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万只蜈蚣爬上马路专家称非地震前兆(图)-汶川地震前兆之谜-问路地震预警
上万只蜈蚣爬上马路 专家称非地震前兆(图)

  上万蜈蚣临澧“压马路”

联想到各地灾情频繁,许多人都被这一怪现象吓住了

  专家调查后认为:天气突变所致,不是地震前兆

  5月18日上午,常德临澧县新安镇双楼村村民熊承岸绘声绘色地对记者说:5月4日晚7点左右到9点30分左右,我们双楼村突然出现大量蜈蚣,大 约有上万条。蜈蚣沿河堤往公路上爬行,还有大量的青蛙跟着跳跃,蛾子跟着扑腾。

  熊承岸担心,各地地震、火山、干旱、洪水等灾难不断。这么多不容易被人找到的蜈蚣突然爬上了路面,会不会是地震前兆?

  -记者李国平实习生孙东旭

村民:赶紧拿筷子夹蜈蚣

  双楼村村民谭海娥回忆,5月4日晚上7时左右,她突然看见一些蜈蚣从河堤上往公路上爬过来。“开始只看到几条,后来越来越多。我立即赶回家拿来 水桶,用筷子夹蜈蚣。好大的蜈蚣,一条可卖一块多钱呢!”谭海娥说,这种现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她在公路上共夹到了110条大蜈蚣、95条小蜈蚣。双楼村 九组的曹开元当时也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现象,他共捡到220多条蜈蚣。

  熊承岸说,蜈蚣有药用价值,收购的人很多,农闲时节,他们会到野外挖蜈蚣。“蜈蚣一般都藏在很深的土里,很难找到它们。像这次成千上万的蜈蚣集 体爬出来,还是{dy}次看到。”

专家:是天气异常引起的

  新安镇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证实,4日晚上确有大量蜈蚣、青蛙和蛾子出来,情况很反常,部分村民还很恐慌。当时地震局、临澧县和镇政府领导都去了 现场。后据专家判断,应是天气异常引起。

  曾任双楼村支部书记的朱镇长说,据专家分析,今年惊蛰前气温偏低。5月1日-3日天气异常炎热,5月4日又突然下雨,这是导致蜈蚣等大量动物活 动异常的原因。再说,石门、临澧等地是湖南中药材蜈蚣生产基地,蜈蚣本来就比较多。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只是今年的情况比较突出而已。

  据常德市地震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经过初步调查,他们也认为动物异常行为是当时天气变化所致,应非地震前兆。这一带出现大量蜈蚣,可能与该村 靠近大山及地质构造适合蜈蚣生长有关。地震部门将加强相关监测,密切关注这类情况,人们无需恐慌。在现场,地震局工作人员还向村民发放了地震知识卡片,消 除大家的恐慌情绪。



“5·12”汶川地震当 天凌晨,有研究人员根据设在攀枝花地区的红格台记录推测,5月12至13日,在以这个台站中心的600公里至800公里环带范围内,将发生特大地震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虎军】“5·12”汶川地震至今已有八个多月,灾区也在平静之中迎来了震后{dy}个春节。
但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退休研 究员钱复业和赵玉林的内心,或许依然难以平静。
就在春节之前,这对夫妇和20多位同行在2009年1月号《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杂志,发 表了一篇可能会引发极大关注和争议的论文。
他们在论文中表示,设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镇的一个观测台站,从2008年4月30日起,就 记录到汶川地震的短临前兆。尤其是在5月12日凌晨,这个台站更是记录到了超过平时观测标准偏差10倍的“讯号”。

孤 独的红格台

当时,这两位已经退休10多年的老人彻夜未眠。在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后,他们赶在汶川地震震前十几小时得出了这 样的结果——
“5月12至13日,在以红格台为中心的600公里至800公里的环带范围内,将发生7.9至8.4级的地震。”
不 过,遗憾的是,两位老人并未向职能部门报告其分析结果。或许,他们的心中有很多顾虑。
实际上,他们的分析结果即便准确无误,恐怕也难以提前做 出有针对性的准备;毕竟,600公里至800公里环带这个范围太广,而且往南已经出了国境线。
赵玉林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只有一个台站在 工作, 没有办法给出具体震中位置,这让我们非常痛心。”
据他介绍,至少需要三个台站的观测记录才能确定震中。但由于雷击仪器损坏、导线被 盗、缺乏维护经费等原因,在汶川地震之前,川滇地区布设的四个试验性地电台,只有红格台仍在工作。
“这表明地震是有前兆的,地震可以预测、预 报,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地震的短临预报是可行的。”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表示。
《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由中国科学院主管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 术期刊,也是地球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国内学术刊物之一。

