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一声巨响，又一个年轻
的生命悄然陨落。

在高压下迷茫，在迷茫中失
去判断力，{zh1}选择非理智
的了结——今年以来，发生
在代工巨头富士康的连续性
跳楼xx事件，已频频刺痛
外界神经。尽管如此，悲剧
仍可能继续，却没人知道下
一个跳楼者身在何处。

这究竟是富士康的罪恶，还
是富士康的悲哀？在《鄂商》
看来，那些还未盛开就匆匆
凋谢的面孔，不是他们没有
维权意识，而是他们还来不
及觉醒，就在沉睡中，梦游
一般地走向终结。

■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  执行  本刊记者 | 付小为   成正茂

《鄂商》：富士则康？

■  本刊记者 | 付小为

两年前，世界曾将目光投向富士康。只因富士康某一线工人在检测苹果手机照相功能时，忘了删掉给同事拍下的照片，英国的一位小伙意外地从新买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个东方女子甜美的笑容，欣喜地上传到网上，其后还引发了一场中国女工“勤劳美丽”的大讨论。
两年后，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富士康。这次却是富士康深陷“坠楼门”泥潭后，董事长郭台铭为澄清富士康绝非“血汗工厂”的事实，欢迎海内外媒体自由采访的结果。
短短两年，富士康，这个代工行业的雄狮如临深渊。究竟是十多名员工偶合地选择以相同的方式终结各自不太顺遂的人生把富士康拉下“神坛”，还是富士康自身的不断下沉无法自拔？
“聚才乃壮,富士则康”，此为郭台铭为富士康定位的企业精神，亦为“富士康”名字的由来。代工神话缔造了坚实的“富”与“士”。至于“康”，恐怕已定格在郭台铭低首拭汗的一刹。

看不见的天网地网

搭上鲁巷开往江夏纸坊的专线车，沿途的风景逐渐暗淡，在五彩斑斓到灰蒙的过渡完成之后，目的地——富士康武汉科技工业园即已抵达。烈日炙烤下的园区有着与气温不符的冷清肃杀。
工业园的繁盛不能从三三两两结伴而出的厂工数目推断得出，倒是厂区门口大型集装箱货车鳞次栉比地停列暗示着这家xxxx正正常而高效地运转着。
正值中午，一些佩戴厂牌的员工稀稀疏疏地从工厂侧门出入。xx的加班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好心情，不少人相约而行，有的是到邻近的摊点品尝小吃，有的则完成了一轮小型采购携伴返回，神情轻松自如。他们中有的身着印有富士康标识的蓝色T恤，有的身着黑色T恤，也有少数人身着白色T恤。从后面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只有组长以上的级别才可以穿白色T恤。将不同职位的人从着装上作简单的划分以便区别，等级森严可见一斑。
郭台铭在富士康“十一跳”发生后，专程于5月26日召开深圳富士康事件说明会，其间声称将改善富士康的硬件，要做“天网”、“地网”、“隐性网”，从天防、地防、心理防三方面护航员工安全。随后的“十二跳”给了郭台铭的“笨办法”最响亮的耳光。郭台铭没有发现，他的公司在拉下“三网”保护链之前已经被一张更大的网牢牢压覆。令人窒息的氛围让他的员工用极端的方式逃脱这张网。
提及富士康的管理严苛与自由受限，员工们几乎是众口一词。不过，身处不同岗位的员工对这种严格有不同程度的体会。具体而言，岗位与生产的关联性越强，感受越强烈。
富士康移植了战后日本工业复国的那套管理模式，近乎“管理到牙齿”。记者从员工处了解到这样的细节：寝室的鞋子必须呈一条线摆放，室内不得抽烟，并且有专人检查。对生活的管理都如此无微不至，工作细节要求的繁多就可想而知了。厂内必须穿着工服，静电鞋不得穿出生产线，作业时不得讲话，不得在厂区打架闹事，出入园区及前往园内任何地方都必须打卡。至于迟到，哪怕一分钟的迟到也记作旷工，而两次旷工就给予开除。
当问及多名上级共同责骂下级的情况时，武汉富士康某位主管这样回答记者：“科长根本不屌员工。”但这个说法在另一位生产线上工作的员工那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他眼见过全技员、线长、组长一齐责备一名女工，直到对方失声痛哭。
他们中有人交友广泛，有人因进出生产线，与室友错时上班而互不相识。这些对他们而言似乎都无所谓，能按时领到钱，趁着假日从他们眼中的偏僻地奔到城区纵情娱乐听起来更吸引人，或者至少能到附近的网吧消磨掉不多的可控时间。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身体未被疲劳侵蚀殆尽。一切休闲过后，如果还能剩下几个铜板，那就算幸福了。
对于外界就工厂纷纷扰扰的探讨与时不时的窥探，他们见怪不怪也不以为意。有人理解，有人觉得蹊跷，也有人毫无感觉。
五月初，武汉富士康开会宣布，从下月起底薪提升两百，从原来的七百提至九百。会上并没有为此作更多的说明，只是附带让员工签署了不xx协议书（含xx免责条款）。用某位员工的话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近日，厂区多了些台球、乒乓球桌，不少人兴致盎然地参与活动。通往天台的门与部分窗户已经上锁，不时有巡视人员向楼顶望去。
记者{zh1}一次与一位富士康员工联系的时候，他刚下白班，行走在夜间的厂区。通话中，时而听到背后喧哗的乐曲声。他告诉记者，厂区内新增了点歌台，安放了一块大屏幕，有意愿唱歌的人可以自行上去点歌，当晚是举办这一活动的{dy}天。

