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民众呼吁回击日本的挑衅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爱国xx举行的一次民族自卫战争,同时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爱国xx的抗日武装斗争极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精神,推动了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民众的救亡运动又有力地鼓舞和支援了xx的抗战。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军民一致,同仇敌忾,协力抗战,成为淞沪抗战的一大特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英勇作战,上海和全国民众在精神上、物质上和战地勤务上全力支援xx,抗日义勇军深入战场参战,终于使这场神圣抗战坚持了30多天,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上海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益高涨,形成了风起云涌、席卷全市的声势,走在全国民众抗日运动的前列。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的前夜,救亡运动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在全市各界此起彼落,相互激荡。当日军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民众的抗日运动更是全面地发展起来。富有光荣反帝爱国传统的上海人民,怀着与爱国抗日xx同进退的心情振臂而起,汇成了一场空前热烈的抗日救亡斗争的高潮。xx文化界人士夏衍说:“这是一场民族爱国运动,其势之猛,动员面之广,许多人都认为远远超过了‘五卅’当时的情况。”
这场民众抗日运动的显著特点,是群众的抗日运动与爱国xx的武装抗日斗争紧密结合,民众运动以支援前线、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抗日战争为中心。各界民众热烈地声援抗战,支援xx作战,组建抗日救国义勇军和各种战地服务队伍,掀起反日罢工斗争,捐献金钱物资,慰问抗日将士,救治受伤官兵,……等等,是这一时期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基本内容。
上海各界民众声援抗战的活动,是同一二八抗战相始终的。各方面的声援活动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走向广泛和深入。
自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工厂被焚事件、《民国日报》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后,日本军事侵略上海的阴谋昭然于世,上海各界民众团体立即发表通电、宣言、声明和谈话,对日本侵略者的挑衅,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防卫,回击外敌进攻。从1932年1月21日至一二八事变爆发的短短一周时间,上海市商会、上海各路商总联合会、上海市市民联合会、上海市抗日救国会、上海特区市民联合会、上海各业公会联合会、上海各业数十个同业公会、上海“大学联”、上海“中学联”、各业公会,以及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等,发出数十个通电和宣言,通过请愿等方式,提出了以下对时局的主张和要求,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直接的舆论上的准备。
(1)指出日本在上海的挑衅决非孤立事件,而是其侵华预定计划的严重步骤。上海各路商总联合会、上海市市民联合会在“共同宣言”中向全市及全国道出了日本挑衅的实质:日本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毁砸四川北路一带中国商店,“此种蛮横行为,系反现代国家之暴日预定之整个计划,非三友实业社之个别问题,更非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一带商店之利害问题,尤非工部局之治安能力问题,实为全上海、全中国之对日问题”。上海特区市民联合会的通电也指出:“暴日……肆无忌惮,首乱天津,次扰青岛,又逼福州,今竟对我国经济中心,各国贸易之枢纽上海,亦将施以破坏之手段,其目无中国,目无各国,已昭然若揭。”
(2)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它导致了日本得寸进尺的进攻。上海各路商总联合会、上海市民联合会在宣言中指出,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在上海挑衅、施暴,“实由于我国民政府未与暴日断绝国交,致未能行使驱逐与制裁之权”。上海特区市民联合会也在“自卫通电”中抨击说:“暴日之侵凌东北,边防长官不以武力抵抗,已使世界各国认为极不争气之国家,暴日随得更为肆无忌惮。”“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对于暴日之此种足以亡我中华民国之无理要求,迅行训令上海市政府,予以严辞驳复,并决定武力与之周旋。”
