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营企业家
21世纪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结束了创业求生存阶段,不再有左倾意识形态的阻挠,现阶段的问题如何面对市场经济,金融操作,国际冲击,政府干预,技术升级,企业制度,社会责任和家族继承等,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困境,将财富传下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民营企业家需要整体换代。
企业家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美国研究企业倒闭问题的学者阿乐德.曼曾指出,从3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企业倒闭的原因在管理者方面的占90%。”“在国外,企业家队伍大都是专业队伍,只有5%的企业家没有接受过专业系统的训练。而在国美的企业家只有5%接受过专业培训。”
(一) 民营企业家的历史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存在着一批企业家,从旧体系和文化中来。社会主义改造,旧一代企业家基本退出经营,交出了企业,成为食利阶层,到文化革命结束赎买政策,他们xx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遗产包括本人声望,子女禀赋和社会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恢复发扬,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 荣毅仁先生{zh1}荣升国家副主席的宝座。牟其中的父亲则是民国时期四川的银行家。香港的诸多大企业家,和5000万海外华人(有5000亿美圆资产),都起到了推动改革开放的作用。
新一代民营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
第三群是原国有企业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后“国退民进”,转型企业的一把手变成民营企业家。
第四群是在号召自主创业和科技进步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他们是高技术型人才,主要由发明家、海归人才和原跨国公司高管等等组成。掌握先进生产力或先进管理方法、受过良好教育、普遍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验是这群企业家的共同特点。
{dy}群企业家来自农村乡镇企业,带有吃苦耐劳、勤俭奋进、富裕开拓精神等等的优点,有许多是公社大队干部转化过来,或者在基层政权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城市里没有出路的人,政府顾不了,国企也顾不了,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90年代,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他们有政府工作的经验和社会关系,一部分人在价格双轨、外贸批文等方面掌握稀缺资源。有丰富资源的下海官员或者高干子弟享有特殊权利,自然很容易发财。1989年卷入“六四”的人,政治上没有了出路,1992年xxx南巡改变了政策环境,使给他们开辟了一条商业前途。这批官员和知识分子下海,是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也非常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的政治矛盾。
第三次浪潮是2000年以后,海外留学的开始回国,出现一批专家型企业家,以网络经济和新科技革命为主要内容。
(二)民营企业家的素质
民营企业家分为三种类型:{dy}种草莽型,即所受教育程度不高(见下表),个体户、生意人和农民出身,少部分从国营企业和政府部门出来,从未有过正规企业工作经历,这批人中很多民营企业家是靠胆子大、眼光准、善于投机、善于钻政策空子、善于打插边球而起家发财的。所以他们带着极强的农民意识、草莽意识、财主意识、官僚意识及封建意识,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都带着浓烈的泥土和市井气息,与现代企业精神相距甚远,没有创业精神有极强的发财情结,但有敢于冒险、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精神特点。“许多人大多只看到当前民营企业家身价亿万的风光,企业规模的庞大,赚到了多少钱等,却忽视了探究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之路的艰辛。大多民营企业家创业初期,选产品、定设备、跑客户、搞基建、抓生产,,大道企业的发展,小到和客户的谈判,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靠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打下了自己的一片江山。”
正是由于这种人员的构成,这批民营企业家存在文化素质问题,在金融,信息,知识经济时代,变成致命缺陷。
其次缺少管理技术。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民营企业家具有很强的xx心理,过于注重于财富积累,没有投资理财观念,没有对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他们独断专行、粗放管理;企业缺少制度建设,人治主义盛行;他们缺少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普遍以家族为依托,对家族内和家族外员工区别对待。
早期市场经济规则的不健全带来的机会主义,使他们缺乏道德制约,“不按套路出牌”,钻制度空子,进行恶性竞争,缺乏诚信。暴富后生活xx腐败,社会影响恶劣。
科技和管理型企业家,受过高等教育,有过正规企业工作经历。管理方式更多的是计划、控制、监督。此类企业大都是技术出身,带着极强的泰罗主义趋向
领导型企业家,有人文思想和现代企业家精神,通过人格魅力、个人感召力带动企业,其输出的不仅仅只是管理,更多的是思想辐射力和道德影响力。
第二类和第三类企业家基本与现代企业对企业家的要求一致,是我国企业家发展的方向。{dy}类企业家大约占民营企业家总数的95% 以上,第二类占总数4%,第三类只占总数1%。
(三)民营企业的弊病
