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漂泊的童年

    有一首很流行的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小草。”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就注定了他一生漂泊的命运。     

    听大人讲我生下来不久日本人就占领了武汉，我们汉口的老张家便随着父亲迁移到了重庆，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逐渐迁移回南京，除父亲随着xx出川以外，我们一家人就在祖母的率领下在重庆居住下来。

   不久解放战争解放军逼近重庆，仓皇退却的国民党xx奉命毁灭山城的基础工业导致了xx的九二大火，居老人说这场火从岸上烧到了江心，烧红了重庆半边天。我们家的基本家产也在大火中毁之以尽。

我的童年的记忆是从1949年11月份开始。在重庆驶往成都的成渝公路，有一个个凌乱的车队，车中乘客大都是逃往成都避難的各地商家，或国民政府军政官员的眷属，她们和我祖母一样，要去一个日本人都打进不去的成都，躲避国共之间的战乱。祖母带着我的母亲和六岁的我、四岁岁的弟弟、两岁妹妹、及祖母的两个婆婆，一个母亲，加上小姑、两个表姑、一个丫环，坐在一辆敞蓬的大卡车中，随着滚滚的烟尘，向成都方向移动。头顶上掠过几架飞机，母亲扬起头来，目光追着飞机转，她指着头上飞过的飞机对我说：“那是你爸爸，他要到成都来看我们”。

   60年以后，我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确认了这件事情是真的，他写到“在这期间，我随从政府向重庆转进，计划向台北撤退。不过离开重庆，我搭乘行政院严锡山院长的专机，经成都时我留下来，探视由武汉避向重庆转来的家人，在成都我劝妻子扬琼和我一同出国留学，杨琼作为一个好媳妇，加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决定放弃出国的机会，我只有忍痛和母亲妻儿道别，谁知这一别竟是绝别”。

后来我得知，父亲由成都转赴上海，拒绝了蒋纬国将军对他的三个出路建议，一是到汤恩伯将军总部报到，参加保卫大上海；第二到复兴岛去跟老先生【蒋界石总统】，第三是跟他一起去台湾。父亲谢绝了蒋将军的邀请，只身赴广州进香港，绕到罗马，进入西班牙马德里，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至此一别近35年了无音信。

    父亲走后，我们寄居在爷爷的朋友冯月桥家。冯是开书店的，我们一家这被安排在成都祠當街64号，冯家已经关门歇业的图书商店的楼阁上。虽然条件差了点，但成千上万的图书，除了使我从小接触到很多好书外，书的另一个用途，是我与同年的冯家小叔冯秉强，以书构筑工事，以书做炮弹，相互打击。

由于父亲是在国民党政权崩溃时，流亡到了西班牙。使我政治上饱受歧视，成为社会中的二等儿童。我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是在饥饿与惶恐之中度过来的。由于父亲的逃亡，我是跟着奶奶张裴漱玉长大的。

奶奶是一个十分的传统而坚强的女人。由于时代的动乱变迁，她的大儿子流亡国外，大女儿和二儿子追随共产党也离开了她。她的时代给她留下的，仅是一个母亲，两个婆婆，一个女儿，两个外甥女，一个丫头，还有就是被父亲留在家的年轻媳妇和三个儿童。这是一个老的老小的小，以妇孺为主体组成的弱势群体。她以近五十的年龄，除了要应付新政权对她这个敌对阶级的压力外，还要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这个张氏家族的xxx，毫不犹豫地把三个养尊处优的太夫人，大少奶奶和各房的小姐们组织起来，开始生产自救。

   在成都市祠當街64号的住所里，终日可听到手摇纺织车的转动声。她还收废旧破布，用浆糊粘在一起，在太阳下晒干，结成一块板。然后再一层一层叠起，用穿着麻绳的针，密密麻麻缝在一起做鞋底用，这个工艺过程叫纳鞋底。鞋底做好了又一针一针地缝上鞋帮，一双手工缝制的鞋就是这样一针一线的做出来了。至今我还记得，奶奶在用铁锥锥鞋底而扎破了手，用嘴去吸出鲜血，吐出一口一口红时痛苦的神情。