(3)坚决拒绝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回击日本的挑衅。上海市抗日救国会致电上海市政府,严正指出:“日人于行使其残暴行为,然竟不悔悟,反敢提出无理要求,且竟有要求我国政府制止抗日运动之谬妄言动。敝会同人,目睹此种xx放火之残暴行为,及强词夺理之要挟,莫不发指眦裂,愤慨万千。……应请钧长对于日人之无理要求,严辞拒绝,勿为其威武所胁迫,以保国民救国之精神。”上海市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会提出五项议案,要求上海“市政府拒绝日方一切无理要求”,“通告各界,争取正当防卫”:“我上海各界市民,应凛国破家亡之危机,抱破釜沉舟之决心,一面谋正当防卫,一面彻底经济绝交。本会同仁,当始终其事,生死以之。”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咄咄逼势,民众外交后援会通电要求“各义勇军之在沪市者,本捍国卫民之志,严密防范以戢其野心,并为妥善之准备,作武力对抗”。上海各业公会联合会更是明确号召:“为今之计,唯有我各界同胞共谋团结,组织义勇军,要求政府发给武装,以图抵抗。”
(4)主张全市民众团结一致,并请政府出动xx对付日本的侵略。上海市市民联合会等团体向全市发表宣言,呼吁团结对外:“我居民应积极组织积极团结,再不可如以前之涣散,……须知合则力强,分则力散。对付暴日侨民,全市居民,尤应一致起来。”上海各路商总联合会等团体于1月21日致电南京行政院当局,要求“火速派遣得力xx,协助当地军警,切实保护,以维居民生命财产”。
(5)号召组织救国义勇军对抗日本xx的进攻。在上海市政府屈辱承认日本总领事的四项无理要求当天,上海市民联合会在xxx剧场召开全体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上海市长吴铁城封闭抗日会等多项决议,呼吁全市工商学各界一致立即成立救国义勇军,联合组织金融集中机关,进行筹募,积极购备军器,进行训练,坚决抵抗日本xx的进犯。
总之,当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在头上的时候,上海人民绝不会退缩、屈服,而是积极奋起,以满腔怒火回击侵略者,团结一致,保家卫国。上海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也直接推动了主张对日抵抗的中国xx的广大官兵的抗日动员和准备。
各界爱国人士奋起声援淞沪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波澜壮阔的民众救亡运动立即汇成广泛的声援前线浪潮,一批xx的爱国人士和各界{lx}人物更是站到了潮头,推波助澜。
宋庆龄1931年6月因母亲病重从欧洲回到上海。淞沪抗战一开始,她和何香凝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斗争,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她们不仅发动和联络海内外各方面力量支援上海抗战,而且亲自出马,奔赴前线慰问xx。1月31日上午,她俩顶风冒雪同赴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英勇的抗日将士们。她们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亲切交谈,表示热烈支持对日抗战,她们赞扬十九路军违命抗战,认为这样才能洗刷九一八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奇耻大辱,鼓励他们为中华民族抗战到底。宋庆龄还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英勇作战的官兵们发表演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给了前线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在前线,宋庆龄与何香凝看到由于国民党政府歧视这支抗日xx,军饷和物资严重不足,十九路军官兵穿着单薄的军衣在冰天雪地里作战,感到十分痛心。回到市区后,她们立即发动募捐活动,并致电海内外同胞,呼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援助十九路军抗战。何香凝在自己寓所大门上贴着“此处接受热心援助”的大幅字条。市民们闻讯争相响应,捐献了大量的慰问金、慰劳品和医药用品。宋庆龄与何香凝还发动和带领妇女界、医务卫生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支援前线,救护济难。她们组织“国难战士救护队”,创办伤兵医院,以{zd0}的努力支持我官兵抗战。她们的行动感动了很多有良知的中国人,xx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率领“承华社”全体艺员,在北平为淞沪作战伤兵义演三天,所得收入全部捐助救护医疗事业。粤商陈炳谦也向红十字会捐助1万元。新加坡xx华侨实业家胡文虎一次就汇款1万元,指定捐助何香凝的救护事业。