一个企业一个经济体要发展都要经过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xxx笔下,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腥残暴的,欧美的资本原始积累也正是通过血腥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完成的。中国民营企业主在获得初期资金和财富积累过程中,出现违法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偷税漏税。偷税漏税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20世纪80年代,由于私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大企业很少,所以企业或个人偷税漏税的数额均比较小。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偷税漏税达上千万元的明显增多。例如,程度恩危制药有限公司1993年度用白条虚列预提费用,少缴税款223.81万元;1994年和1995年有部分外销产品未入帐作销售处理,少缴税款171.26万元,两项合计395.07万元。税法规定,上述行为属于偷税,除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外,还要处以所偷税款1倍的罚款。对折价公司再1998年提出要求税务机关重新核实其偷税数额的情况下,再次做假账隐匿收入,偷税126.72万元,处以3倍的罚款。在检查过程中,又清理出欠税1163.06万元,追缴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3.12万元,追缴应补交印花税及罚款35.27万元。几年时间,恩威集团公司涉税案数额达1亿多元。再如1997年发生的深圳宝日税案,不仅是偷税大案,也是一个抗税要案。税务部门通过银行扣款、拍卖公司财产(汽车等)加上公司缴纳的100万元税款和200万元保证金,共向公司追缴了1900多万元税款入库。但宝日公司仍欠所偷税款5100万元、滞纳金4884万元、罚款2468万元,合计约1.2亿元。
(2)制xxxx冒伪劣商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从农业生产的假农具、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到人们生活用品的假大米、假食品、假烟、假酒、假服装、假鞋等;从工业生产的假刚才、家水泥、假石油等。2001年国家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整治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专项斗争,加大了执法力度,集中处理一批典型案件及大案重案,取得了显著成绩。2001年全年共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案件163422间,比2000年同期增加54472间,增长50%;案值21.08亿元,比2000年同期增长23.92%;罚没金额4.34亿元,比2000年同期增长64.04%。从违法主体看,个体工商户、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仍然是制造销售伪劣商品的三大主体。在立案查处的假冒伪劣案件中,主要有个体工商户98818件,集体企业9417件,私营企业9071件,上述三类案件总计117306件,占案件总数的71.78%,其中,以个体工商户最为突出,占案件总数的60.47%。
(3)吞噬国有资产。一般来说多数改制的国有企业,改制后原企业法人变成了民营或私营企业法人,隐瞒、虚增债务或销减实有资产的可能性在所难免。主管部门对改制企业审查不严或授意审查部门不认真负责,通过表面上既客观合理的途径,使大量国有资产在“合理合法”借口的掩盖下划进个人账户。有的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以低评估给企业留后劲为目的,向资产评估机构提供虚假资料,甚至与资产评估机构串通xx,造成国有资产评估不实;一些评估人员受自身利益驱动,急功近利,盲目迎合被改制企业或其他改制当事人的利益,人为地低估资产价值;评估机构为多做项目,自行组织非专业人员参与评估,致使业务水平低下导致评估结果失实;有些评估人员以挤干企业“水分”为名,不究其原因,不履行报批手续,任意核销财产损失和应收账款;有的评估人员不将国有土地使用权等资产统一作价入股;有的评估机构和人员保护无形资产的观念淡薄,加上缺乏相应法律制度的制约,致使评估结果失控,客观上造成了民营企业吞噬国有资产的后果。
(4)剥削劳工。
① 驱使员工长时间工作而不给加班费;
②
以种种理由任意克扣员工的工资资金。四川有个民营企业老板每到发工资前都要对手下员工进行考核,考题是他自己出的,有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连他自己也没有答案,而员工要想得全工资就必须得到一百分,否则按得分比例得工资。这样的考试自然没人能得一百分,于是每月老板就会名正言顺地扣员工工资;
③ 有些老板在拖欠员工大量工资后,卷铺盖走人。重新招兵买马;
④ 以超劳动负荷的要求制定任务,员工无法完成任务,自然拿不到全工资;
⑤
对员工实行封闭式管理,剥夺人生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更没有办法向企业理论工资了。
(5)权钱交易。民营资本是成本约束最强的资本类型之一,之所以产生,是在三个因素同时具备时的必然结果,一是资源的有限性,二是权力作为资源的分配机制,三是分配规则或秩序的不规范。而{dy},资源有限是任何社会必然存在的现象;第二,中国社会本质上是权力社会,中国经济本质上是权力经济,资源是按权力分配。一个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个人,能够获得经济资源的多少和优劣,xx是依照其与权力的关系远近而定的。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中,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因此,第二个条件大体也是具备的。第三,中国正处在转型期,资源分配的规范和秩序长期不规范。在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权钱交易(或其他形式的交易)的存在几乎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宿命。不仅民营资本可能涉及其中,在中国的外资同样也不例外,之前频发的外资公司商业贿赂案即是著例。而之所以我们少见国有资本发生权钱交易,是因为国有资本与权力有xx的血缘关系,这种交易绝大多数都被内部化了,或者交易方式和形式发生了改变。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当前社会中,与权力发生某种形式的交易(这种交易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单纯的友情),几乎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不可避免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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