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打来了电话，说是他们找到了一辆自行车，报了车主的日文名字，并告知自行车的注册地点就是我们新华社东京分社的所在地，并约好要将自行车送过来。
　　放下电话，我思索良久，想起来了，大约八九年前在我上一任驻东京时，有一位老同事就是xx提及的名字。这位同事现已退休，当时他在东京驻在时其女儿也在这里留学。莫不是他买的自行车后来结束任期回国后将车留给了女儿？可是他女儿早已大学毕业回国。那么，这自行车是什么时候丢的，xx又是如何捡到的呢？
　　几天以后，两位xx开着面包车送自行车来了。据xx讲，他们在夜间巡查时碰到一位只身来日本旅游的美国青年当时骑着这辆车。这个美国小伙子是如何弄得的这辆自行车xx没有透露（也许这也属于隐私吧），但他不该在夜里骑它上街，更倒霉的是他碰到了xx。骑来路不明的自行车（包括捡到的）属于犯罪行为，美国小伙儿为此有了一次不良记录。
　　因为还有相关手续要办，我们把xx请进会客室。一阵寒暄后，xx问：“作为失主一方你们是否原谅这位美国青年？”
　　“原谅如何？不原谅又如何？”
　　“如失主原谅的话，在原谅书上签字，那位美国青年在悔过书上签字。这个事件就此了解。”
　　“不原谅的话，警方将向法院起诉他，由法院作出判决。”
　　我没有理由与这位倒霉的美国青年过不去，在原谅书上签了字。据说，像这样的事在日本属于轻犯罪，写悔过书也好，由法院作出判决也好，最终都严重不到哪去，当事者吃一堑，强化了一次遵纪守法的观念，对本人基本没有什么影响，有的只是一次不良记录。但是，如果不是初犯而是再犯，仅仅写悔过书是通不过的。
　　xx将自行车从面包车上卸下来，说：“这车骑起来没有问题。”一辆至少八九年前的旧自行车，车闸、车铃等完好，轮胎里充满了气。
　　我问：“这车还能值多少钱？”
　　“大概两千日元吧。”xx向我们告别。
　　两千日元，在日本人的金钱概念中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花二十元人民币。可xx为归还这台自行车，履行相关手续所付出的劳作可远远不止两千日元。
　　记得十八九年前我首任赴东京做记者时，也有过一次夜间骑自行车被xx盘查的经历。在日本夜间骑车不开车灯遭盘查的概率相当高，而往往在日外国人又没有这个习惯。我当时就没有开车灯。
　　“这车是您的吗？”
　　“不是，是我们单位的。”
　　“你们单位的领导知道这辆车的来历吗？”
　　“大概不知道，因为我们社长来这里任职时这车大概就已存在了吧。”我说。新华社驻外记者大都是三四年一个任期轮换。
　　一会儿工夫，xx查明这车是一位旅日华侨早年注册登记的。在看过我的身份证明、排除我有不轨行为后，xx放行，并嘱咐我要开车灯，这样夜间骑车安全。
　　多少年过去了，我对日本警方在记录方面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以及需要时马上就能查找得到仍感到惊讶。
　　二、退回的交通违章罚款
　　泼出去的水是难以收回来的，交出去的违章罚款又被退了回来真让人有点意想不到。我的同事，一位年轻记者在日工作期间就曾真正体会了一次如此般的“意想不到”。
　　那是２００５年元旦发生的事，同事陈锐遭遇了如下的经历：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新年{dy}天，我却碰上了一桩‘倒霉’事情。我开的车被日本xx出示‘黄牌’罚款一万五千日元，驾照被扣罚两点。可没想到时隔１０天，被罚的一万五千日元和两点又失而复得，让我真正体会了一回‘意想不到’，那么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日本新年通常都卖‘福袋’，就是把超值的商品放在密封的袋子里以极其优惠价格出售给消费者，既喜气又有神秘兴奋感，通常新年头几天‘福袋’都能创下惊人的销售业绩。我当时正在构思一篇《日本的‘福袋’经济》稿子，于是就在新年的{dy}天外出采访了。
