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疆聚变：十字路口的新疆
《瞭望》文章：新一轮援疆布局首落点
找准符合当地实际的科学发展思路，将产业发展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新一轮对口援疆将力促新疆跨越式发展
6月初，广东省援助新疆喀什地区的4个试点项目正式开工，这4个项目主要围绕着新农村建设、抗震安居房、棚户区危房改造、小城镇基础设施和设施农业展开，为此，广东省投入了1亿元的启动资金。
随着19个省市援疆工作的陆续启动，一批重点项目已先后在新疆天山南北密集开工，包括灾区重建、抗震安居房、学校、医院、牧民定居点等在内的民生工程成为我国史上{zd0}规模对口援疆工作的首落点。
中央援疆新政，是新疆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机遇。新一轮援疆的迅速启动，昭示出中央稳疆富民的决心。
以民生作为首落点
3月末，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新一轮援疆工作由此拉开序幕。这是新中国几十年的援疆史上，支援地域最广、所涉人口最多、资金投入{zd0}、援助领域xxx的一次，也是国家层面的大动员，政策、资金、人才等各种要素的大调度。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东、辽宁、深圳等在内的19个省市承担了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通过“结对支援”方案，由这19个省市分别结对援助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除乌鲁木齐与克拉玛依外，此次对口支援的范围基本覆盖了全新疆，受惠面遍及天山南北。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援疆办公室主任石岗说，新一轮援疆突出面向基层，重点支援南疆等困难地区。新疆的困难主要是难在基层，难在南疆三地州，难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边境县和团场等，因此援助重点也放在基层，放在贫困县、边境县和团场，放在乡镇和农村。
他分析，从各援助省区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显示，至2011年，19个省市对口援疆资金总规模将超过100亿元，以后还会逐步增加。许多省市还提前统筹使用援疆资金，争取让与基层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早日峻工，与百姓见面。
从各个援疆省市代表团在新疆的前期考察工作和已经启动的项目来看，新一轮援疆工作起步阶段的重点集中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副校长高建龙认为，中央确定的援疆省市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优势明显，可以帮助新疆改善各族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支持新疆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培养专业技术干部和人才。
自4月中旬以来，对口援疆各省市纷纷提前启动了支援项目，从帕米尔高原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从准噶尔盆地到伊犁河谷，一批涉及民生的援助项目成功对接，密集开工。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市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深圳市，除了启动援建项目，还在“五一”前就派出了包括医生、教师在内的专业技术人员。虽然国家确定2011年为新一轮援疆工作全面实施之年，但各代表团在考察调研时，就先期启动了一批实实在在的试点项目，动作之快，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上海市副市长胡延照带领援疆考察团在新疆莎车县考察时说，上海市将把支援重点放在群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上，结合新农村建设，推进整村改造。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也表示，要着力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切实做好住房、就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整治等工作，让当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探索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特色之路
对口支援模式，是在我国政治环境中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对口支援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开始正式实施，1979年在中央52号文件中，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把对口支援确定下来。近年来，随着援疆工作的大规模实施，发达省区对新疆地区的对口支援逐渐形成特色，走出了一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创业发展的新路子。
本刊记者近日在中组部确定的援疆干部担任县委书记试点县——新疆疏勒县采访时了解到，自2005年被确定为试点县以来，少数民族聚居的{gjj}贫困县疏勒，短短5年间，一跃成为新疆县级单位里，各项经济指标增速靠前、县城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农民人均增收显著的县城。山东援疆干部的创造性工作，使疏勒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工程建设全面开花，在遍及新疆各地的援疆工作基层单位中脱颖而出。
