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新闻史学家戈公振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它不仅是我国{dy}个将新闻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系统讲授并进行集体研究的团体，而且也开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为以后新闻教育方针的确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个团体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起了重大作用。它的许多成员在中国现代史上，在我国新闻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都曾作出了{zy1}的成绩。
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必然。
我国新闻事业史上最早的中文现代化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于1815年，有名的《申报》发刊于1872年，我国人自办的汉口《昭文新报》发行于1873年，距1918年已各有百余年及40余年。其间，虽有王韬、郑观应、梁启超等对报馆有所论说，但不系统全面，中国现代报业长期积累的经验，也巫需要研究整理。其次，辛亥起义后建立共和，满清专制言严已溃，全国报刊日益增多，几乎各大城市皆有日报。据戈公振统计，民初报刊已达500余家，而北京即“独占五分之一。”经过袁世凯“辛丑报灾”至1917年，全国报刊仍有257家。但是，报刊虽多，与欧美国家相比则“其幼稚殊不可讳”，所以当时的“报界俱进会”曾专案提出:“为先养人才……起而与世界报业相抗衡”，对我国报业作“根本上改良”，应“组织报业学堂”。但不久报业俱进会瓦解，此案未及施行，然而这一心愿实为大多数报界人士所共有。
促成新闻学研究会的兴办，主要有赖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教育观点和他个人对新闻媒介的独到认识，以及xx报人《北京》社长邵振青(飘萍)的大力支持，和罗敬阶(章龙)、谭鸣谦(平山)等一批课余在校外从事报刊工作的北京大学学生的积极串联活动。

蔡元培校长曾是《苏报》的主要撰述，他创办过有名的《俄事警闻》，又担任过《警钟日报》《旅欧杂志》主编，还曾为《民主报》《民德杂志》《新青年》等xx报刊经常撰写重要文章。他重视新闻媒介，有办报刊的经验。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兼收并包，大力扶持校内开展各种社团活动。1917年，他聘任从美国学新闻归来的徐宝瑛(伯轩)为北京大学教授，除委以校长室秘书外，还派为文科选修课《新闻学》教师。此时，蔡元培尚有在课外增设新闻演讲会之计划。
北大自蔡元培校长以后，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来自四面八方追求新知识的青年组织了形形色色的社团，并出版报刊，有许多学生还在校外报刊兼职撰稿。这些学生迫切需要新闻业务知识和理论指导，并渴望有组织地交流经验。1918年春，文科学生罗擞阶、谭鸣谦等把这一愿望向校长室秘书兼《新闻学》教授的徐世磺提出，希望学校组织课余研究新闻的社团。徐宝瑛当即表示支持。罗、谭又将此事告诉常向他们约稿的《京报》社长邵振青。邵立即主动写信蔡元培校长，建议北大设立研究新闻学的研究会，不久，得到“极承奖假”的复书。蔡元培在信中并表示将聘请邵为研究会之导师。
1918年7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蔡元培校长手订的《新闻研究会简章》。自9月17日起，连续四期以“校长布告”形式刊出新闻研究会招生消息，新闻研究会事务所设于校长办公室内。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在北大理科16教室开会正式成立。到会会员“数十人”。蔡元培校长亲临主持开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理论联系实践
新闻研究会的办会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教学活动灵活多样。
在研究会成立的大会上，蔡元培发表了“根据我国报业现状，引进欧美理论的讲话。他特别强调:我国社会和新闻经验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因而要“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蔡元培文集》第三卷第198页)。这就明确地规定了研究会的方针，一方面学习欧美的新闻理论，一方面归纳我国报界自己的特别之经验，经验与理论印证，发展中国自己的新闻学。
因此，新闻研究会在开展一阶段的活动后，进行了一次改组并修订了章程。“新闻研究会，改名为“新闻学研究会”。原简章中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的发展”。原简章中确定研究内容六项，即“新闻之范围、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造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新章程则将内容的{dy}项“新闻之范围”具体为“新闻学之根本知识”，突出了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但为强调实践，新章程又提出“为增长会员经验起见”，“视务发达的程度”，增办日刊或周刊以及中外通讯社。这说明研究会在改组中已考虑到在加强理论研究中，如何加强实践环节，重视培养动手能力。而在开展会务活动时，已由单纯的课堂听讲发展为注重练习。在1919年1月中旬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续六次通告，说明新闻学研究会本学期内注重实验，并拟请于新闻事业深有经验者来会演讲。”不久，果然加重了实践练习，决定由徐宝磺担任“注重编辑之练习”，请邵振青“注重评论新闻之练习并新闻记者之外交术”，另外还请了对新闻事业深有经验的李大钊和高一涵来会演讲。
