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几年，照相机在一股劲风的吹拂下走进千家万户；仅仅几年，每个人几乎都能轻而易举地操作照相机；仅仅几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飙升至12000多人；仅仅几年，人们破除了摄影的{zz1}与神秘并大跨步地向平民化挺进。这一切都归功于数字技术的出现，它完成了照相机发明170多年以来的颠覆性变革。仅仅几年，回想起拍胶片的日子，真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

    我从小就对照相机充满了期待，有一次我在地上拾到一小截电影胶片，真是爱不释手，经常对着阳光解读上边的内容，脑子里做着各种“白日梦”。那时只要见着公园里有人拿着照相机就恨不得跟人家走，心想何时才能有一架属于自己的照相机啊！这个愿望直到参加工作才迎来了实现的可能。1974年，我被分配在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工厂铸钢车间，月工资只有十七块五，母亲一个月仅给我几块钱自由支配。过去，要想买额外的东西就得从嘴里省，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肯干馒头或不吃早点，零花钱就更舍不得动了，大约积攒了两年多，终于凑足了87块钱（海鸥203照相机的价格），于是急不可待地和同班好友商定去北京购买相机。记得那是1977年8月的一个xx，下班后我和同事的在工厂大门口拦截挂有北京牌照的车辆，这是去外地最省钱的办法，只是拦10辆不一定有1辆能答应，此刻天上飘起小雨，也许就因为这种情景打动了司机，一辆大货车停在我们身边，于是我们高兴地串上去，并钻进罩着机器的帆布棚内，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来到北京。不过，到了北京天已大黑，当晚就在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合衣睡了一宿，天一亮我们就急不可待地赶往王府井大街上的东风市场等候开门的那一刻，由于太激动了，现在对买相机的具体情节几乎记不清了，只记得拿到相机后立刻乘车前往颐和园进行试拍。然而，买了这架心爱的照相机却几年不敢拿回家，因为这么贵重的东西无法说明它的合法来路，拿省吃简用当理由根本不能让家大人相信。

    照相机有了，热情却没了，因为车间好多哥们知道我买了相机都想借着玩，于是就列出借用顺序表，照相机就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直到出了毛病才送回来。

                               迈进了“准专业”的行列

    1981年，我提干了，一下子从车间调到了《津厂之声》编辑部，从那{yt}起我才真正接触摄影，才渐渐知道光圈、速度、感光度；才知道光线、景深和构图；才知道全景、特写和抓拍……几年里没有人教过我专业知识，也没参加过任何培训和辅导，xx是自己读书，自己摸索的结果，好在编辑部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施展空间，不仅给我置办了进口照相器材，还专门为我搭建了一间简易暗房。由此摄影水平明显提高，在五千多人的大厂里人气指数不断攀升，毫不夸张地说，许多职工可能不认识党委书记、厂长却都认识我，过去摄影是一门比较神秘而独特的职业，又是令人羡慕和另眼看待的职业，许多重要场合别人靠不上前，而摄影的就享有这种特权，那期间我近距离地拍摄过黄火青、倪志福、丁冠根等一批来厂视察的重要领导人及外宾，特别在1986年还随上海一家报社专访并拍摄了当时红遍全国的天津市长李瑞环。

    在行家看来，摄影与后期的冲洗、制作是不可分的，所以片子拍得再好，不懂得暗房技术也不算真正会摄影，最起码能熟练掌握冲卷和印放技术，如果再学会几手特技制作就更能体现自己的水平了。由于全厂就我一个人搞摄影的，所以练就了一套快速冲卷的方法，其“火候”把握得非常准确。一次，我在等待胶片风干时突发奇想：能否有{yt}把我拍摄的胶片连接起来相当于绕地球一圈或几圈？

    我是个肯吃苦的人，而且不愿表白吃苦的滋味。就说那间简易暗房吧，为了害怕透光，连气儿也不透了。冬天冲卷、洗片还可以，到了夏天简直能把人憋死，我经常把衣服脱光了在里面操作，出来时就像刚洗过澡。有一次晕在里面好几个小时，爬出来时整个办公楼都没人了，那次有点后怕，真要“牺牲”在暗房里，实在不算光彩。