疏勒县毗邻南疆重镇喀什，少数民族人口占93.4%，农业人口高达27万。受自然环境、历史等因素影响，多年来，疏勒县的经济发展方式传统单一，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缓慢，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gjj}贫困县。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援疆干部担任一把手、积极为援助地和受援地“牵线搭桥”、融洽干群关系、不当看客当主人，统筹维稳工作，是新疆疏勒县在援疆干部领导下发生巨变的“秘密”所在。
山东援疆干部、中共喀什地委委员、疏勒县委书记陈泽浦告诉记者，自2008年7月他开始担任疏勒县委书记以来，由于担任一把手，立足当地实际确定的工作思路和目标有利于推行，县委的各项决策都能顺利落实到各部门去，执行力上有所保障，援疆干部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得到了{zd0}发挥。此外，在干部任用、考核、奖惩等方面，也都得到了推进，人力援疆变成了真正的智力援疆，不仅是专业技术人才的援疆，而且是管理服务人才的援疆。
鉴于疏勒县富余劳动力较多的现状，援疆干部们因地制宜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利用援疆干部熟悉援助地和受援地两地情况的优势，积极“穿针引线”，在资金、项目、劳务输出等各方面，找准了双方的供需结合点，取得了双赢。
从2006年到2009年，疏勒县已发展成新疆{zj1}特色的劳务输出大县。四年来，疏勒县共转移劳动力近20万人次，年均增长三成以上，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总收入达到近3亿元，全县农民人均劳务收入由132元提高到563元，增长了2.5倍以上。
同时，疏勒县创新了劳务输出模式，根据当地劳务工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特点，形成了地方领导带队、以集体外出务工为主的劳务输出特色，在外出人员集体培训、配备厨师提供清真饮食、专职干部带队等方面都总结出不少经验，改变了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往自由外出务工的各种弊端，避免了因用工引起的民族问题发生。
疏勒县洋大曼乡农民哈孜买买提的女儿参加了由政府组织的外出务工，年收入上万元，再加上家里种养结合，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摆脱了以往的贫寒生活。哈孜买买提见到记者，高兴地说，他现在只想一心一意地搞发展，家庭致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内地打工，看看外面的世界。”
原本以“土里刨食”为主的疏勒县，近年来还先后建成了南疆齐鲁工业园，山东物流园和山东商品展销暨物流中心。其中规划建设面积5平方公里的南疆齐鲁工业园，目前开工投产企业已近80家，5000多名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在工业园区实现就业，年收入均在万元以上。疏勒也因此发展成为南疆{zd0}的饲料生产基地、{zd0}的钢结构加工基地、{zd0}的药品流通集散地和建材生产基地，许多产品还填补了新疆南部地区多年来的空白。2009年，疏勒县国民生产总值中二产历史上首次超过一产，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
疏勒县退休干部、原县政协主席买买提吾拉音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没有山东援疆干部开创性的工作，就没有疏勒的今天。疏勒县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好时机，“我常给我的孩子和周围的朋友说，党的援疆工作这条路真是走对了，我们几年就实现了过去几十年都没有的大发展，最重要的是城乡老百姓都得到了实惠，这才是{zd0}的民生工程。”
石岗说，疏勒县的发展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县依托援疆优势实现科学发展的实例，疏勒之所以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动力就在于党的援疆政策的优越性，在于援疆干部的无私奉献，在于找到了一条符合实际的科学发展思路。疏勒县通过援疆工作加快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产业发展与改善民生相结合，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可为我国开展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提供借鉴。
努力承接“国家大动员”
作为受援地，新疆天山南北正在掀起主动迎接援疆的高潮。针对新一轮援疆的新特点，新疆对受援地党委政府提出新要求，要求各地不断创新对口支援的工作方式，把“输血”与“造血”、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结合起来，把当地的资源优势与对口支援省市产业特色结合起来，形成经济援疆、干部援疆、人才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的新局面，以增强新疆长远发展的后劲。
采访中，和田地委书记程振山说：“当下最重要的是对援疆大目标进行有效细化，使我们的工作与各省市的支援形成合力，使年度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环环相扣。”
阿勒泰地区迅速成立了对口援疆工作领导小组和项目资金、教育卫生、干部人才、产业发展、综合协调等专门工作组，具体负责对口援疆工作的沟通衔接、配合服务、规划编制和后勤保障工作。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书记李湘林告诉本刊记者，伊犁州将紧紧抓住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的重大机遇，用3年左右时间，实现农牧民人均纯收入8000元～10000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亿元以上的目标。