HRT波的争议

赵玉林和钱复 业对地震监测预报的探索始于40多年前。早在1966年,他们就在河北邢台实验场进行地电观测——观测地震发生前后,由于地下形变造成的电阻率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带来的游散电流,使地电阻率观测受到严重干扰,赵玉林和钱复业的研究也陷入停顿。
但令这对老人欣慰的是,他 们的儿子、目前在天津海泰光电科技公司工作的赵璧如加入了研究的行列。
赵璧如提出把孕震过程、产生前兆的机理视为“黑箱”,仿照工业生产中通 常使用的“探伤”方法,并建立相应的数学计算模型。此外,他还利用通讯中的码分多址(CDMA)技术,研发出PS100型远程监控大地电测仪系统。
2004年,中国地震局投入150余万人民币,支持在川滇地区布设四个试验性的地电台,并采用了PS100系统。


  这四个试验台站的建立,与钱复业、赵玉林等人2003年底提交给中国地震局的内部报告有关。他们在报告中称,中国西部地区未来三年内存在7级以 上乃至8级特大地震的可能,建议在川、滇地区增设地电台站。
钱复业、赵玉林等人,还提出了潮汐力谐振共振波(简称HRT波)的概念。他们认 为,HRT波是一种xx不同于传统地震波概念的波,而PS100系统精度高、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能够捕捉到HRT波,“台网记录到这种波动时,则预示 地震即将来临。”
他们2006年曾在《国际地震动态》杂志发表论文称,2004年12月26日的印尼巨震发生之前约三个月,出现了周期等于潮 汐力周期、振幅异常增大的地电潮汐力谐振波(HT波);地震前两天,则出现了“一种在地壳多孔岩石孔隙流体中传播的声波”——地电潮汐力共振波(RT 波)。
《国际地震动态》杂志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对《财经》记者说,编辑部之所以发表钱复业和赵玉林等人的论文,并不一定就代表认同作 者的观点,而主要是为同行提供交流和xx的机会。
实际上,对于钱复业和赵玉林等人提出的HRT波概念,一些地震研究人员并不认同。对于HRT 波到底来自哪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波,都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能否实现突破?

据赵玉林介 绍,他们的系统自2004年运行以来,记录过不少于20次地震的HRT波前兆,其中大部分地震发生在国外。
不过,由于难以区分一些干扰,比如 不同震源的叠加,系统也出现过多次错误判断,或者说“虚报”。
2004年的印尼特大地震前,这些研究人员根据地电台观测到的信息,就曾经误以 为川滇地区会有大地震。
赵玉林说:“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从远处震源传来的信息。而且,由于距离(印尼特大地震)震中相对距离更近,南边的 红格台总是比北边的冕宁台先记录到异常。”
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博士看来,钱复业和赵玉林等研究人员“发展出了一种可以使用的方 法,他们有什么预测意见,我们也会重视。”
他同时告诉《财经》记者,这个方法也“虚报”过一些事件,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目前所有的地震预 报方法“不可能一有异常就是地震”。
刘杰还说:“从科研的角度出发,这种新方法值得鼓励,值得进一步发展。”
许绍燮也表示:“尽 管他们还有一些问题说不清楚,但这个方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有价值的信息多起来以后,对地震的认识才会更清楚。”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所的 前身——分析预报中心{dy}任主任梅世蓉则对《财经》记者说,钱复业和赵玉林做研究非常艰难,“只剩下一个台站的话,怎么搞预报?如果多给他们添几个台站, 机会也会多一点。”■




