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人乘车优惠出台以来，出现一些问题，引起一些议论。但是我觉得，比起我所在的广州，上海的做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和稳健。

广州比上海早六年出台老人乘车优惠政策，其优惠程度，则一下子就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具体来说，在办理老人优惠卡以后，广州市6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可以半价乘坐地铁和绝大部分公交出行；至于65岁以上的户籍老人，更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和绝大部分公共交通。

优惠政策实施以后最明显的市面情况变化，是老年人乘车数目大增。一些身体硬朗、生性好动的老人，凭着优惠卡，跑遍了城市乃至郊区郊县的许多地方，一些老人甚至几乎天天跨越市区，到听说便宜的地方去买菜。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在支付能力的约束之下谋求消费的{zd0}满足。广州彻底解除65岁以上户籍老人公交出行支付能力约束的政策，大大激励了老人的公交出行。

笔者是广州的户籍老人，但是并不赞成广州如此优惠老人乘坐公交出行，特别是高峰时段也一样提供这种优惠。不过，面对业已实施的老人乘车优惠，反过来要收缩优惠程度——比如说收缩到上海现在这样70岁才开始享受优惠的程度，那是肯定做不到的。退一步，能否只把优惠时间收缩一点，避开两个上下班高峰时段呢？也非常困难。事实上，我在2002年就写过《老人避峰乘车是双赢的制度引导》的提案，建议广州学习一些发达国家，将这种优惠限制在非高峰时段。结果，我的上述提案没有被采纳。这并不奇怪，因为一项优惠一旦出台，就会生产出一个受惠群体，已经受惠了，任何收缩都将十分困难，即使只是优惠时间的收缩。这也是经济学所谓“路径依赖”现象的一个例子。所以，我欣赏现在上海比广州保守的做法：优惠从70岁开始，工作日的优惠时段，避开上下班的客流高峰。

如果老人乘车优惠不避客流高峰，首先整个城市的运行效率会因为上下班高峰时段的拥挤而遭受相当大的损失。这种损失虽然难以计算，但是非常容易感受。城市效率的这种损失不可视而不见。年富力强的上班一族，毕竟是经济运行和社会运行的中坚。中坚的效率提高了，创造的财富增加了，社会向老年人提供优惠也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将来有可能在不损失城市效率的其他方面，向老人和其他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更多优惠。老年人应该不大有风风火火赶时刻的节目。所以，上海从制度上激励老人避峰乘车，既体现了对社会效率的xx，又体现了对老年人的爱护。这应该是双赢的制度设置，或者说至少有一点双赢的味道。

政府对于优惠老人乘车的企业，是有补偿的，问题是这种补偿往往与企业的实际负担相去甚远，比方说补偿100万元，企业的实际负担却是500万元。新近的数字显示，广州的公交企业因为现行的优待老人的政策，每年减少了数以亿计的营业收入。如果这样，要企业和司乘人员满怀喜悦衷心欢迎政府颁发的优惠政策也难，毕竟人非圣贤。于是，“享受”优惠的老人不时会遭遇白眼和其他尴尬。

有人认为，实行老人优惠以后老人遭遇的尴尬，是我们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低下的一种反映。我不这样看。相对于个人素质，制度总是{dy}位的因素，素质也有赖于制度来养成。现行制度有没有妥善照顾各方的利益，才是问题的症结。上海的优惠已经注意到为上下班高峰让路。剩下的问题，恐怕主要是补偿是否相称，以及这种补偿怎样落实到公交服务末端的司乘人员。制度设置得好，社会祥和，人们心情舒畅，社会文明和经济效率就会上一个台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把老人优惠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