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则主动组团赴山西“认亲”。阜康市委书记曹志文说，中央新一轮援疆规划，确定了山西省对口支援阜康，山西省与阜康市资源禀赋相近、产业发展相似，可以学习的地方很多。
“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标志着新疆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新疆社科院经济研究专家董兆武认为，这将力促新疆跨越式发展，为民生的改善奠定新的基础。（记者李晓玲）
《瞭望》文章：民族宗教政策的新疆现实
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生一系列变革，民族宗教政策也应与时俱进
“‘75’事件对新疆伤害{zd0}的就是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民族团结感情。”喀什一位维吾尔族干部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本刊记者在新疆调研期间，正值5月，每年此时新疆都在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了29年。
“过去一起耍、一起工作，相互帮忙，感觉很好。”这位维吾尔族干部说，“事件发生后，遇到汉族同志，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愧疚感。”
根据国内正式定性，2009年的“75”事件是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为境内外“三股势力”所策划、组织，并被多次强调其实质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
但“75”事件对民族团结造成的伤害已然显现，无论是接触汉族同志还是维吾尔族同志，本刊记者都能感受到他们的这一隐痛。
面对当前局面，一位受访的新疆民族问题研究专家认为，如果把内部问题处理得好，可以防止被外部力量煽动起大规模的恶性事件。
在他看来，我国现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新中国初期和上世纪80年代集中制定，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生一系列变革，民族宗教政策也应与时俱进。
他认为，应祛除“谈族色变”、“谈教色变”的心态，民族意识本身不是坏事，关键是引导，要将其引导向开放而非狭隘的民族意识，“如果我们不引导，其他人和‘三股势力’就会加以引导。”
这位专家称，在历代民族政策演变过程中有一教训可为今鉴，“应变过激主要发生在基层，其失误一般是战术性的。而应变过缓则是高层决策中的问题，其失误往往是战略性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高考加分之后
我国民族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为此对少数民族采取了诸多倾斜政策。如为了提升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水平，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国家出台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优惠政策。
这位民族问题专家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少数民族学生综合素质即使相对于汉族稍差，也不影响其就业，但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不再包分配后，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竞争力相对不足的问题立刻显现出来，就业率远远低于汉族毕业生。
这一点在新疆便有突出表现，甚至一些维吾尔族老板也不愿招收维吾尔族毕业生。本刊记者在调研中遇到一个极端例子：一位被录取到数学系的少数民族学生，高考数学成绩只有19分。
前述专家解释说，由于子女多，少数民族家庭培养大学生更难，按照南疆人均收入，至少十个人才能供一个大学生。如果不能解决好就业，不能通过大学教育改变落后现状，反而加重了家庭负担，“不但本人会产生不满情绪，供养他上学的家人也会产生不满情绪。”
“这种情况如果只是个案，不会产生民族问题。如果是普遍现象，就带来新的民族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会对汉族产生不满情绪：凭什么汉族就业比较好？”他最担心的是，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社会竞争力整体上相对比汉族大学生差一些，但是在其本民族，仍属精英阶层，“这些精英阶层如果对现实不满，很可能成为‘三股势力’拉拢的主要对象。”
“靠有限的党政机关岗位解决不了问题。”他建议，应加大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的技能培训，使其就业率大致接近汉族大学生就业率。
与此同时，高考加分的倾斜政策也让另一端感到不公平，如一些新疆汉族学生的父母认为，自己支援边疆，“献了终身献子孙”。
“一项好政策在操作过程中没有跟上时代发展，{zh1}产生的结果就是，所有老百姓都不满意。”该学者痛惜地说。
“世袭”的职位
“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正确的，保持一定的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也是正确的。”这位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种“职位世袭”的现象，比如表现在少数民族的领导班子位置问题上。
在新疆调研期间，本刊记者接触到了相关案例。自治区某单位，一个书记职位指定属某少数民族。前任离职后，因该民族无合适人选，只好空缺多年，等待一位该民族的中层干部步步升迁才予补缺。其间，即使有其他民族人选适任这一职位，也不能担任。
某大学需要竞聘一个副校长，也指定属某少数民族。另一少数民族(沿袭父方)的一位中层干部，除了民族成分，能力和资历俱符合要求。为了竞聘，他把民族成分改为母方所属的指定民族。结果，前一民族的干部不满意，认为占了他们的位子，后一民族的人也不满意，认为他不该为了这个位子改变民族成分。最终他没竞聘上。