　　当我来到日本有乐町１丁目，见前面有一大群人排长队在一家服装店门口等候{qg}‘福袋’，于是我就在有乐町车站前的一条路上将车停在左侧距红绿灯７米多远的路边。没想到等我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回到停车处时发现汽车反光镜上挂了一张带锁的塑料‘黄牌’，上面写着发放‘黄牌’的是丸之内xx署，被挂车逆向停车违反交规，几月几日几点被锁，要求被挂‘黄牌’的车主前往xx署说明情况。我一看既吃惊意外又有点忐忑不安，意外的是根本没有想到原来自己认为停的没有错的地方竟然是逆向停车，也没有见到有单行的标志呀。不安的是被挂‘黄牌’通常都要被处罚，罚款或扣分。但接到了‘黄牌’，就不得不前往xx署说明情况。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丸之内xx署，xx礼貌地接待了我，虽然我说明我没看到有单行线的标志，但还是明确表示我是逆向违章停车属于违反法规，因此我车上的‘禁止停驻车除外证明’无效。也许是长年以来形成的见到xx怵三分的心理吧，我虽然觉得有点冤，还表示下不为例，问是否能够不处理，但xx还是表示要依法办事。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太坚持自己的观点，只好认了。随即xx给我开了一万五千日元的罚单，并限期交付，还扣了我两点。
　　新年{dy}天就遭遇这样的事，心里自然不舒服，觉得没有运气，所以好几天闷闷不乐。大约过了１０天，就在我已经不再想这件事的时候，没想到{yt}晚上突然接到一个日本陌生人的电话，一听是丸之内xx署一个xx打的，顿时我心里一阵吃惊，更多的是紧张。xx找来一定没好事，难道那件事情还没完吗？还要追加处罚吗？又是一阵忐忑不安听完对方的话，我才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这个xx语气非常礼貌非常客气，而且不断向我道歉，说是上次对我的处罚有误，我并没有停错车，并表示将要处罚撤销，还回罚款，撤销罚点。xx认错了，发现错误及时谦虚地认错还真让人生气不起来。”
　　三、办事认真的xx　　
　　执行开道任务的京都xx。冮冶摄
　　日本xx办事是认真的，就是认错也认真得让你很感动。当然，执法起来，通常很少有通融的余地。如违反交通规则被xx抓住，{zh0}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听从，你可以让xx给你讲清楚你错在哪里，充分阐述你的理由，但不要心存侥幸而过分争辩。xx抓你，一般都有充足的证据，是经得起上法庭的。年轻记者小钟一次外出采访违犯交规被xx罚款，心有不服，表示要上法庭弄个究竟。我凭着以往的经验劝他，算了吧，无外乎我们交些罚款，如上法庭还要搭上功夫。你想，在交通规则这个大的领域，交警人家那是专业，你是业余，xx如在法庭上输给你，人家还能吃这碗饭吗？
　　不过，确实也有过一次非常"幸运"的经历。大概在２００4年春夏的{yt}，我和分社司机小党外出办事，在东京湾漂亮的彩虹大桥上被骑着白摩托车、身着水蓝色警服、头戴白头盔的交警追了上来。原来在我们聊得正兴头上，时速超过了８０公里（桥上限速５０公里），我们将车停靠在路边，乖乖地等着xx开罚单。可是，由于小党不懂日语事情出现了转机。xx质问小党拿着日本驾照为何不懂日语？这给了我充分说话的机会。我告诉xx，我们是新华社派驻日本的报道机构，我们的司机是用中国的驾照在这里经过中文笔试和路考换的本等等，好像还挟谈了一些中日间的话题。我的解释使xx的口气缓和了许多。新华社在日本知名度很高，有点教育背景的人都知道，不得不说人家还很认同我们这块官方通讯社的牌子（这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略有不同）。{zh1}，这位对华很友好的xx收起了罚单，告诉我们这次给予"警告"。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们这么多年来{wy}碰到的一次。
　　遇到违规被罚的倒霉事，发火是没有用的，强词夺理更是不可取的，亮出自认为很尊贵的记者身份是否会增加对方的反感不好说，起码于事无补。xx偏不认同你职业范围以外的"特权"。