与其说其成功在临震预报上,倒不如说其成功在良好的防震知识普及以及合理的传统建筑结构,或许再加上少 数人的勇敢上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徐超】在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除了唐山,还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反复被媒 体和公众提起,那就是海城。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海城县(当时是鞍山市下面的一个县,现为县级市)发生7.3级地震。按照地震后到当地进行考察的时任美国地质 调查局(USGS)地震预测部门负责人巴里·瑞利(Barry Raleigh)估计,这样一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一般来说应超过10万”。而实际上,在海城地震中,直接和间接死于此次地震的总人数只有2041人。
正是由于此次防震减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海城经验”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和衡量标尺。
然而,“海城经验”到底是什么?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重现历史
衡量一次地震预报是否成功的标准,对政府官员和地震预报工作者来说,有很大区别。
在地震预报工作者看来,要验证地震前做出的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下称四阶段预报)是否与地震时间、震中和震级相符。同时,地震前 和地震后都要验证为四阶段预报提供参考的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只有这些都符合或者说基本符合了,才能算成功。
而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说,死亡数字的多少,往往是衡量地震是否预报成功的关键因素,甚至说决定性因素。
若以后一个标准为依据的话,海城地震无疑是世界上至今惟一一次成功预报的大地震。当时,新华社的诸多报道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宣传材料,都证明了这一 点。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到底海城地震的预报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于这个问题,由于保密原因造成当时诸多档案和文件都被尘封,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一直没有答案。
2004年,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研究院王克林、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陈棋福、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和辽宁省地震局王安东开始收集资料、走访各方当事人,希望从学术角度来重现这段历史。
这一研究成果,最终以英文论文《Predicting the 1975 Haicheng Earthquake》(《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的形式,发表在2006年6月份出版的《美国地震学报》(《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上。
该论文作者之一、孙士鋐研究员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自1975年海城地震发生后,他一直搜集关于海城地震预报方面的资料。到了2004年,根据中国的保密法,许多当时的关键资料都已解密。
这些资料,大体被分为七类:1、国家或多省会议的总结材料和授权转发这些材料的政府文件;2、地震工作者给辽宁省政府的各类报告;3、省政府的通 告;4、地方政府的文件;5、高层政府官员的会议讲话或口头指示;6、地震办公室或地震观测台站的值班记录或记事本;7、其他文件。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1966年至1969年,华北地区发生的三次6级以上地震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在xxx总理的推动下,1970年,全国首次地 震预报工作会议召开。
此后,1971年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1972年冬,全国{dy}次地震形势会商会在山西临汾召开。全国地震形势会商会由国家地震局组织,一般每年组织一到两次,对全国或某些地区未来一两年的地震作出预报。当然,在特殊时期,比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5月12日到6月11日),则提高到每天两次。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地震形势会商会,地震预报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及渤海地区。在这次会议上,定出了华北、东北范围内有六个区 域,在未来一两年内有发生较大地震的危险,其中包括后来被视为1975年海城地震“中期预报”的“渤海北部”。而实际上,也只有这一地区发生了破坏性地 震,其余五个区域均没有地震发生,预报成功概率是16.7%。
不过,资料显示,即使这个1/6的中期预报成功率,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据《财经》了解,在原总结材料中,这一渤海北部区域指的是指金县-大连地区,距 离海城震中实际上还有200公里的距离。

错进错出
在这次地震形势会商会结束后,当时作为国家地震局主管单位的中国科学院认为情况严重,于是把会议总结修改为报告,并上报到国务院。
1975年,正值xx晚期,那时人们的{zg}信条就是“要听xxx和党的话”,而国务院则被老百姓视为“xxx和党的代表”。“既然国务院把这当回事, 那一定是件大事”,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文件本身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独特的方式,客观上提高了民众的地震警觉性。
据悉,国务院在收到中科院报告14天后,就于6月29日以第69号文件的形式,向有关省份下发了这一内容。其中,就包括海城县所属的辽宁省革命委员 会。
在这次会议上,被视为海城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根据以下四个方面做出的(按重要性由强到弱排列):1、小震活动频繁;2、海平面数据;3、地磁异 常;4、水准变化异常。
但从事后的调查来看,小震活动频繁区域是指辽西傲汉旗的一个震群,现已归属内蒙古自治区,距离海城震中十分遥远。潮汐台记录的海平面明显变化的数据则 被证明有误,在会商会结束后就很少再提到。地磁异常,在1974年6月便停止,与海城地震亦关系不大;至于水准变化异常,则明显没有考虑到附近纺织厂抽取 地下水带来的误差。
不过,在会商会结束半年后,1974年12月,辽宁本溪发生了5.2级地震。作为69号文件发出后{dy}个较大地震,这次地震自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 注。
辽宁省革委会于是要求省地震办每天汇报震情,并布置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不过,根据1975年1月份国家地震局的考察结论来看,这次地震是由水库引起 的,属于人为地震/工程地震,与后来的海城地震实际上关系不大。
就在辽宁本溪地震次日,辽宁省革委会发布了由地震办起草的一个通报。这个通报根据辽宁本溪地震,提出了三个短期预报,但随后证实这三次预报都是误报。 其中的第三个短期预报称,辽宁本溪地区将再次发生5级左右地震,时间是1975年1月5日前。
由于预报的地震发生地是同一个,作为当时辽宁省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以及沈阳xx政委的毛远新,下令组织震前演习。尽管这次预报后来被证实为误报,但演习和其他应急措施,客观上对一个多月之后的海城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5年1月13日,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在北京召开,顾浩鼎代表国家地震局沈阳大队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被称为海城地震的“短期预报”。然而,全国会商会并没有xx认可这一预报,大会结论把顾浩鼎的“半年甚至一两个月内,会有6级地震”的估计,改为“一年内会有5至6级地震”。
根据中国的定义,这已经属于中期预报了。而在全国会商会结束后,辽宁省地震办则xx接受全国会商会的结论,没有坚持顾浩鼎的短期预报。

