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先來上一點語文課，看看各種歐洲語言裏“糖”這個字的單詞是甚麼：英文 Sugar；德文 Zucker；法文 Sucre；俄文 Caxap；義大利文 Zucchero；西班牙文 Qzucar。

它們的關係真是一目了然，一看便知其中有其共同來源，可見“糖”絕對是個外來語，而且連糖這個東西也是從外地傳入歐洲的。那麼它到底來自哪里呢？答案可以在另一種更古老的語言裏尋得，那就是古典梵文的Sokkhara了。既然糖的原產地是印度，為甚麼後來印度又會把白糖叫做Cini（中國的）呢？

剛剛去世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就是從這堆文字構成的問題出發，寫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後巨著，煌煌兩大冊的《糖史》。雖然連大陸的官方傳媒也把季先生稱做國學大師，但他實在不是，因為他做的學問是印度古代語言學，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而《糖史》就是{zj0}的見證了。

說起來，糖真是再微細再平凡不過了，平凡到我們幾乎以為它該是種打從開天闢地以來，就已經存在，而且亙古未變的東西。我們又幾乎忽略了它的滋味，以為那股慰解人心的甜是必然存在的，彷佛即使身處烈火包圍的森林，也總有上天會為我們降下點滴甘露，顯露出片段的希望，與脫離現世火宅的幻覺。

可是，糖始終是人工的成品，有其源頭，有其歷史，在幾千年的歲月裏轉變，遷移，轉化出不同的面目和形態。用這樣的眼光去看桌上一瓶白砂糖，有人會生起浪漫的浮想，滄海桑田般不可思議的浩歎，也許就為它寫一首詩。而季羨林，則要替這瓶砂糖追溯身世，出入墳典，巨細無遺地繪出一張宏大的族譜。

白糖，或者準確地說，蔗糖，印度人做得{zh0}。很久以前，他們就懂得把蔗汁煉製出不同等級的糖。例如Khanda，一種質地純淨，顏色白亮的糖，今天英文Candy的來源。製作過程到了最後階段，比Khanda更白更純的糖就出現了，它的形狀宛如砂礫，所以用砂礫的梵文Sakara命名。我們今天所知的砂糖，是兩千五百多年前印度人的發明。

中國人當然也懂得制糖，但比不上印度。而且季先生懷疑，甘蔗于中國根本是種外來植物，因為甘蔗二字可能是音譯。例如漢代文獻，甘蔗在司馬相如的筆下寫作“藷蔗”，東方朔稱之為“甘幹甘庶”，劉向的《杖銘》則以“都蔗”名之。但凡一樣物事有好幾個聲音相近寫法不同的名字，它就有可能是外頭傳進來的東西。既然甘蔗在中土的歷史不長，以蔗汁做糖的工藝也不甚完善，聽說印度那邊的糖好，中國人自然要學他們的技巧了。

所以唐太宗派人召來印度工匠，傳授製造“石蜜”的法門。所謂石蜜，其實就是Sakara。“蜜”這個字表明它不xx是幹硬的固體，還帶著柔軟的半液化的質感，有如浸過水的細砂，顯軟似泥。自此之後，中國人在做糖的技巧上才突飛猛進，越來越精，逐漸演化出今天的白砂糖。有意思的是，石蜜本來還有另一個名字，叫做“煞割令”，沒有石蜜那麼好聽也沒有石蜜那麼中國化，但卻保留了Sakara的聲音。如果歷史沒有選擇石蜜，也沒有選擇砂糖，卻讓“煞割令”沿用至今，那麼我們就能在Sugar和煞割令裏看到大家共同的巧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