　　对许多来日常驻的中国人来说，换取日本驾照也是一个不大不小上的"坎"。当然，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驾照不成问题，我官方在人家那里都有样本备案。难就难在一些中小城市颁发的驾照上，或许存在规格上或程序上的问题，常常遭到拒受。xx在审核时细致而认真，从纸纹的图案方向、年检的日期等等细节都会找出破绽。有问题的驾照在这里恐怕很难蒙混过关。早些年听说驻日机构一工作人员在换驾照时被拒受了一本后又拿出了另外一本，这在今天的中国都已是不可思议的事。一位中国同行在换驾照时被告知：以你的身份我们不怀疑你的驾照有问题，但与你们国家提供的样本不一致，你可以到中国大使馆开具证明，证明你的驾照无问题。xx竟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
　　开着迷你小警车，穿着潇洒漂亮的制服，专门查处违章停驻车的女交警可谓是东京街头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可是，尽管这些说起话来和声细语，看上去很好说话的女交警，实则你很难撼动她们执法的决心。一次去xx署办理违章停车罚款手续，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女警官，看上去很和蔼。我把我倒霉停车被罚的事向她述说了一遍，她也流露出对你遭遇的些许同情，似乎你被罚得很冤。可是，{zh1}她会告诉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让你很难把一肚子的怨气撒到她身上。
　　一次，从国会采访开车出来，我被一个年轻的xx拦住。原来我忘记了系安全带。xx很客气，跟我说了好多诸如安全方面的事，特别是说到你的安全不仅是你一个人的事、会连累你的家人，让他们为你而牵挂时，真让你动容。你还能感到驾照被罚点冤枉吗？
　　东京的大街小巷，道路大都有时速限制的。路况好时，超速十公里八公里的也算不了什么，反正随车流走一般是不会被抓的。可是，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在路面上警车是最遵守交通规则的，堪称模范，不是在执行任务时，警车一般都坚守时速。东京湾上的彩虹大桥，往来车辆如梭，桥面宽净平缓，视野敞亮，车辆大都在时速七八十公里。一次忽然发现整个车流都很缓慢，原来一辆警车在前面坚守着限速五十公里行驶着。在单车道上，超越一辆自行车，警车也要打"过障碍物"的侧蹦灯，遵守交通规则做到如此一丝不苟的程度，让你不得不佩服。执法者的带头作用不是说在嘴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上。除非追查违章者等执行紧急任务时，警车在路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
　　一位xx告诉记者，他开车违章也要被罚的。
　　四、妙用"双蹦灯" 营造和谐行车氛围
　　
　　 东京据说拥有８００万辆车，２０年前也曾堵车堵得很厉害，可现在并不怎么堵了。冮冶摄于东京新宿
　　我第二次常驻日本是从１９９５年６月开始的，从结束{dy}任任期时隔不到三年又回到了东京。驾车出行发现，驾校教科书上用于临时停车的"双蹦灯"在当时有了新的妙用，作为表示"谢谢"的行车用语在迅速流行。
　　我曾问过在日本公司工作的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这一方便易行的行车用语是如何流行起来的？虽没有得到十分确切的回答，但他说好像始于一个电视广告，汽车驶过后，车尾部的双蹦灯像眼睛一样闪了两下，对后车致以谢意。
　　今天的日本，几乎没有一位司机不理会或不会使用这一方便行车用语的，闪两下"双蹦灯"向为您让路的后车致谢，大家约定成俗。
　　想想看，在交通拥挤的高峰期，大家都在驱车赶路，您打了并线灯并了进来，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后车的行速，以这种简便的方式（因为在车行进中您没有余暇打开车窗向人家摆摆手致谢）谢谢对方，人家内心中会感到一丝温馨，一丝惬意。路面上，行车顺畅，气氛融融。
　　当然，前提是对方要理会这一行车用语。