“这就是我们民族政策操作上的僵化和不能与时俱进所带来的后果，不但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而且在少数民族之间，也都造成了矛盾。”上述专家认为，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不再把自己的职务看作是党和政府对自己能力和努力的认可和信任，而是认为自己的位置是本民族的理所应得，进而，“竭尽全力为本民族利益说话，强化某种民族意识，形成小的利益集团。”
在他看来，现行民族干部选拔方式值得思考，“是不是所有行政一把手都要由少数民族担任？如果汉族能当县长，少数民族当县委书记，不可以吗？我认为xx可以试一试。”
他强调，民族工作不能不考虑民族的真实心理，“如果不知道他们这么想的，他们也不说心里话，怎么能完善和制定有效的民族政策？怎么能把少数民族干部凝聚到党的事业和旗帜下？”
“大家庭”中的民族教育
去年，国家教育部门编写了一套全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材，这位民族问题专家举例其中的一本《中华大家庭》，“小学生并没有多少民族意识，但这本书除了题目这句话，全书依然只讲民族自治，详细地在介绍你是什么民族，你的习惯是什么，你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本刊记者找到这本教材，编写组由北京学者和教师组成，详细地介绍了56个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生活和民族语言。
这位专家反问：“如果我们过于强化每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怎么搞民族团结？民族之间共同的东西如果找不到，中华大家庭民族团结的基础在哪里？”
他认为，民族团结应该更多地讲56个民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上形成的血肉联系，在相互交流中的不断融合。“新疆的汉族没有不喜欢吃馕和烤羊肉的，少数民族也没有一家吃饭不炒菜的。这些文化上自然的相互吸收现象，为什么不能多讲讲？”
这套教材中还有三段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介绍，该专家称：“xx是从xx、古兰经和佛教书籍中摘录下来，不加评点地提供给小学生。”他认为，应该介绍三大宗教是怎么产生的，避免“宣扬宗教思想”。
这位专家从十几年前即呼吁，应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尤其在民族分裂势力活跃的区域更显急迫。“民族意识的强化，必然是公民意识的淡化；没有公民意识，就没有国家意识；没有国家意识，也就不可能有爱国主义。”
他说：“现在要在新疆大力开展公民意识教育，要树立一个观念，不管是哪个民族，首先是中国公民，必须尽公民义务。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就是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国家核心利益是什么？国家的统一！”
不信教的自由权
一位新疆宗教问题专家对本刊记者表示，宗教信仰自由要保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也要有保护政策。
他指出，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经是全民信仰，对于这样的宗教传统，应强调不信教的自由，但这方面尚缺具体操作。
他介绍，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期，在新疆一些地区，强迫他人信仰宗教的现象突出，“如果不信教，就是‘三不主义’，不握手、不吃饭、不通婚。”
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个故事：一位维吾尔族县长，在新疆解放后一直坚持无神论，退休后也决定坚持不信教。但当他回到家乡后，受到狂热宗教氛围下对不信教者形成的巨大孤立，他未能坚持三年就在“三不主义”压力下被迫信教。
这位宗教问题专家介绍，改革开放后，新疆宗教信仰的情绪释放出来，大批群众信教，最初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一度被引为宗教政策的成绩。由于缺乏引导，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非法宗教活动开始蔓延，干预一些地区基层的行政、司法、婚姻和计划生育的现象。
正是这时候，中央形成依法治国思路，考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1988年至1994年，四部宗教事务法规被制定出来。
2005年，这位专家和一批新疆学者提出，必须根据现实环境，制订相关实施细则，曾获高层重视，“但五年过去了，依旧未见下文。”
该专家称，牵扯到敏感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一般不敢轻易去碰，“这使得我们仍然用过去的政策和行政手段来管理目前越来越复杂的宗教事务。”
民族平等的角度
多位受访的边疆研究专家和当地干部说：一想到新疆民族问题，往往就想到特定少数民族，那么较少考虑生活在同样条件下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群众，就可能产生新问题。
他们认为应全面对待这一事实：新疆虽是维吾尔自治区，但16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生活着13个世居民族、47个其他民族，包括836万汉族群众。
在他们看来，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民族自治，还是区域自治。毕竟新中国成立已经超过60年了，在同样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下，少数民族一直受到种种优惠政策照顾，自治区域内汉族群众的利益如何平衡，也应深思。
受访的民族问题专家说：“我们的民族政策，在保障少数民族发展利益的同时，对于汉族群众和汉族干部同样应该善待厚养。这本身也是一个民族平等的问题。”（记者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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