“以革命之名”
直到2月3日傍晚,营口-海城一带小震活动骤然增多,才引起了辽宁省地震办的高度警觉。至2月4日晨8时,当地已先后监测到200多次地震;其中{zd0}的,是4日晨7时50分发生的4.7级地震。
而在另一个记录海城7.3地震前的地震表格中,《财经》记者注意到,自2月3日18时38分到2月4日17时39分,共发生地震33次;其中2级到2.9级地震9次,3级到3.9级地震8次,4级到4.9级地震2次。
辽宁省地震办主任朱凤鸣在2月4日零时30分向省政府提交的《地震情报》第14期中,明言“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和“很可能后面有较大地震”,这些被宣布为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报。
这份临震报告被称交给革委会副主任华文。华文要比朱鸣凤紧张得多,他立即要求后者“你们{zh0}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县市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而实际上,据说在朱凤鸣那里,预计较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尺度是一两个星期之内,而非“马上”。
但就是华文的行政决定,阴差阳错地实现了海城地震的省级预报。
当天11时,作为辽宁省革委会{dy}副主任的李伯秋将军,向下辖市、县发表了四点指示:把地震范围划清楚,包括确定震中多大;在地震中心划个戒备区,采 取紧急措施,昼夜值班巡逻,不坚固的房子要借宿睡觉;市、县、公社在震中区要值班,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采取措施;工厂、矿山建筑物、水库、桥梁、坑口、高压线等要加强戒备,坚守岗位,专人看管,有情况要报告。
而实际上,由于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晨的频繁地震,一些山墙和烟囱已经倒塌。所以,一些公社和个人在没有收到上级要求的时候,已经自行疏散了。
2月4日晚上7点半左右,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钱钢在xx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称,被地震袭击的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
造成海城地震伤亡人员较少的原因,据《财经》了解,除了政府官员行为构成的临震预报之外,或许还和另外两个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首先,位于营口县附近石硼峪地震台,在海城地震前几年内,曾制作、散发十多万份地震知识宣传资料,并播放了一百多场地震教育电影和幻灯。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众对于地震知识的启蒙。
其次,由于地震发生时间正值傍晚,再加上辽宁南部当时遍布木结构房屋,这些也都极大地降低地震造成的伤亡。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即使在没有组织疏散的地区,实际上死亡人数也很少。
在《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结尾有一段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核实了美国代表团1976年访华时得知的海城地震大事记,但仍然有着重大差异。
{dy},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理想的“长、中、短、临”四阶段预报模式,特别是个别学者提出了短期预报,官方并没有正式发布短期预报。第二,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得知的故事中一些重大失实。例如,说省政府于1975年2月4日“得到该日将于海城附近发生强震的预报”与实情不符。第三,公布和告诉国际上的预报过程由于可以强调领导作用而偏离事实,有些细节或遭忽略或被夸张。第四,对国际上和公众做的报道,夸大了业余微观异常监测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结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它在短期或者说临震预报方面,能够给我们留下的清晰的科学借鉴非常之少。或许,它更有价值 的遗产恰恰在于,如何通过良好的抗震防灾教育以及合理的建筑,来{zd0}程度地降低我们对临震预报的单一依赖