茫然与觉醒

当所有目光汇集于富士康，当不同身份立场的人都运用自己的话语权为整个事件作注脚的时候，我们竟然集体忘记了——我们不是当事人。记者为了避开主观意识的干扰，专程连线了卧底富士康28天的刘志毅（《南方xx》实习生），但他却并未用更多的言词详述外界以为的局内人观感。在他看来，富士康员工本应与我们放在同一高度，但却被遗忘了很久。“卧底”只能从不同生活的对比上解读，但真正让他们成为社会成果的享受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确实，归根结底，我们都只是局外人。
富士康是郭台铭的富士康，是富士康人的富士康，从茫然中走出的，也只能是他们自己。
在富士康员工接连坠楼的同时，广东本田员工却开始了他们的私力救济。尽管以罢工的方式争取自身的权益不是最理性的作法，但考虑到工人维权意识的觉醒，它的意义性更甚一筹，尤其是在富士康员工以自毁作对抗的对比之下。
2010年5月14日，梁超（21岁）从楼顶跳下，死亡。此为富士康“第九跳”。
2010年5月17日，南海本田数百工人因不满工资低、福利差罢工，停工{yt}损失4000万。
2010年5月21日，男工南钢（21岁）从楼顶跳下，死亡。此为富士康“第十跳”。
2010年5月21日 ，据传本田公司不会加薪，不调整员工工资待遇，两度停工。
2010年5月22日 ，本田直面“停工门”，处理“xxx”，领头维权工人遭辞退。
2010年5月24日，本田“工资门”续：本田让步，称员工每月加薪55元。
2010年5月25日，男工李海（19岁）清晨坠楼，死亡。此为富士康“十一跳”；同日，本田首次发布百字表态，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2010年5月26日，本田零部件公司工人拒绝新补贴方案；同日，郭台铭就一连串的员工跳楼事件向员工家属和社会鞠躬道歉。但此后不久，某男性坠楼，死亡，此为富士康“十二跳”。
2010年5月27日，富士康某女工割腕xx未遂；中央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深圳，调查富士康。同日，本田在华4家组装厂因工人罢工被迫暂停生产；广汽本田发表申明，承认被迫停产，称地方政府正在协调。
2010年5月31日，经劳资双方努力，据传，东风本田将于6月2日复产；广州本田也将在这周复产，不过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一名富士康离职员工在向记者讲述工人们独立地机械化生活时，说了这么一句，“几十万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当人关闭自己与外界的通路，自顾自地行走，选择时，放弃于他们而言也就相当的容易了。
本田人能够自发地反抗有一个前提条件——判断能力尚存。而走上极端的富士康人则是精神上失去判断力的浮木。其实，无论是自力抵抗还是自毁抵抗，其力量都无法与权益团体的协商议价相提并论。然而，现有工会的职能缺失却使得施救方爱莫能助，呼救方投靠无门。
本田罢工里，我们看到了工会的失声。富士康事件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计划经济时期工会{zd0}限度的关怀身影。在体制与体制的跨越间，工会的权力真空还需要更多实质的体制构建来填补，而不是大而空泛的《工会法》条款。