奋起声援淞沪抗战的还有上海爱国进步的文化界。2月3日,鲁迅、茅盾、郁达夫、冯雪峰、胡愈之、陈望道等43位文化界xx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声援十九路军抗战。2月7日,李达、阳翰笙、周扬、周谷城、郁达夫、丁玲、巴金、胡秋原、胡愈之、许德珩、陈望道、丰子恺、田汉共129位文化界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中国著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揭露日军的野蛮暴行,谴责国民政府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坐视十九路军孤军抗战。同日,陈望道、胡秋原、乐嗣炳等在冯雪峰的帮助下成立了“著作者抗日会”,联系和团结全上海赞成抗日救国的大批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宣传抗日,向海内外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并创作和出版了大量抗战作品,对动员和鼓舞军民坚定抗战信心,发挥了重大影响和作用。不少作家还投身抗战激流,奔赴前线,实地观察,写出了一批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如白苇(韩进)的《火线上》、《墙头三部曲》,楼适夷的《战地的一日》、《向着暴风雨前进》,沈端先(夏衍)的《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洪深的《时代下几个必然的人物》等。1932年4月,由阿英编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出版,集中反映了一二八事变的真相。
上海工商界也热烈地加入抗日救亡热潮,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工商业100余个同业公会当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调兵增援。他们在电报中说:“十九路军将士,业已被迫抵抗,惟兵力单薄,不足以歼丑虏,伏乞迅将该军全部调援,并增拨各部劲旅以保国土。”上海市商会更是同仇敌忾,于1月29日6时发出紧急通告,“令饬全市商店,一律罢市御侮”。当天上午,“南京路、福州路、浙江路及法租界等处商号,均已一律罢市。间有一两商店,意存观望者,经市联合会各区义勇军一度劝导,后亦均罢市休业,以示一致。下午3时后,全市以一律罢市,各交易所亦均停止交易,民气激愤,达于极点。”
为了维护上海地方工商业秩序、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上海工商界、实业界和地方社会人士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32人,于1月31日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其宗旨为:慰劳xx,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支援抗战。史量才被推举为该会会长,他每星期都与宋庆龄、陶行知等共同研究抗战有关事宜,并与地方维持会领导人一起研究和决定该会工作,沟通地方、xx、民众、政府之间的联系。上海地方维持会还与上海市总工会、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上海市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律师公会等81个民众团体发起成立“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2月18日,该会召开全体理事会,推举楮辅成、李次山、王造时、黄炎培等九人为常务理事。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是一二八事变后国内形势新变动的一个显著表现。它动员和联系了更多的各阶层群众,标志着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得更为广泛,组织程度更为提高。
一二八淞沪抗战枪声也震动了全国,各地各界人民爱国精神为之一振,纷纷起来响应十九路军抗战,发动各种形式的支援活动,各地很快形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首先表现在各地人民一致拥护抗战,支援前线。南京、北平、广州、天津、武汉、长沙、杭州、济南、成都、昆明、重庆、西安等城市,纷纷集会通电,声援十九路军。中央大学师生派出代表赴南京政府行政院,要求立即调兵支援上海抗战。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召集有70余校学生参加的代表会议,通电南京政府,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何如迎xx击,希幡然改计,厉行革命外交。”其次,淞沪抗战的英勇斗争鼓舞和激励着各地千千万万的爱国儿女,许多学生、工人、职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奔赴上海,直接参加战地工作,出现了民众义勇军运动的又一次高潮。第三,各地民众踊跃捐募金钱、物品、xx和xx工具,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和参加捐募的各阶层人士之广泛,都是{swql}的。这一切都显示了一二八事变后国内形势新变化的特征。
各界民众呼吁坚持抗战反对中途妥协
