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吾
日前，翻读来自上海的《新民晚报》，看到退休的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在2010年5月26日的该报副刊《夜光杯》上的文章：《21棉》。由于自己也在上海纺织行业干过，又和赵兰英有过一面之交，知道她在当新华社记者时，跑的是纺织、文化这一条线，于是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读完，甚为她笔底下xx期间的上海纺织工人的主人翁精神感动，这里摘录几段，以飨网友。
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是荣氏家族在上海创办的{dy}家棉纺织厂，当年有六千多工人，是上海乃至中国最早的现代纺织企业之一。
“今天，50岁以上的人，也许都记得，在他们的青春时期，{zd0}的希望是进入国营大型企业工作，男生进钢铁厂、造船厂，女生入纺织厂、仪表厂。1968年9月，66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到电力、商业部门工作的同学，看到那些分到纺织、钢铁等大型企业的同学，还眼红。1971年，推荐优秀青年进大学。那时，复旦大学搞教学改革，有一支队伍正在21棉搞调研。加工车间一位叫江丽琴的青年女工很出挑，学校老师希望她进大学。可是，江丽琴的父母却不同意，说，上大学干什么？没有什么比在大企业工作更好的了。可以说，那时的工人队伍素质相当高，拥有各类人才。”（读到这里，我为赵兰英捏了一把汗，能这么为xx评功牌好吗？）
“几十年来，（21棉因应改革，在1986年关闭。------笔者注）这里不断有作家深入生活，有大学生蹲点，有机关干部搞调研。21棉的人，也算是见多识广的。工厂有文艺小分队，有工人夜校等等。年轻的、年长的，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赵兰英胆子够大。多少人控诉当年是精神压抑、左倾泛滥、一片萧杀。）
“多少年来，工厂隆隆的机器声，没有停过。即使是在xx中，也没有。（不是说当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吗？赵兰英会否记错？------笔者注）相反，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布机车间的挡车女工，{yt}8小时，脚不停。眼不停，手不停。工厂有规定，午饭和晚饭，可关车半小时。可是，就是这半小时，工人们也不“遵守”。谁都这样，衣服一披，跑步到食堂，扒下几口饭，又跑步到车间，往往十分钟、一刻钟，车又开出来了。没有一分钱奖金，又为了什么？为国家多织一寸布！”（赵兰英写的是真实的。今天那儿还有这样的工人？而当初比比皆是。）
1986年21棉关闭了，“当国家需要时，他们又一次牺牲了自己。工厂关闭，有的提早退休，有的自找工作，至今拿着1500元左右的退休工资。他们埋怨了吗？没有。但是他们伤心。” “21棉消失了。不，没有，在每个21棉职工的心里，每月的21日，中山公园门前总会聚集着一群已经白了头发的男男女女。他们是21棉的职工。”
赵兰英{zh1}深情地写道：“21棉，别人忘了，社会忘了，他们不能忘，他们是21棉人。21棉是他们心中的根。倘若，根都忘了，哪还有什么呢？（赵兰英指的仅仅是21棉吗？------笔者注）
巧的是，前{yt}也就是2010年5月25日的《新民晚报》A3版上，登载了深圳富士康又一员工xx身亡的长篇报道。报道在分析那么多“连跳”事件的原因时写道：“深圳市总工会工作人员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合把人当做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是导致员工xx的一大诱因。”
在富士康采访，“时间管理xx到秒，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压缩到极限，在这个管理理念下，员工变成一架庞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个零件，时刻保证与庞大的机器高效运转。”
今年{dy}个xx的19岁的马向前的姐姐说，“如果不加班只能拿相当于{zd1}工资的底薪。八、九百元在深圳这样的城市，连生存都很困难。”
“在富士康，员工感受不到企业的温情，也体味不到同事的关爱，遭受挫折，只能自己扛。沉重的工作压力，加上严酷的体罚和责骂式管理，一些人扛不住了。”
“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富士康有责任，同时也有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原因之一，“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漠视。”
看了以上xx中的上海21棉 纺织厂和今天深圳富士康的文字，不知 诸君有何感想。同样在中国，xx中的上海纺织工人为了给国家多织一寸布，可以将吃饭的时间省下来，可以不要一分奖 金，这些今天讲给深圳富士康员工听，他们是绝不会相信，也决不会接受的。可就是这样的年代，我们直到今天还在彻底否定，还在无情嘲笑。同样在中国，富士康 员工今年竟有12位选择跳楼来对脚下的这块土地的永远的控诉，而黄浦江边的21棉 员工却是那么固执地年复一年地怀念过去的工作过去的生活。可就是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我们还在丑化她攻击她抹杀她。同样在中国，曾经有过的精神家园已经消失 殆尽，曾经的国家主人翁已经堕落为机器人。当我们面临厄运的到来，我们才知道失去了什么。当我们知道失去了什么，我们才发现所能做的其实已经不多。悲剧刚 刚开始，一个民族最痛苦的也许是，回头，已经晚了；朝前，不知路在何方？
谢谢赵兰英，让我们知道退休的新华社记者并不全是杨继绳；也谢谢《新民晚报》，作了如此巧妙的编排，让我们从比较中看到了过去，看到了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