在延聘导师时，蔡元培安排在美国密西庚大学攻读过新闻学的徐宝磺讲授《新闻学大意》，内容着重于新闻学理论。另一位导师则是具有丰富办报经验，以采访闻名于世的《京报》社长邵飘萍。据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考“他给会员们讲的主要是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一些间题和他多年来从事采访活动的体会和经验，现身说法，妙趣横生，很受欢迎”特聘来会演讲的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曾在日本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所办《民彝》杂志的编辑主任，归国后在北京创办《晨钟报》，担任过《甲寅日刊》的总编辑，《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参加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他不仅在新文化运动中宣传了革命民主思想，此时并正进一步宣传xxx学说和列宁主义，在运用新闻媒介方面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高一涵则与他多次共事，此时亦在北京大学任教，也是一位很有学识且具有办报刊经验的教授。
在教学活动中，除课堂讲授外，还有课堂质疑问难，参观印刷及报馆，采编实习及投稿，并自办了《新闻周刊》。这是对一周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的横行式报纸。编辑主任为徐宝瑛，下设新闻、翻译、评论、通讯四部，分别由会员陈公博、黄欣、严显扬、曹杰担任各部主任干事。周刊的《发刊词》明确宗旨为“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这个周刊因五四运动后人事住惚，仅办三次，但它确为中国{dy}份新闻实习报纸，也是{dy}份传播新闻学识的报纸。停刊之时，蔡元培曾深为惋惜。
新闻学研究会这种理论联系实际重实践的办会方针，跳出了纯学术理论研究的框框，锻炼了会员，为我国新闻教育建立了良好的学风。
培育一批优秀人才
新闻学研究会自1918年10月14日成立至1920年底止，存在大约有两年零两个月。{dy}批会员研究期满，于1919年10月16日举行期满仪式，由蔡元培校长亲自发给证书。证书分听讲一年和半年两种。听讲一年的有陈公博等23人;半年的有李吴祯等32人，共55人。xxx得听讲半年证书，发证时他正在湖南。第二批会员于1919年10月19日，在文科第三十五教室开始展开活动，到会40余人。据记载，在1920年1至5月期间，曾多次召开常会、茶话会、研究会，组织新旧会员讨论会务进行办法以及如何研究等问题。5月15日上午，全体会员曾到财政部印刷局进行了一次实地参观考察。
新闻学研究会{dy}批会员名单已见诸罗散阶(章龙)及方汉奇所著有关文章，第二批会员名单至今尚未公之于世。两批会员总数超过百人①②。我们从罗教阶和许德琦的回忆录中发现，在{dy}批会员中可能遗落不少中途离会的会员、如黄日葵、许德珩即是。

从已知{dy}批会员名单中，我们发现，有许多会员把学得的新闻理论知识和交流的良好经验，用以指导新闻实践，后来多成了新闻战线上的骨干，有才能的编辑和记者。他们办报刊写文章，为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主张，作出了相当贡献，有些人还成了载之史册的名报人。如高尚德(君宇)后来担任了((国民》((新潮》《先驱》((政治生活)}《工人周刊》、《向导》③等xx报刊的编辑和记者。这些报刊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史上起了重大宣传和舆论作用的新闻媒介。高尚德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xx活动家，出席过共产国际会议。谭鸣谦、谭植棠也是当时各种鼓吹进步倡言民主与科学的报刊的积极撰稿者。《政衡》杂志{dy}卷第二号共十篇文章，其中《平民主义{zh1}的胜利》等八篇文章都是谭植棠等写的。其他如缪金源经常为当时的四大xx副刊之一的《晨报副刊》撰稿，姜绍漠等编辑出版《光明杂志》，提倡乡村新生活，鼓吹革新和实行男女平等，在宣传民主科学、革新进步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这里特别值得介绍的是xxx。他虽只在新闻学研究会听课研究半年，但他深受熏陶，一生重视新闻媒介，在中国革命各阶段中或亲自动手办报刊，或写评论消息，或为记者改稿。在他离开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后不久，即在长沙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xx的《湘江评论》。他所写的许多消息被列为新闻教材中的好新闻典型。他对新闻学研究会很有感情。在陕北接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说:“在新闻学会里·一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曾对人说，“北京有一位叫邵飘萍的记者，讲新闻学的导语给人印象很深”，并举例加以说明。1948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重要消息，标题是《太行结束土改的两种作法，宣传政策顺利进行》，全文950多字，平铺直叙。xxx即专信指示新华社转发，并指出“须加上明确导语，效果会更好些”。他对新闻工作的光辉论述，极大地丰富了xxx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宝库。

五四运动中推波助澜
历史学家在论述“五四运动”时，往往忽视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及其成员的作用。
实际上研究会及其成员对运动的促成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
据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lx}许德琦回忆:“新闻学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瑛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阶时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运动有很大关系”。所谓“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即指研究会及其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919年5月2日，新闻研究会成员、学生救国会的许德琦从蔡元培校长处得知巴黎和会传来的噩耗，巴黎和会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判给寻本继承，并拒绝在会讨论