在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之下,淞沪抗战一开始就潜伏着中途停战妥协的危险。面对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淞沪抗战的动摇态度,上海民众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强烈呼吁坚持抗战,反对中途妥协。
2月4日,上海粮米业、糖业、煤业、绵织业、绸缎业、药材业、铅印业等160个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军政部发出特急电,坚决反对在上海租界外设立中立区。表示:“敝公会等尤当与全沪商民,誓死反对”。要求南京政府“俯顺民意,当机立断,对于租界之外,另辟中立区域一节,坚决拒绝。”
上海市总工会也多次发表通电和宣言,呼请南京政府调兵增援淞沪,并强调反对不抵抗政策,反对设立上海中立区。2月5日,上海市总工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迅即明令全国将士,枕戈待命,为国捐躯并饬派海陆空军来沪增援,俾竟歼敌全功”。2月16日,上海市总工会再次发表宣言,向全国各界提出三项主张:“反对所谓中立区或和平区之设置”;“不能与无抵抗主义相始终”;“集合全国力量,拥护十九路军,完成抗日救国之目的”。并且严正声明:“如有不以此旨为依归,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下者,是为自弃于国民,吾国民必当以卖国贼视之。凡卖国贼者,人人得以诛之。”这是对南京当局和一切不抵抗主义者的一义正词严的警告。
2月17日,上海市民联合会发表《拥护十九路军作战到底宣言》,热烈赞扬军民一致抗日:“我十九路军为防卫国土计,誓死抵抗,血战兼旬,屡摧强敌。我民众敌忾同仇,抱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之心,为我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各竭其力,为我忠勇卫国之十九路军后援。”《宣言》公开批评了南京当局对淞沪抗战的动摇态度,指出:“不图在此浴血抗敌、千钧一发之秋,执政诸公,忽有依违和战之间,举棋不定之势。”《宣言》强烈呼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指出:“国家兴亡,在此一举,希我全国同胞各秉匹夫有责之义,督促当轴,一致奋起。勿令秦桧、张邦昌辈复见于今日。”上海市民联合会代表全市300万市民,向全国提出四项呼吁:“一、非日军先行退出中国领土,{jd1}无调和之余地;二、反对设立中立区域;三、拥护十九路军武力抗日到底;四、全国总动员,实行正当自卫,拒绝日方任何要求。”表示此四项为淞沪抗战的“{zd1}要求”,务必达到目的。
上海进步的文化界更是鼓舞抗战、反对妥协的生力军。他们紧紧围绕坚持抗战这个主题展开文化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上海领导文化界斗争的瞿秋白,向上海党的文化工作者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作。”瞿秋白身体力行,他除了撰写不少切中时弊的政论文章外,还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谱写了以歌颂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杀敌等为内容的《抗日五更调》多首,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左联”作家们纷纷深入前线xx进行战地采访,及时地歌颂抗战,笔伐敌人,鼓舞民族抗战精神。“左联”、“剧联”、“社联”、“美联”都组织了前线服务队和慰问队,剧作家田汉还带了一批话剧演员和音乐工作者,不止一次到前线去,用活报剧、歌唱等文艺武器去鼓舞士气。
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以报刊为阵地,开展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的宣传活动。“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会同“左联”、“社联”和“剧联”等出版了《白话报》,除了报导抗日消息、发表抗日言论外,还以两个版面发表抗日救国的文艺作品。钱杏村(阿英)把包括他自己及楼适夷、丁玲、白苇(韩进)等作家创作的一篇篇“战地通讯”、前线报导和战地速写集辑成书,题名《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这一专集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问世,对于激励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胜利信心、推动军民抗日、xx不抵抗主义思潮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xx报人邹韬奋以《生活》周刊为阵地,舆论界竖起了一面抗日救亡的旗帜。《生活》周刊力倡抗战,并提出切合时弊的摒弃前嫌,一致对外;{wy}目标,认定对日;救国保族,不怕牺牲;xx御敌,民众自卫等四项建议,为民众救亡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邹韬奋向全国发出呼吁,抗战到底,决不中途妥协,不达目标誓无罢休。如果与日休战,必须坚持三项条件:日军必须xx离开上海,不许有一兵一舰一机之存在;暴日对我上海市民生命以及公私财产之摧残,在我牺牲极大,我们必须责令日本赔偿;上述休战条件,必须由英美领事切实担保。他铿锵有力地说道:“记者(韬奋自称)主张,倘若三条件非xx办到,{jd1}无休战之可言,除继续激战外,无他途。我国政府及人民必须有此决心。”(爱国人士史量才主持《申报》,发表大量主张坚持抗战言论。2月11日,《申报》发表题为《中国的出路何在》的时评,提出了依靠民众的武力和发扬大众的力量进行抗战的主张,说:“我们要打破当前的困难,唯有变不抵抗的武力为国家的武力,民众的武力,发扬大众的力量,奋起与日军作肉搏之血战。”