如果中国在汶川大地震之前已经建立了完善的预警系统,有专家估计高达八九成的伤亡都有可能避免

【《财经网》专稿/记者 徐超】随着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修订草案)》被首次提请审议,关于地震预报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准确地预测地震的发生, 寄托着人类对于这一巨大浩劫的{zj2}梦想。因此,虽然根据中国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的说法,中国的地震预报还处在低水平的“试错”阶段,之前失败的教训也远 超过成功的经验,国人仍然对此抱有巨大的热情和期待。
从我们的近邻日本——一个同样饱受地震灾难折磨的国家——的经验来看,或许我们不应回避 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地震预警系统(EWS,Early Warning System)的建设。就可以预见的未来而言,这个系统的建设可以带来的收益会更加直接和确定。
10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地震工程 大会上,日本NTT公司总经理TAKASHI NUMAJIRI就对《财经》记者直言,如果使用了和日本类似的地震预警系统,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伤亡人数或许可以减少80%到90%。

日本预警之路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统计,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日本也许不是地震伤亡人 数最多的国家,但{jd1}是记录地震次数最多的国家。这个岛国就坐落在庞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因此,在千百年与地震做斗争的过程中,日本不仅成 为工程抗震领域的先行者,也成为地震预警这一系统的创造者。
所谓地震预警系统,即一套可迅速侦测地震并根据地震强度发布警讯的系统。因为当地 震发生后,其能量会以两种波的形式释放出来:一种是纵波,速度快但是破坏能力小;另外一种是横波,其传播速度仅仅是纵波的一半速度多一些,但却破坏力巨 大,是造成灾难的最主要原因。




  利用地震预警系统,就能在大地震发生之后先探测到纵波,并且在横波引起地面强烈震动之前,通过各种通信手段向公众发出强震警讯,使得公众能就近 疏散、隐蔽,也使得电力、煤气等系统可以马上切断,以免引起次生灾难。因此,预警的概念与预报是xx不同的。地震预报是指用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对未来地震 (主要指强烈地震)的发震时间、地点和强度(震级)做出预报。目前,一般分为“长、中、短、临”的阶段性、渐进式地震预报的科学思路和工作程序。
而预警则是在真实的地震发生之后,而灾难尚来不及形成之前发出信号。遗憾的是,在中国,即使很多从事地震报道的人员,也经常混淆了这些概念。
既然是利用这种速度差异,因此预警时间的长短,就取决于地震发生地点到预警地区的距离远近。距离越近,留给我们预警的时间也就越短。
日本是 世界上最早建立实时地震警报系统的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铁道技术研究所已建立了世界上{dy}个实用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世界上{dy}个真正意义的全国 性地震预警系统,也由日本人建立。
日本这套地震预警系统,于2004年8月1日开始试运行。针对是否会误发预警的问题,负责建立日本地震预警 系统机构之一的日本防灾系统研究中心吴长江博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地震预警系统试运行期间,该系统曾经有一次因为地震定位的差错,把本不需要预警的地 震进行预警。另外,在试运行阶段,地震预警系统遇到了打雷的困扰。不过,自2007年10月该系统正式启动以来,还没有发生预警误报的情况。
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院的目黑公郎教授曾经通过模拟一次想象中的东海大地震,来评估地震预警系统的作用。虽然这并非一次真实的地震,但近30年来,很多科 学研究和数据都表明,东京附近将在未来50年发生里氏8级以上的大地震。研究结论显示,在地震预警100%普及的情况下,死亡人数能够减少80%。
在吴长江看来,日本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地震预警系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要归功于日本高密度的地震监测体系。
1995年,日本神户地区发生里氏7.2级地震,官方统计死亡人数在6400人左右。此后,吸取了神户大地震的教训,日本在全国布置了密集的地震观测台 网。
在日本国土范围内,日本气象厅有200个实时处理的台站,而日本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有一个由800个高敏感度地震仪构成的实时台网(高灵 敏度地震台网,Hi-net),平均台站间隔大约是25公里。此外,日本还有4500个地震烈度观测站。
密集的地震台网让日本拥有丰富的地壳 构造信息,积累了大量的地震实时处理经验。详尽的烈度观测资料,也为预警时的烈度估算打下了坚实基础。
所谓烈度,是指地震对地面及建筑物的破 坏力。对于同一次地震而言,震级是固定的;但距离震中不等的不同地区,烈度分布却并不一样。比如汶川大地震,震中烈度可达11度(目前地震烈度的{zg}等级 为12度),建筑物和很多其他基础设施几乎遭受毁灭性打击。而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地区,烈度就只有4度了,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损害。
因此,在 地震发生后的{dy}时间估计其烈度分布,对于正确地判断灾情和部署救援力量,可谓生死攸关。当某个地区发生地震时,靠近震源的地震检测台站通过地动记录,迅 速识别先期到达的纵波,日本气象厅就有可能对即将到来的地震发布警戒信号。同时,高灵敏度地震台网通过迅速定位,估算地震震级,并预估地震造成的地震烈 度。
在接收到地震警戒信号后,日本气象厅通过解析地震波预估震源的方向、震级和发生时间。这些信息会通过日本电报电信公司(NTT)的 IPv6网传递给不同的接收终端。这些接收终端既包括诸如学校、超市、医院、办公大楼等场所的地震预警设备,也包括手机、电视、广播等终端。

