看。说穿了，这是恶政、虐政以及极度的非仁政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就是把人变成兽，困兽犹斗，兔子咬人。可以说，若一些地方的恶政、虐政不停，仁政不施，很难说会出现什么{zj2}性的结果。

　　其三、面对贪官，法治业已失效。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贪官的出现都不可避免。一个标榜或实际上施行法治的社会，是不会允许贪官的长期以往、恣行无忌的。起码的、基本的法治工具、法治条例，都可以置贪官于死地，都可以防止、制止贪官的大面积、大范围出现，贪官断不至成为主流。现在的问题是，当法治起初乏力、继之无力、{zh1}同流合污、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时，法治确乎成了熄火的战车，徒有其名，且时常明里暗里地迸发出发作用力，助长贪腐做大做强，没有{zd0}，只有更大;没有最强，只有更强。这样的法治，又怎么让人不绝望?如此，民众的共识，只有以暴制暴、以死换死亦丝毫不值得奇怪了。民众的非理性、无奈却有效的共识替代法治，是法治的悲哀，也是民众与社会的悲哀。

　　其四、面对贪官，组织行政业已失效。任何一个组织、行政单位的存在，口头标榜与实际目的，都不应该是贪腐，都应该有一个正常的、整饬的、建设性的姿态与速率;都会有或大或小的自我修复、调整机制。贪官只是组织、行政肌体的一个个零件，零件坏掉了，拿掉就是了。现在的情形是，贪官在组织、行政单位中，已然不是零件，而是足以驾驭、涵盖其运作的全部，则这样的组织、行政单位的失灵、失效，亦实属必然。必然的结果，就是级级传导，级级失灵失效。

　　一个被贪腐充斥、贪官盛行的社会、一个社会肌体全面溃败的社会、一个一切良性、建设性、理性言行、举措皆被边缘化、狗屁化的社会，无疑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一个社会、组织的民众被非理性的狂潮覆盖、杀戮声四起、咬牙切齿的仇恨、报复欲只有通过生命的消逝来实现，则所有这些，更昭示着边际无度的灭顶之灾!与其说发明“盛世”之说是一个谄媚、一个大马屁，莫如说是一个可怕而无耻的“阴谋”——利益集团假“特色”借口的掩耳盗铃、逆文明潮流之一意孤行，借助的就是这样一针xx剂、兴奋剂。遗憾的是，稍许清醒、冷静之时，杀声已四起。

　　平复“盛世”危机，其实很简单——回溯、反制上述几点即可奏效。比如减少贪官、莫让贪官疯狂、真正恢复法治的力量以及组织、行政的力量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回复正常、回复人性、回复生命。别说你有心杀贼，无力回天。那都是贪官自家给历史做做样子的。

　　谁拿出如此负责任的、真实有效而简单刚性的举措，谁就是新科的时代枭雄。（原文:凯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