    1986年我通过娴熟的暗房处理技术创作了一幅作品《雪舟》，获得全国尼康摄影大赛黑白组季军。从此，奖项一个接一个，我的名字渐渐飞出了工厂大院……

                            获得了“无冕{zw}”的身份

   1987年我从工厂走进机关，摄影也随之由“准专业”降低到业余爱好，照相机交回了原单位，多亏影赛奖给我的那台尼康相机，否则后来的人生经历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在机关的8年里，我完成了两件跟摄影有关的事情：一件是在1991年举办了我的个人摄影作品展，中国xx已故摄影家吴印咸题写展名；另一件是1994年出版了我的个人摄影专集《恬静的时空》，中国xx摄影家袁毅平题写书名。也正是我的自强不息，才赢得了我走进报社、担任专职摄影记者的机会。1995年我接过今晚报摄影部主任配发给我一套尼康FM2照相机，告诉我：“仔细研究一下晚报新闻图片的特点，就去拍吧！”那时扔在使用胶片，原则上每个胶卷要出三个“词儿”（三条新闻），我摄影的基本功虽然没跟报社那几位“老资格”比拼过，但还是比较自信的，只是我对新闻的判断和把握非常陌生，尽管过去在工厂里做过报纸，可毕竟那是张企业小报，今晚报的社会影响力多大？光发行就几十万份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用大量的时间去“扫街”，分辨共性里的个性，个性里的特性，也就是学会用独特的视角观察和分析社会，新闻就是打破常规的，极端的，鲜为人知的过程，但图片新闻又必须是现场的、形象的，不用文字就可道明的新闻种类，也就是后来反复强调的画面感和冲击力。最初在摄影部时，每天早晨交完稿就开始琢磨到哪去，对于我这个新人来说，没有“口”可跑，xx靠拼体力，骑着自行车走遍市里的各个角落，主要拍摄反映百姓日常生活的社会新闻。

    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我到报社刚一个多月时，领导突然安排我到云南采访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我一下慌了手脚，但定神一想确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最初体委就给晚报一个名额，我暗自表示，没关系，文字和图片我全包了！后来报社又争取了一个名额，由资深的体育记者领衔组成了今晚报赴一线报道组。这是我有生以来{dy}次外出采访，出发前领导最关心的就是在当地能够顺利发稿，那时报社还未使用数码相机，因此不但要带足了照相器材，而且还要带着“活动暗房”，也就是说要在当地自己冲卷、做片。

    在采访的十几天里，我按照比赛日程表来来回回地赶场拍片，回到宾馆赶紧冲卷，暗房设在卫生间，显影、定影液也都是现配的，洗漱台上架起放大机，灯泡用我儿子的红领巾包起来，就这样，每天把冲好的底片带到新闻中心向远在天津的今晚报传输，为保险起见，我还分几次把放大好的精选照片，通过快递及时发往报社，这次任务总算没有出现纰漏。

                              更换了数码后的惊喜与无奈

    进入新世纪以后，数码相机率先在各大媒体应用，今晚报社算是更换数码相机较早的单位，到2003年报社所有摄影记者都使用了数码相机，而我依然坚守着传统的胶片相机，我觉得拍胶片郑重而严肃，脑子里始终有一个“省”字，该拍的拍，不该拍的一定不拍，即便该拍的，也思考再三，选{zh0}的角度、用{zj0}的光线、抓最精准的瞬间。而数码相机没有胶片的限制，拍起来像机关枪一样的毫无节制，助长了摄影者的随意性和侥幸心理。另外，胶片是实打实的物质，看得见摸得着，便于储存珍藏；而数码文件，至今没有一个人说能保证刻成光盘、放置移动硬盘或其他方法能留存几十年，既然是“数字”，就无法避免错乱或遗失，因此大量不可再生的影像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些困惑和不适应，使我拖延至2004年才配备数码相机，但是将近一年多我仍以拍摄胶片为主。

    如今，我已离不开“数码”，它带给我无数的惊喜，它能够边拍、边看，边拍、边删，边拍、边调，边拍、边传……不用再进暗房冲卷；不用再洗成照片，不用再为拍多拍少发愁；不用再因曝光强弱忧虑，一切都由“数字”说话！几年来，我完成了大批耗时费力的专题，探索了各种各样奇特的拍摄手法，在网络上发表了几千张图片，如果没有“数码”是{jd1}实现不了的。

    然而，任何新发明的出现都具有两重性，数码相机带给人们便捷、欢愉、普及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无端的攻击、侵扰、偷窥等乱象。尤其是数码影像的xx之风更是前所未有，随意更改原始数据的做法，像一种病毒广泛传播，以至于许多人PS成瘾，仿佛不添枝加叶、不修修补补、不移花接木就无法满足强烈的“创作欲”。如果说为了“作品”的需要，又符合参赛规则可以适当调调，关键是作为新闻、作为记录，{jd1}要严守职业道德，最起码要对历史负责。

    我特别喜欢老照片，有时还在网上花高价购买，随着胶片时代的消亡，老照片的价值越发地显现出来，究其原因就是它的稀有和真实。当全民都学会摄影的时候；当照相机已经成为普通商品的时候；当数字影像充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还是怀念拍胶片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