中国能否复制?
  一般来说,地震预警系统只对距离破裂断层50公里至二三百公里的范围有效。对于50 公里以内的地区,可能来不及反应;而对于二三百公里以外的地区,地震产生的破坏通常又不严重。
这一系统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对于很多历史上地震 灾害损失极为惨重的国家而言,仍极具现实意义。因此,在日本之后,国际上一些多地震的国家也一直在研究或建设强震预警系统。其中,美国、墨西哥、罗马尼亚 等国在这方面都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中国的地震预警系统建设则刚刚起步。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尚未建立规模性的城市地震预警系统,仅在少数重大工 程中建立了小规模的地震报警或处置系统。其中,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1994年建成的系统中,当地震动超过给定限值时,中心控制室将采取相应的紧急处置措 施。此后,秦山和岭澳核电站建成类似系统。此外,2007年,冀宁输气管线也建立了地震监测与报警系统。
不过,在汶川大地震之前,中国政府就 已经认识到地震预警系统的重要性。2007年10月,中国政府发布的《国家防震减灾规划(2006年—2020年)》中即明确提出要建立地震预警系统。其 中,到2010年,要加强地震预警系统建设,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地震紧急处置示范工作。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地震局将率先在首 都圈和西北兰州地区,建立地震预警示范系统。这一计划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已经得到批准,并有望于近期正式启动。此外,其他一些省市也有意引入地震预警系统 ——陕西省和重庆市就在汶川大地震前后,相继着手与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所等机构商讨建立地震预警系统的技术方案。
针对中国正在建立的地震烈度 速报系统——这是建立预警体系的核心环节,日本防灾系统研究中心吴长江博士建议,借鉴日本现有的烈度观测方法,认真研究和统一规范。同时,也要开展跨部门 合作。吴长江认为,中国应当组织跨部门、跨专业的委员会来管理地震烈度速报系统,而不是让某个部门独占宝贵的资源。此外,观测资料应该全民共享,烈度速报 应当马上在电视上公布等,也是应有之义。
吴长江解释说,自烈度速报系统在日本运行十余年来,日本人对烈度已经耳熟能详,地震的时候大多能够做 出冷静和理性的反应,甚至连3岁的小孩也知道躲到桌子底下。考虑到地震信息容易造成社会恐慌,他建议,中国应该在震后迅速通过电视或者广播公布地震烈度, 让公众在耳濡目染中加深对地震的认识。如果常人对地震烈度缺乏体会,一个面向公众的地震预警系统不但不起作用,还会适得其反。
正是处于这种考 虑,吴长江提醒说,中国如果要上预警项目,必须周密考虑,“千万不能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
除了建立地震预警系统以及强化土木工程建筑以达到 抗震之外,国际地震工程协会(IAEE)主席片山恒雄(Tsuneo Katayama)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保持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永远不要自满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非常重要。
他告诉记者,1995年神户大地震发生前,日本科学家和公众都对当时的地震预警技术、建筑物抗震和应急充满自信,他曾是其中的一员。但最终,6400人死于神户大地震,震惊了所有人。“永远不要在灾难来临之前,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片山恒雄意味深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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