中国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的提议，当即约集各校学生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通电全国各报馆和各法团，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示威活动，并于5月3日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大会，邀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在5月3日的大会上，新闻学研究会导师《京报》社长邵飘萍被邀报告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及当前形势。邵在报告的{zh1}，沉痛而激昂地激励大家说:“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zg}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各校学生随即相继发言，声泪俱下，会场气氛极为悲壮。当时一位叫刘仁静的学生拿出菜刀要以xx激励国人，法科的谢绍敏啮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一时会场激愤形成高潮，当即决议四条，第四条即“于五月四日在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提前于5月4日爆发。邵飘萍在此期间，连续在《京报》发表了《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冒力）我学生》《外交失败{dy}幕》《速释学生》《再告工商实业界》《拒绝签约后之一致对外》等近十篇文章，对当时的运动给以很高评价，在《助我学生》一文中说:“学生因外交问题一致奋起，以促朝野人士之觉悟，此青年界之生气，国家前途之好现象也”。他对反动政府作了严厉的揭露，指出“何以使群众陷于如此狂热之状态，宁非政府所当引咎自责者乎?换言之，外交苟不自困于绝地，何至使群众激成如此之狂热乎?”他警告段琪瑞政权:“颇闻有主张解散学校者，有乘机为旧思潮之报复者，不平不当，且将激成全国之变!”这些评论极大的鼓舞了群众。
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宝演和大多数会员也投入了这场运动。高尚德、许德珩都是运动的中心人物，参加了领导策划和联系与推动的工作，黄日葵、杨兴栋(晦)都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易道尊、常惠、倪振华等和高尚德在此期间，几乎每天都到街头去演讲，或xx国货，或销售报纸。由于许多会员投入运动，新闻学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的活动无形暂告中止。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它的方针、措施，它的研究成果，它在当时对各方面的影响，对中国新闻事业特别是新闻教育的影响，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搜集资料加以发掘，本文仅简略提出以上四点，也许能供研究者参考一二，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注:
①徐宝瑛的讲稿经四次修改，蔡元培校阅作序，定名《新闻学》出版，和邵书《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报人自己编写的{dy}批新闻学专著，多次重版，得到当时知识界普遍赞扬，后来成为不少新闻工作者案头必备书。
②据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749页，新闻学研究会得听讲一年证书的会员为，陈公博、何邦瑞、区声白、倪世积、谭鸣谦(平山)、黄欣、严显扬、翟俊千、张廷珍、曹杰、杜近渭、徐思达、杨亮功、章镊昭、傅馥桂、温锡锐、缪金源、冯嗣贤、肖鸣籁、欧阳英、丘昭文、罗汝棠等23人;得听讲半年证书者为32人:李吴祯、陈秉瀚、徐恭典、朱云光、姜绍漠、来焕之、马义述、杨立诚、易道尊、xxx、罗擞阶(章龙)、锤希尹、常惠、吴世晋、王南邱、鲍贞、韩荫谷、陈光普、朱存粹、华超、朱如濡、舒启元、刘德泽、梁颖文、倪振华。杨兴栋(晦)。曲宗邦、尉士杰、黄琴、吴宗屏、高尚德(君宇)、陈鹏等32人。但这个名单可能有遗漏，如罗章龙所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一文中，曾提到‘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会员中如润之(xxx)、文虎(罗激阶)、君宇(高尚德)、鸣谦(谭平山)、日葵等均系后来北京大学xxx学说研究会会员”。其中黄日葵未见于名单。又据许德琦《五四运动六十年》一文中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磺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很明显，邵只在研究会每周日演讲，许德}7是会员，故称“给我们讲“。当年北京大学听课自由，据杨东药回忆当时上课情况，“校长蔡元培先生兼收并蓄，讲课不固定，……非常自由，上课也可，不上也可;上这个老师的课也可，上那个老师的课也可，这就是蔡元培先生特殊的作风”。因此，很可能有一些“自由听课”而未能领到证书的会员，黄日葵、许德琦即属这一类。至于第二批会员，仅见记载为四十余人(《新闻研究资料》)总第四辑第128页)。若两批相加当超过百人。
③《国民》是全国性刊物，由北京学生救国会主办，李大钊担任指导，邵飘萍、徐悲鸿等做顾间，编辑为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许德布等。《新潮》是北大学生办的刊物，{dy}期出版一月，竟至三版，销数达到一万。该刊初期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主张民族独立与自决，“以初生犊不怕虎的精神”，支持《新青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集第184,185页)。陈独秀对该刊给予很大支持，鲁迅曾在该刊发表小说《明天》。《向导》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dy}个政治机关报。《政治生活》是{dy}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组织机关报。《工人周刊》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dy}个机关报。

来源：《江汉大学学报》   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