符号“富士康”

一时间，富士康成了广受挞伐的责难中心。富士康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公司？这样的追问一而再再而三地随着下一跳而从话题底部泛起。最终，争议导向了富士康模式的是与非。
诚然，“坠楼事件”与富士康不够人性的管理模式有关。但不能肯定，类富士康的代工厂是否未曾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否有更多的悲剧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在不能xx否定的情况下，“富士康”成为了一个代名词，它只是广大代工厂的符号。它身后背负着更大基数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样值得xx。
代工厂的发家与跨国企业的品牌化经营是同时起步的，或者说代工厂是在跨国公司的品牌化经营下诞生的。娜奥米·克莱恩在《No Logo》（拒绝商标）一书中揭示了这样的逻辑：“企业不该把有限的资源花在需要维修的工厂、会生锈的机器，抑或注定老死的员工身上。反之，他们应该集中资源，购买打造品牌专用的虚拟砖头及水泥，亦即赞助、包装、扩张、广告。”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工厂被外迁到人力成本低廉的地方，同时，品牌公司还无需为外包工厂的员工负责。这一策略大获收效后，企业于是不断地提高品牌成本，同时不断地削减外包成本，造成外包厂家的获利微薄。层层盘剥之下，到工人手中的数额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员工，他们的工作方式又沿用了自麦当劳开始为控制成本所采用的单向重复工作模式。麦当劳模式即指麦当劳的每位员工只需要做同一件事，例如一个汉堡的制作，一人负责煎猪肉，一人负责铺汉堡的A面，一人负责把煎好的肉放到A面，一人负责把B面压上。整个过程中，个人如同螺丝钉一样。由于不用xx依赖任何一个人，员工的成本可以压到{zd1}。同时，他们因无法学到全套的技能，而只能依附于现有的工作。即使有人离职，找一个替代者也很容易。
其实，富士康与其他的代工厂相比，已经给予了员工很好的待遇，甚至提供免费洗衣服务。但这样的高成本就注定需要通过高效率的工作生产更多的产品。《xxxx》引用人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采访富士康员工所作出的报告，其中，某员工的一句话即体现了这种高效，“我们非常的累，压力相当的大。我们每七秒完成一个步骤，这要求我们精力高度集中，不停地工作。我们比机器还做得快。”
富士康的N跳鞭策着代工厂的转型，也促使富士康自身加快转型。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10年5月20日，全球第三大批发零售集团麦德龙在上海宣布，在中国推出消费电子零售卖场“万得城”零售品牌，并计划2010年10月在上海开出xx门店。而它的合作伙伴，恰是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富士康。尽管富士康的此项决策xx是基于代工行业急速缩水的利润率，但三流代工企业的转身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5月11日，时值富士康跳楼备受xx的初期，郭台铭请五台山高僧为亡者做法。熟悉台湾文化的人可以理解港台的宗教信仰至深，并不会怀疑郭董的良苦用心。但如同此事激起层层涟漪反响不断一样，富士康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多少是固守冷漠的企业文化所致？答案不言自明。

他从富士康来

■  本刊记者 | 付小为

在他们进富士康前，他们为自己能进入这样一家经营稳定的国际xxxx而慨叹何其有幸；在他们进富士康后，他们为自己能从富士康逃离而唏嘘何其有幸，无论这个逃离意指一个工作日结束重返宿舍的短暂喘息，还是另谋高就离开得头也不回。