    奶奶不仅是作房师傅，也是销售经理。她这个销售经理，我这个11岁的大男人，在学余与星期天，自然与奶奶一起担当起推销员的责任。当然两只瘦小的肩膀，挂上十 几双布鞋，一条街，一条街地转悠是吃力的，这大概是我年近半百后，在西班牙能每周开3000公里的车，奔波于地中海沿岸推销商品，最终能取得一点成功的根底罢。    

   过度的劳累与生活的压力，使奶奶脾气越来越暴躁。加以我的年纪，是男孩子最淘气的时候，她动不动就打人，当然我就成了{dy}对象。我到现在还记得，她毫无道理地打我嘴巴子，与用双手举起拐杖，狠命地打得我在床上翻滚哭喊地情景。当时我恨不得杀了她。然而后来我无限地感激她。说实话，如果没她的严加管教，我可能与我家的亲戚，乔尚伦将军的两个孩子钢蛋、铁蛋一样，小小的年龄便进了监狱。

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暴力的教育方式，造成了我从小对暴力的恐惧。当时我一听见她的呵斥，便浑身发抖。我在中学时代曾写下这样的句子：“天生我来没父母，悲惨疼痛泪人腹。”多年的暴力的教育造成了我怯弱的性格，在强权面前我总是放弃抗争，当然软弱也使我躲开了不少灾祸。

    祖母是非常爱面子和注重社会交际的女人。由于祖父早去，她不得不以女流之身支撑一个庞大的家族。她衣着时尚，着装得体，投手举足之间，无不张扬大家庭xxx的气度。周旋在老河口商界名流之间；穿梭在大武汉军政要员府中。老河口邻界，河南省曹寨雄踞一方的民团团长曹文彬，武汉市长徐惠芝中将，乔尚倫将军及其形形色色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要末是桌上牌友，要末是宴会姐妹。听最喜爱我的瘦太太[奶奶的二婆婆]讲，奶奶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在社交圈里善于察言观色左右逢源，深得大家喜欢。事实上在国民党战败撤退时，由于她坚信日本人都打不进四川，共产党也打不进川，居然有不少朋友也跟着逃进了四川省。

    解放初期，在我奶奶身边，依然围绕着一起入川的前朝遗老遗少们。奶奶依然是她们的中心精神{lx}。一直到曹文彬被捕，和曹团长的儿子曹中山从我们居住的商业街家中抓走，这个圈子才开始解体。

但是，过去的老交道还是隔天差四地过来走动。每逢有客来临，奶奶总是飞快地把向后梳理的已稀疏的头发，用水抿得发亮，笑吟吟地迎上去道：“。。。。。。我就知道你要来，还有一碟耳脆，专留着等你来呢？”

    那时后是非常贫困的时期，奶奶依然保留着好客的美德。我十岁半就小学毕业了，按照当时的规定，满十三岁才让上中学，所以我只好家休学。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就在家帮祖母纳鞋底做鞋，做好的鞋我和祖母一起上街去卖。一条街，一条街的转悠，不知当时走了多少路。有时候去妈妈工作的百货公司的仓库里帮忙，把一些破损的小商品挑选出来，以换得点生活的资助。

我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家里除了老就是妇女和小孩，全靠做手工鞋维持生计。吃的油是从卤房卤肉余下的汤中提炼出来的，菜是祖母捡回家的一些烂菜叶，然后腌成泡菜吃，并经常以豆腐渣代替主食。

有一次我在米饭里面倒点酱油和卤油吃，被祖母发现痛打一顿。还有一次我记忆挺深刻事，{yt}早上去找我的一个同学一起去上学，在他家的厨房里我看到有一碗炒豆子，就赶紧抓了几个放进嘴里，我还没来得咽下同学就过来了，为了不被他发现，从他家到学校半个多小时，我都没敢嚼一下，到了学校后，我跑进厕所里面才嚼嚼把豆子给吃了。