　　在北京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上，一位在高校任教的女同学抱怨：打了并线灯，后车反而紧踩油门提速不让你进来。干脆，不打并线灯，趁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图插进来反而容易并线。
　　"后车不'嘀'你才怪，"我说。不过在北京开车，常常能碰到像我这位女同学的驾驶者，不打并线灯就斜插进来的事。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新华社一位社领导带队考察日本。四五天过后，这位社领导对我说，在街上竟然没有听到一声汽车鸣笛。
　　相比而言，日本的街上确实要安静许多，汽车鸣笛很少，大家礼让行车。但也并非{jd1}，偶尔还是有一些出租车或性急者对你车开得很"肉"或很鲁莽给予鸣笛的。
　　有一次，我跟车与一位年轻记者同时出行。这位在北京练就了一身高超并线本领的年轻人简直见缝插针般地在有序行进的车流中并来并去，非常扎眼，让我跟车跟得很苦。无奈，我告诉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另一名记者打手机给前车：规规矩矩地跟着车流走！
　　记得在日本驾校学车那会儿，教官在讲授不必要的超车、并线危险性时举过这么一个例子，好像从名古屋到东京３００多公里，两辆车同时走高速公路，一辆遇车就超，一辆按正常规定的时速跟着车流行进，{zh1}没有相差几十分钟。有时为了这几分钟、几十分钟，所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是截然不同的。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快速跑入汽车社会，中国人有了自家车！
　　路面车多了，交通堵塞了，停车没有位置了，出行反而比自行车时代更受限了，情绪变得越发焦躁了。
　　行车，在汽车的海洋里，我们虽不谋面，但您的行车习惯让我对您的性情乃至涵养略察一二。行车，如同人与人交往，相互间有理解、有包容、更有对他人的尊重。
　　有时，也会有温馨的提示。
　　一次在日本开车，后车赶了上来，司机降下车窗冲我说了什么，我当时还没有理会，过后发现他可能在善意地提示我：车后门没有关好。
　　五、手机服务商的退款来函 　　 　　 东京迪斯尼乐园开园２６年来长盛不衰，２００１年９月在这座主题乐园旁边又建起一座东京迪斯尼海洋公园，图为园内清洁工在清扫作业。冮冶摄
　　接到一封手机服务商的退款来函，上面用红字体印刷着"重要"、"亲启"等字样，还有一行提醒你函中内容的红字体"料金返还之案内"（费用退还之说明）。
　　单就说这个信封就很讲究，上面有两个透明玻璃纸封盖的大小窗口，从大窗口可以看到里面纸上印刷着收信人的地址及姓名，小窗口里透露的信息更多，有发信人的地址、公司名、公司内具体担当部门及电话等，这一大一小窗口就可以看出把收信人摆在什么位置上。
　　打开信封，张纸上的最上端，就是你刚才从大小窗口看到的信息，想想看，你必须把这部分折叠准确到位，方能在大小窗口xx展现出来。在纸的上端两侧该折叠的地方各有一条小黑线，比照这相对的两条小黑线折叠就很容易折叠到位了。
　　再看看内容，首先是对您平日利用该公司的服务表示感谢之类的客套话，之后就是告诉您哪年哪月多收了您的信息服务费，烦请您指定银行账户，填上必要的信息，然后沿虚线剪下，用随信封寄去的另一个免贴邮资、收信人地址和公司担当部门都印刷好的信封再寄回去。如果你想用被多收的费用冲抵接下来发生的费用，那么你在"备考栏"注明，具体要求如何如何。
　　手机服务商把一切因退款给您带来的麻烦大概都想到了，并{zd0}限度地把复杂的手续程序化，尽可能减少给您带来麻烦。
　　手机运营商这次究竟多收了多少钱呢？３日元，相当于人民币两毛钱。在东京乘坐最近一段距离的地铁票需要１２０日元。没有人会认为这３日元值得退还。从退款的手续成本看，材料工本、往返邮资、再加上人工费，少说也得三五百日元。
　　３日元退款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小题大做的，甚至是不会被理会的，但３日元退款反映出的是一种健全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管理制度，体现出的是一种诚信，给人一种放心。有如此完善的退款程序，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被多收的３００日元、３０００日元、３万日元退不回来。