出富士康记

“一个个蹲下，蹲下，你贴我的后背，我贴你的后背，把单子填满！”保安{zd0}限度地释放自己的权力，呵斥着一群来自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实习生。此时，距离他们早上九点抵达深圳仅四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不久前才经历了12小时的舟车劳顿。他们要填的是新员工体检单，接下来还要在六月底的火辣骄阳下共同等待，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个等待时间是另一个四小时。
许哲龙每每回忆起去年六月到深圳富士康首日的情景，都始终觉得不是滋味。那个烈日当头的早上，一行人被从火车站直接运至关澜的厂区。早上十点多，车刚停稳，尚未缓过神来的许哲龙就听到了保安在车外的勒令，“全部下车，行李拉下来。”依着保安的指令，拖着行李箱的一群人正漫无目的地闲散走动之时，保安要求集合的指示随即发出。厂区领导体恤地派人出去给他们买水，但这份善意却被保安拦截了。短暂的午间休息后，一行人又被拖到了开篇的体检处。几经折腾过后，汽车把他们拉到了最终目的地——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在这里，他们通过买临时票的方式吃到了{yt}之中的{dy}口饭。然后，他们需要等待富士康分配宿舍。一群疲乏不堪的人困顿地窝在操场上，直到十二点，宿舍才分配完毕，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了岗前培训。短短的15小时足以消磨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许哲龙一路上对富士康的美好憧憬就是这么被砸碎的。
实际上，从踏入龙华的{dy}刻开始，许哲龙的富士康之行就启动了以三个月为限的xxx，直到“十一”前的某{yt}，他历经繁琐的安保审查后义无反顾地离开。
许哲龙所在的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与富士康建立了校企关系，由学校每年向富士康输送应届毕业生作实习储备，毕业后学生可与富士康达成劳动协议。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许哲龙认为富士康把他们这些技术人员评定为师级，虽然只是师一，但理应远好于生产一线的普通工人，至少不会像普通人理解的一线工人那样过着两班倒的非规律生活。这样理所当然的假设构成了他对富士康认知的{dy}个误区。
富士康的管理将资位和职位分开，师一不过是资位（薪资等级）的一种，而任何生产类员工都必须从职位末端的普工开始攀爬。这样的分立方式并不讨好，它使得两边的员工都不满意。例如，资位为员工的线长一方面有权管理资位为师一的普工，但他个人的薪酬可能不及该师一；而另一方面，师一会认为以自己的技术不该做普工的事。
第二天开工伊始，许哲龙就明白了自己在富士康所扮演的角色——普工。白班早八点至晚八点，晚班晚八点至早八点，两班倒的工时，每三个xx倒一次班。拒绝晚班的{wy}方式就是早日混到课长以上的职位。
起初，许哲龙凭借年轻人的韧劲熬过一个个倦怠的晚班，抱存一丝“坚持就是胜利”的残念，逐渐从不习惯到适应再到麻木。这个过程的代价是不规律的作息和规律的上工下工睡觉的机械三部曲。
这个听起来漫长的工厂化改造实际上并不长，因为晚{yt}适应就可能多{yt}被责备。事实上，即使xx适应了生产线的工作流程，也是无法xx摆脱批评的，人无法抑制难以长时间集中精力的天生缺陷，而这又直接导致小错的时有发生与大错的不期而至。根据生产纪律，除却依错误程度的相应责罚，错误还会在一班之后的工作总结中以点名或不点名的方式指出，情况好的话，十来分钟就可以收工回寝；一旦情况不好，休息时间就顿时缩减掉一个小时。
工厂遵守着“机器优先”的原则，午饭时间员工是不得同时进餐的。为保证机器持续运转，员工需分批轮流进食。
随着在富士康工作时日的增加，许哲龙起初的疑惑得到了一一解答。比如，厂区有着丰富的娱乐设施，但缘何只有年纪稍长的人在享受这等福利。这是由于大部分年轻的员工早已被日以继夜的加班加点折磨得够呛，休息时间无奈躺在床枕之间，休息于他们而言是恢复体力而非消耗体力。
也有人通过网络游戏的方式发泄心中的苦闷。许哲龙没有选择这种方式，他选择在隐忍中睡觉或者说在睡觉中隐忍。
如果硬要为许哲龙的{yt}画一张草图，那么寥寥数行就可以概括一切。早上七点起床，七点半从宿舍出发，八点开工铃声响起前换好静电服静电鞋进入生产线。中午十二点吃饭，下午一点继续上班，中途会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直上至下午五点。晚饭四十五分钟，之后继续加班，并且，此种加班是必需的。八点钟来临，{yt}的工作期结束，但随即晚会开始，其间会对生产问题加以点评，时间从十分钟到一小时不等。九点钟左右回到宿舍，瞟一眼楼下的公告牌，又多了几个无故离职的员工名字被公示，不认识是谁更没必要管他是谁。
短短三个月，许哲龙的心情波澜起伏。当年7月住在他楼上的孙丹勇因遗失苹果手机样机被富士康内部调查{zh1}选择跳楼鸣冤后，许哲龙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权衡利弊之后，他选择投奔有更多尊重与自由的地方。{zh1}一次的从宿舍到厂房的打卡通关后，他走得头也不回。
问及富士康的环境与身处者的感受，许哲龙总喜欢在一段概述之后反问一句，“你说呢？”

