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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票

                                                           ——民间收藏常识（五）

什么是藏书票

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它们是一种小小的标志，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也是书籍的美化装饰，属于小版画或微型版画，被人们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上蝴蝶”“微型艺术”。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一般是边长5—10厘米见方的版画作品，上面除主图案外，要有藏书者的姓名或别号、斋名等，国际上通行在票上写上“EX—LIBRIS”（拉丁文字）。这一行拉丁文字，表示“属于私人藏书”，藏书票一般要贴在书的首页或扉页上。

　　藏书票和类似，从出现之日起，就演变为收集和收藏的对象，甚至有时其收藏的功能还盖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原因是，藏书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的特质，它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小小票面不仅可以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画种和制作方法，变化无穷，趣味无限。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并培育出一支收藏爱好者队伍，终成大气候。

　　一种情托起了藏书票，这种情就是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和对书籍的热爱。

藏书票的用途

藏书票是供用的，其最初的功能和藏书一样，属于个人收藏的一种标记。通常藏书票在票面上印有拉丁文Ex-Libris，意为“我的藏书”。最早的一张藏书票是1470年由人Johannes Knabensberg制作的，署名勒戈尔(Lgler)，由一款画有衔着野花脚踩落叶的画构成。

　　不过类似这种图画构成的藏书票，在早期是极为罕见的。一直到17世纪末期，藏书票多以表示身份的作为图案。由于当时只有贵族或才收藏得起书籍，纹章藏书票往往象征权势和地位，并不流行。如17世纪中叶，英王查理二世的藏书票，以两头捧一面盾牌的王室纹章为图款，是典型的纹章藏书票。

藏书票的艺术性

到18世纪，随着教育普及，出版业发展，藏书不再是少数贵族的专利，许多也都收藏图书，藏书票也就化，由原来注重由纹章显示地位，转而用图画来表示收藏者的个性与喜好，藏书票趋向个性化，也更追求艺术的意味，如18世纪中叶英国布利牧师以自己书房一角的书堆作为藏书票的构图，表示收藏者的一种情趣。这个时期还时兴寓言形式的藏书票，似乎要寄托更多的文化旨趣。如荷兰画家迈克尔·伯格斯设计的票，所绘是一对天使骑在凶猛的背上，一手抓住老鹰，一手护卫牛头，其寓意耐人寻味。

　　藏书票的黄金时期出现在19世纪的下半叶。的文人几乎都自己动手或请人设计属于个人的藏书票，有些书店可以根据顾客的需求制作藏书票。当然藏书票的审美风格也有时代性。当的巨浪铺天盖地冲击欧洲各国时，人们厌烦机械的僵硬的几何图案，于是以弯曲变化的枝叶为构图的藏书票便得以流行。如1897年德国人克莱朵夫设计了以和野花作为背景，加上飞翔的的藏书票，那流畅的笔触传达着浪漫主义的韵味。所以藏书票的发展，经历了由纯粹实用性到逐步注重和艺术鉴赏性的一个过程。

藏书票在中国传播

至于国人何时开始使用藏书票，至今未有明确的说法。不过较早的有留美学生关祖章的书票，画面是一位古代书生在书房搜寻图书，满地都是，还有等饰物，颇有古风，上署“关祖章藏书”五个字，大约是1914年前后制作的。另有戏剧家使用的藏书票，标示有“褐木庐”书斋名，也带传统文人的情味，估计是本世纪初制作的。二、三十年代使用藏书票的作家艺术家不少，如叶灵凤、郁达夫、李桦、唐英伟等等，都制作过许多风格独特的藏书票。不过，在中国，藏书票一直都只是文人自娱的玩意儿，较少流传。直到近年，才陆续有一些刊物零星介绍过藏书票知识，并出版过一、二种有关藏书票的集子。

　　●中国最早的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

　　国家图书馆从馆藏图书中发现一枚迄今所知最早的中国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这枚书票贴在1910年出版的《京张路工摄影》集中，画面为一古代书生在满室书卷中夜读的情景，具浓厚的书香之气和中国古典文化神韵，是一枚构思巧妙与藏书主题紧扣和契合的书票。图画工致精美，上方“关祖章藏书”五字，秀逸刚劲。同样的“关祖章藏书票”还出现在1913年出版的一本《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中，为台湾出版人吴兴文发现并收藏。关祖章为广西赴美留学人士，归国后曾在交通部任职，他热爱西方文化并制作这枚藏书票供自己使用。据分析，关祖章可能是中国最早制作和使用藏书票的人。