　　这３日元究竟是怎么多收的呢？在来函中有一栏"退款事由详细"，记载着如下原因：在{dj2}信息短信中有一条天气的短信没有发送好。
　　我们享受手机短信服务，每天可能接收到很多条短信，谁能知道在哪个特定的时间有哪条天气预报没有收到吗？但服务商知道这套服务系统在哪个时间段曾出现故障，那么你在那个特定时间内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到的服务，就不能收取费用，既然收了，就该按程序退款。
　　在看不见的地方日本人做得如此仔细认真不能不让人折服。
　　当然，谁都不会为了这３日元在回执上填上银行帐号，再装到回信用的信封里，走出几百米投入信箱中，除非你想较较真儿。
　　可是，就因为这已被纳入退款程序的３日元，３个月内我们接到３封同样的来函。
　　制度有时是僵化的，但的确是能够让人放心的一种保证。
　　六、三张伪造电话卡引来的“灾难”　　
　　成人节——男女孩走向社会的起点 冮冶摄
　　２００４年４月的{yt}，留学生S君在涩谷从一个“老外”手里花１０００日元买了三张电话卡。通常像这样额度的电话卡１０００日元一张，三张要花３０００日元，无疑S君买的是伪造的电话卡，并且心知肚明，只是为了省点钱，贪点小便宜而已。因为这种伪造卡可以像真卡一样使用。在当时的东京繁华街头上，常能碰到兜售这种伪造卡的“老外”，向过往行人问：“要电话卡吗？”S君当时也没有太多想有什么不妥，或许他还看见过周围的人在使用这种卡。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S君悔恨终生。６天后，S君在多庆屋一带购物时遭遇了xx的盘查。在查看身份证时xx发现了S君钱包中的这三张还没有使用的伪造卡。接着，灾难降临S君的头上，他在拘留所里被关了５０天，{zh1}以“持有非法磁性卡”的罪名被起诉，并被法院判处监禁一年，缓期三年执行。当时年仅２３岁的S君正在千叶县一所大学读大二，是个非常老实勤奋的学生，在校表现也不错。S君被判了刑恐怕学业要完不成了，这急坏了他的一位在日有永住权的姨Y女士。Y女士动员了所有在日本和在国内的亲朋好友，并找几位日本朋友联名担保，向法务省递交陈述状，希望通过疏通关系改变法院的判决，能让S君把学上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Y女士，对S君的遭遇深感同情。出身于普通家庭的S君是个独生子，父母拿出多年的积蓄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望子成龙，可没有想到……
　　为此，我特意咨询了在日华人法律顾问。据我所知，还有很多人和有关方面为此做了相当的努力，但最终都无济于事。果然，没过多久，东京出入境管理局召见S君，并通知他离境。
　　这件事对谁说谁（包括日本朋友）都为S君感到遗憾，并对他报以同情，只有“法律”以及执法者“无动于衷”，让人望而却步。过去，我们通常知道生产、销售和使用伪造证券等属于违法犯罪，还头一次碰到因区区三张伪造电话卡，并且还不是“在使用中”而只是“持有”就被过堂问罪。一位在使馆领事部工作的朋友有一次在与我议论这件事时说了这么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常常认为日本人遵纪守法，素质高，其实那是被‘严管’出来的。”
　　教育在普遍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的作用固然应予以肯定，但法律对于长期形成一个国家的国民性的强制性作用也不容忽视。
　　在日本，看不到盗版的影视音乐作品及电脑软件等侵犯著作权类的产品（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范围），用“干净”二字来形容并不过分。对使用和持有非法产品能实施以如此严厉的惩处，有谁还敢为区区小利而铤而走险呢！从根上切断盗版及伪造产品的利益链，这或许是打击生产这类非法产品的xxx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