继续富士康

手机没有征兆地响起，王杰（化名）接起电话，对面是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半晌停顿后才发声。黄冈老家的母亲关切地问道，“最近你们厂在深圳那边出的事你知道么？”王杰的回应并没有打消母亲声音里所流露出的焦虑，她继续道，“你们这边出那么多事，你要是不想做就不要做了，何必呢？换个地方。”安抚好焦急的母亲挂下电话后，王杰得继续面对普工生活的枯燥乏味。
王杰来自湖北黄冈的一个小县城，父亲从事装潢类工作，母亲赋闲在家。王杰是家里的独生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就我一个宝贝儿子。”
21岁的王杰在工作之前几乎没吃过什么苦，家里的事全部由父母包办代替了。{wy}不能被包办的学业砸在了自己手上。由于王杰的父母仍然希望他能继续深造，高中毕业后，他到武汉一所不知名的学校读了两年的自考，{zh1}还是半途放弃了。
去年七八月份，家里托人帮他张罗了一个东莞工厂塑料压膜的岗位。不谙世事的王杰半推半就地登上南下的列车，带着憧憬和疑惑。不料，三个月后，他就从东莞打道回府了。他口头上表示，“东莞工厂没意思，做不下去。”细究之下，东莞每天四十元的固定日工资，有事就上工没事就休息休息就没钱的机动上班时间与浮动底薪；提供不是“人吃的东西”和住的“差的没话说”，这诸多的因素实在是未受过挫折的年轻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名义上待业实际上玩乐的过了几个月后，开年在家人的催促下，王杰来到了武汉求职。富士康底薪七百，小时加班费6元一日加班两小时，节假日双倍加班费的制度使得王杰每月可以拿到尚能接受的薪酬。于是，王杰选择留在富士康。
王杰没有想到的是，薪酬待遇成了为数不多的可以让他继续留在富士康的理由之一。然而，所谓的待遇良好仍不能满足一个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大部分的工资被他花在了排遣苦闷的抽烟，闲暇之余的上网和屈指可数的外出购物、吃喝娱乐。剩下的就是作为物流线上搬运工所要承受的机械搬运与无度的疲劳苦闷。
五月八日，四月份的工资刚刚入手的第二天夜里，王杰经历了人生中的{dy}次梦游。梦游的内容是对日间工作的重复，幻想自己仍在生产线上接货搬货。甚至不能叫出名字的室友奋力将他摇醒，醒来之后，他竟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刚才正在梦游。此后他情绪低落了好些天，跟家里通话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件事。家里人顿时紧张惶恐，劝儿子结束五月的工作后就赶紧离开。
记者见到王杰时，他已经从梦游过境后的阴郁中走了出来，露出腼腆的笑容。当天本是他的休息日，“坠楼门”后富士康也表明员工可享有一周一休，可早上线长突如其来的一个要求上岗的电话夺走了他这{yt}的休息权。午饭间歇，记者得以与这个羞涩的小伙子见上了一面。他表示自己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要继续撑下去，虽然技能学习上不如预期。
关于未来，王杰没有想更多，只知道如此周而复始地机械工作不是长远之计也不会有一技之长的收获。但为了向旁人证明他可以在一个岗位上坚持工作更久一些，同时迫于无工可依的生活困境，他不能即刻离开。
王杰说，“很多人在发工资的当天就消失了。”走的人多，来的人也多，武汉富士康从王杰进入的三月开始就没停止过招人。也许有{yt}，王杰也会在某月七号默默地离开这里，没有人知道，就像他未曾来过一样。