上海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于2月1日向全国发表通电,向国人提出四项主张:一、“此次吾十九路军,本其军人卫国天职,排万难以决一死战,……予我民族历史前途以重大之影响,……我国人应一致认清此点,牺牲一切,以为援助”;二、国民政府“应尽力实行援助上海战争,庶迁洛(阳)不同畏葸,卫国非托空言”;三、“全国各军师旅,应一致奋发,……加入抵抗”;四、“上海及全国各地所有(对日)经济绝交及其他一切抗日工作,自应一致坚持到底,毋为暴力所屈服。”“通电”代表全市大学教授表示了坚持抗战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民众义勇军奋勇支援前线
淞沪抗战爆发后,有许多支群众性准军事队伍活跃在淞沪战场和上海地区,配合和支援前线xx进行抗战。这一群众性准军事队伍统称为抗日救国义勇军。组成义勇军的基本队伍是上海的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市民以及其他爱国民众。
上海民众义勇军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已出现,至淞沪抗战爆发,各界民众义勇军普遍地组织了起来。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各界义勇军和各地来沪义勇军纷纷向十九路军总部请战,要求随军参战,或要求给予战地勤务和后方支前任务。为统一指挥、管理和协调义勇军的队伍和各项战斗任务,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指定第七十八师秘书徐名鸿专门负责这方面的管理工作,并任命总部高级参谋华振中为义勇军总指挥,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兼副总指挥,负责军事训练和分配义勇军的各项工作。在十九路军的统一指挥下,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十九路军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一部分义勇军直接参加了前线的对日作战,在闸北巷战、吴淞保卫战、庙行阵地战、宝山阻击战和浏河退却战等战斗中,都有一部分义勇军参加了战斗。(2)大部分义勇军参加了战地勤务工作,积极地配合xx的作战,有的开挖战壕、构筑工事,有的传递文信、通讯联络,有的深入火线、抢救伤员,有的运送食品、搬运弹药,等等。(3)在后方发动民众进行支前活动。他们募集款项,征集物资,筹划军需,输送前线,支援爱国xx坚持抗战。(4)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鼓动工作,运用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在后方各界民众中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恶,抨击不抵抗主义,宣扬十九路军抗战的英雄事迹等等。
义勇军的宣传队伍不仅活跃于上海,而且还外出至南京、镇江、杭州、苏州、无锡等城市。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义勇军,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外,还有复旦大学义勇军、上海市民义勇军、邮电义勇军、市商会童子军团、退职军人义勇团、华侨义勇军等。一二八抗战期间,义勇军总人数达5000人以上。从上述几支主要的义勇军的活动,可以窥见义勇军抗日救亡斗争之一斑。
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
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是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组织和领导的群众准武装组织。“民反”成立于1931年12月6日,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抗日救亡斗争的需要而组建起来的,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民反”以赤色“工联”、“左联”、“社联”以及大学联、中学联等团体为核心,联合上海其他许多抗日团体而组成。开始成立时有54个团体参加,至同年底会员已发展到300多个。