　　●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叶灵凤“凤凰”票。

　　这枚书票是30年代上海的xx作家叶灵凤1933年亲手绘稿刻印的。他思想进步，和郁达夫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包括藏书票，并亲手制作了这枚书票，印出后，他寄赠书票给日本友人太田临一郎。后来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积极制作藏书票，不能说没有受到叶灵凤等人的影响。这枚书票有史料和艺术双重价值。

　　●最早由外国人在中国制作的藏书票———“饮水思源”藏书票。

　　这枚书票是民国时期金陵大学西文教授裴德安氏1928年制作的，画面上一位僧人在专心致志抄写经卷。图案古朴自然，气氛肃穆，人物形像栩栩如生。据发现者和收藏者贾俊学介绍，这枚书票是他淘书所得，已发旧褪色，经由中国藏书票艺委会主任、xx版画家梁栋先生鉴定确认为套色版。这枚书票晚于“关祖章藏书票”，早于叶灵凤的“凤凰票”和李桦的书票，弥足珍贵。

　　●中国的抗战藏书票———“罗工柳藏书票”。

　　这枚藏书票是中央美院教授、1939年“鲁艺”木刻工作团版画家罗工柳先生的作品，是木刻画：两个八路军战士的头像、一面红旗和一把横置的木刻刀，组成了一个极其简洁凝炼的画面，表现了抗战历史中八路军的风采，是一枚珍贵的革命题材藏书票。据《中国藏书票史话》一书著者介绍，罗工柳说这枚书票当时印出贴在本子上保存至今。在三四十年代革命阵营中极少有人搞藏书票的情况下，这枚书票显得格外珍贵，有特殊的意义和文史价值。

　　●台湾土产珍品———“狮首图腾”藏书票。

　　“狮子衔剑”是台湾民间的图腾吉祥图案，从30年代起，它被藏书票作家巧妙引用到创作中。日本占领台湾时期，日籍作家西川满醉心台湾风土民情，请日本xx版画家宫田弥太朗创作的一枚“狮子衔剑”藏书票，以木刻水印出来，贴在“妈祖祭”诗集创刊号上轰动一时，这是台湾岛上最早诞生的藏书票。不久又有西川满的台湾友人、诗人杨炽昌根据民宅狮首图腾制作的一枚“剑狮”藏书票问世，也被人们视为珍爱而争相索求。这两枚藏书票印数极少，作为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书票相当珍贵。

藏书票的五大类型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书票，可以概括为四大类。

　　一类是画家一幅一幅绘制而成的，这类书票并不多见。另一类是由家制作的，此类最多。版种则可分为凸、凹、平、漏四种。凸版的版材有麻胶、石膏、塑料等，但以木版{zd0}量、最普遍。凹版最理想的版材是铜版，但也有锌版、铅版等。平版的版材是石版。漏版，又称孔版、丝网版。而在这四大类型中，制作技法也是多种多样。目前，国际书票联盟已发布了20余种通用编号，用以区别和规范书票制作的版种和技法。

　　但由于版画制作之技法日趋多样，许多版种和技法在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代号。如拓彩版、吹塑版等等。上述两类，都是书票原作，比较珍贵。只是手绘者，生产不易，难免行之不远；而以版画拓印者，数量大增，甚至被视为xx，书票也因之而有过“版画藏书票”之专称。

　　这种藏书票以套色水印木刻为主，可称作微型版画，因为它的画幅很小，一般长宽均不超过10厘米，通常情况下画幅为正方形或黄金矩形。版画藏书票是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图象与文字相辉映的艺术形式。在画面中，文字（一般是“某某藏书”、“某某之书”以及必不可少的“Ex-Libris”）占有一定的比例，采用嵌入式将文字设计在画面中，所以这些文字在画面中还起着构图和色彩的作用。因此与其他种类的藏书票不同的是，版画藏书票上的“Ex-Libris”通常全部为大写字母，并且一般将“-”号省略或用“·”号代替。

　　如果我们将{dy}类称为“手绘藏书票”，将第二类称为“版画藏书票”，那么第三类便是可以大量印制的复制品，似可称之为“通用藏书票”或“复制藏书票”。这类书票在我国尚属罕见，但在国外，都已上市销售了。这类书票因为不是专用，所以不标明票主，但在票面上应留有一定的空白，作为书主签名的地方。有的还像邮票一样，打上齿孔，背面有胶，只要买来随手撕下一张，贴在书的扉页中，签个名或者盖个章就完事了。

　　第四类藏书票，则是“电脑藏书票”了。它可以大量生产，方兴未艾。这后两类书票均与现代科技联姻，为藏书票的广泛普及走入千家万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第五类藏书票是剪纸藏书票。它是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剪纸与藏书票的xx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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