    家境虽说十分贫苦，但奶奶对一家大小在外的著衣要求是很严格的，虽说有“新三年，旧三年，补补链链又三年”的家讯，但从老张家走出去的老少，依然保留着大家庭成员的气度。

十三岁我上了中学，十五岁开始大炼钢铁大跃进的时代，接着全国陷入了大饥饿之中。当时我上的那所中学是寄宿的。学校里有个学生因饥饿所迫，就制xx饭票，后来被学校领导发现，就把他给开除了。

由于是身体成长期，副食品供应极其缺乏，更不要说肉类与油类的补给。每月12公斤大米，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学生们整日都处于饥饿状态，我和同学们就把盐炒一炒，带到课堂里，饿极了就舔舔盐充饥。

当时正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疯狂时代，学校，街道，机关，厂矿，到处都是用砖与黄土堆砌的土炼钢炉，人们疯狂的把钢铁制品，扔进炉膛，把砍伐的树木，毁坏的木制家具，投进红红的火苗中，等待那些钢铁制品，融成一块块黑不留丘的“抽象派的艺术品”后，取几块宝贝放在红布或红纸上，然后，这些身穿灰色或黑色衣服的人群，像灰黑混合的河流，在锣鼓喧天声中向目的地涌去，忽然，人群中向上伸出无数黑灰色的臂膀，伴着歇嘶底里的口号声狂舞。。。。。。

    我和他们一样从这中历史的河流中淌过来。我老在思索，人群和我在那个时代追求什么？仿佛到今天我才清醒的意识到：人们在追求专制者赏赐的荣誉。而这荣誉的背后，有时是一张生霉的面饼；有时却是官票——得以奴役他人的许可证。共和国的这批老人，这批老共产党人，都是踏着专制者的军鼓鼓点走过来的，难怪在xx以后，包括很多老共产党人，最终成为鼓噪建立“民主，法制，自由，平等，人权社会的”斗士。

    大炼钢铁的风暴也席卷了象我们这些还没成年的少年儿童。面对饥饿的孩子们，还要应对学校还规定了指标，到社会上寻找废旧钢铁。说是废旧钢铁，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家庭，为了完成单位下达的定额，开始砸锅及收集家用金属器件上交。记得，我和同班的一个同学，在1958年的冬天，裹着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破棉衣，顶着刺骨的寒风，跑到郊区铁路机务段去检费钢铁，因路途遥远，所以带上了干粮，叫 “三合一”。“三合一”就是用麦稃，去掉玉米粒的包谷棒，加少量糙米磨成的混合粉。这些混合物被粉碎混烘干抄熟，用开水一冲即可食用。所以，我们每人还带一只洋瓷碗，冲食“三合一”粉用。我们把碗扣在头上，用一条长围巾从头顶顺两耳拉下，在颈下打个节，把饭碗固定在头顶，那种滑稽可笑的摸样，如果能留张照片到今天，肯定是一张昂贵的艺术品。

   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黑糊糊的钢箍，约摸有两尺多直径，我们两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兴奋的扑上去，用禁吃奶的力气，把那钢箍移动了两米多远，心想这会可得受表扬了。却没料到，几个带红袖章的汉子扑了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像提溜小老鼠似地，把我两人扔到他们破烂不堪的房角，硬要我们承认是小偷，加以拳打脚踢。{zh1}我们坚决不承认是小偷，而是收集废旧钢铁炼钢用，他们才把我们推出门外的冷列的风中。

   尤其滑稽的是，面对饥饿的孩子们的不满与烦躁，当时学校当局，居然请该校数学老师，时为团中央委员的郭先生，给学生们做了一个报告，报告声称：当前政府给中学生的定量，是有科学根据的，是最能满足青少年身体需要的定量。可是不久便听说，这位用伪科学欺骗孩子的大委员，也因饥饿而犯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