东风本田：无法躲闪的蝴蝶效应

如果本田不改变“内部循环”的供应模式，一旦生产关键零部件
企业出状况，像东风本田这样生产整车的厂就会受到影响。

■  见习记者 | 成正茂

“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在一篇论文中如此形容气候变化的连锁反应。“蝴蝶效应”由此而来——“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
这一年，太多的世界500强企业撞到了“门”上，消费者还来不及愈合“惠普质量门”带来地伤痛，台资企业富士康上演了“十二跳”，接着日资的本田汽车又东窗事发。
2010年5月17日，位于广东佛山南海狮山工业园区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员工要求将月薪由目前的1500元增加至2000到2500元（以达到本田组装厂工人的薪资水平），从而举行了罢工活动。
此次停工的广州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是日本本田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总投资9800万美元，于2007年3月正式投产，是其在海外建立的第4家可全工序生产自动变速箱的工厂，向广本与东风本田供货，属于关键零部件。
5月21日，员工开始第二轮停工。5月24日，公司公布了解决方案，但员工对提薪方案提出异议，停工持续。而早在5月22日、25日，广汽本田位于增城和黄埔的工厂就已经停产。
由于关键零部件供应中断，26日下午4点开始，武汉东风本田工厂总装、涂装等生产线已经停机了，东风本田相关人员对记者称，广东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向东风本田供应变速箱和发动机曲轴、活塞等关键零部件，对方一停产，等于东风本田既没有变速箱也没有发动机装配了，相关备件库存已经用完，不得不停产。
随后，东风本田执行副总经理陈斌波表示，目前已停产的10个班次，造成了共计2000台车的缺口。受影响{zd0}的CR-V目前只有约4000辆库存，仅能支持1个半月左右的供货。29日，记者致电东风本田几家4S店，均表示暂未出现缺货，但从交付定金到提车至少需要2个月。
本田中国新闻发言人朱林杰表示，东风本田宣布本月26日－28日暂时停产，但28日后能否恢复生产未能确定。据介绍，广东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yt}不复工，东风本田就没法复产。即使佛山公司28日复工，零部件从广东运到武汉还需要1天时间，东风本田至少将停产3天以上。
但事实上28日，本应在佛山变速器工厂就该就地解决的工资纠纷事件已演变成一场令本田身陷囹圄的停产事件。
一直以来，东风本田是东风旗下{zz0}钱的工厂，停产造成的损失十分巨大。按今年4月44.55亿元的产值来计算，每日产值损失超过1.48亿元。对此，东风本田一内部人士称，公司复工后，会通过工作时间的调整，力争挽回经济损失。
对于本次罢工事件，陈斌波认为，事件的主要成因还是劳资双方沟通不畅，缺乏直接有效的沟通渠道，同时国内相关法规也不完善，公会影响力偏弱。
“这次事件目前已经引起了各方的xx，应当能够在6月初得到解决。不然，时间长了我们也受不了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斌波的语气中透出一股疲劳。
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东风本田武汉汽车公司从2003年成立起，大部分零部件就是与广州本田“共用”的。如发动机，一直以来也都是由广州本田供货的，产品直接从广州发往武汉，直到武汉的产能达到一定规模，自建发动机生产线后，才逐步减少供应。
目前东风本田的年产能已达24万辆，设计24万辆年产能的二厂也正在建设中。如此规模，陆续有些零部件企业跟进在汉投资，但多数是体积大、运输困难的部件，核心还未悉数来到江城。一旦这些关键零部件企业出状况，就会让东风本田这个整车厂受到影响。
汽车业界人士分析，本田此次大规模停产关键，是其“肥水不流外人田”留下的隐患。据悉，本田喜欢掌控核心部件，宁愿独资或参股制造，再{dj2}为整车提供产品，实现“内部循环”。“这种供应模式增加收益，也对流程实现可控，但把宝押在一家身上，总会暗藏风险。”
“如果短期内零件供给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将不得不从其它渠道获取零部件。”陈斌波日前对媒体表示。所谓其它渠道，即从本田的日本或泰国零部件厂进货，而由此将产生的经济和时间的损失，将由原零部件供应商承担。
截止本刊发稿时，东风本田表示已做好恢复生产的准备工作，6月2日正式恢复生产。从5月26日下午开始被迫全线停产的工厂，总共停产6天半，除去2天双休，产量至少将缩减4000多辆汽车。但是并没有表明零部件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