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紧急通知,通过上海民反救国联合会,在沪西抗日罢工工人、闸北失业工人以及一部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城市贫民中组建了义勇军组织。在“民反”总部设立了义勇军委员会,由“民反”党团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民反”总部党团军委季苏担任义勇军党团书记,中央军委派来原上海同兴纱厂工人、曾留苏学习军事的孙小保担任军事指导员。“左联”成员、工人作家韩伯涛(韩进)在“民反”义勇军成立的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义勇军主席。“民反”义勇军在新闸路设立总部,在闸北、沪西、沪东、浦东等地设立分部。在临近前线的闸北宝兴路太阳庙设立“民反义勇军前方办事处”,直接与十九路军建立联系。
上海民众反日义勇军由许多工厂、学校的基层爱国群众组成,在全市约有2000余人的基本队伍,编成救护、担架、运输、募捐、宣传、慰劳等队,始终战斗在支援十九路军等抗日爱国xx的{dy}线,从各方面支援抗战。
“民反”义勇军救护、担架队约200人,总部聘请爱国的医务人员给队员们上课,传授包扎、急救等医务知识,然后投入战区参加救护活动。他们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2月中旬,八字桥战斗中,一夜激战,炮火尚未停息,救护、担架队员们就奋不顾身地奔赴战场,对轻伤员就地包扎,对重伤员采取急救措施,并及时用救护车把他们送往后方医院。“民反”义勇军救护、担架队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得到xx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赞扬。
“民反”义勇军运输队、施工队是前线指挥部的得力助手。“民反”义勇军太阳庙前方办事处和十九路军太阳庙前线指挥部仅一墙之隔,“民反”义勇军经常与翁照垣等十九路军军官取得联系,凡十九路军有运输和施工任务,他们就及时组织力量去完成。凡xx方面有什么需要,很快就能得到满足。例如有一次,前方修筑工事急需一批麻袋,“民反”义勇军前方办事处立即去后方发动民众筹集,不到{yt}时间,满卡车满卡车麻袋及时运到前线。“民反”义勇军还及时向闸北前线的官兵们运送粮食、蔬菜、食油以及xxxx等。
“民反”义勇军组成了一支募捐队伍,奔走于工厂、学校、商店、街道和里弄,为支援前方作战而征募物品和金钱。募捐队员白天手持密封竹筒开展募捐活动,傍晚,把募得的现金和物品,集中交到“民反”总部,再由慰劳队送到前线。“民反”义勇军所募财物多出于劳动人民,虽然数量有限,却表现了一片爱国热忱,开创了捐献财物、慰劳前方将士风气之先。“民反”义勇军宣传队除了向各界民众进行广泛的抗日爱国宣传,还通过各种途径在十九路军中作宣传工作。他们组织士兵工作组,派出广东籍的大学生,用广东话向粤籍成员众多的十九路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宣传队还向xx散发“民反”机关报《反日民众》以及义勇军总部编印的宣传抗日救国的传单。2月7日,“民反”义勇军前方办事处在闸北恒丰路三育小学召开军民联欢大会,会场上充满了军民联合抗日的激情。十九路军第六十师派出教导队教官到会讲话,十分激动地说:“十九路军以前打过仗,但打的都是中国人,这次才真的和外国侵略者打仗。十九路军个个抱决死之心,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民反”义勇军和工人代表也在会上慷慨陈词,表示全力支援十九路军官兵抗战。大会通过了“用军民一致的力量誓死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誓言,表达了爱国军民的共同心声。
复旦大学学生义勇军。
上海青年学生富于反帝爱国传统,每每站在救亡运动前列。一二八抗战一声炮响,“上海学生掀起参加义勇军的热潮,二三天就有几千人报名”。复旦大学学生义勇军就是上海青年学生义勇军中一支最活跃也{zj1}代表性的队伍。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素有反帝爱国光荣传统的复旦大学,于1931年10月成立了青年义勇军,准备武装御侮。一二八事变前夕,留校的几十名义勇军组成了寒假特别军事训练班。经多次与十九路军总部联系,得到蔡廷锴军长同意,特别军事训练班学生被批准进入十九路军随营受训。1月10日,他们冒着大雪奔赴大场宝华寺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部报到,下午正式入营,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1月28日晨,复旦义勇军战士见到上海各报均载有市政府接受四项无理要求,并命令公安、社会两局取消抗日会组织,极为愤慨。这时翁照垣又接到十九路军退出闸北,由宪兵第六团来接防的命令。学生义勇军中当即有人站出来慷慨陈词:“我们不是天天都准备抗日作战吗?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不能接受投降卖国的命令。请发给我们武器,让我们立即冲向日寇军营去,我相信我们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说着声泪俱下,在场学生和官兵都十分激动。翁照垣沉重而胸有成竹地向大家说:“请你们相信我翁照垣是不愿做亡国奴的!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现在我们还需要政府,必须相机行事,请你们放心吧!”当晚,翁照垣所部在天通庵一带打响了一二八抗战的{dy}枪。
闸北保卫战打响后,按照一五六旅旅部的命令,复旦学生义勇军组织战地服务队投入战勤工作。战地服务队分为组织、宣传、慰劳、交通、情报等5个组。他们首先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闸北一带市民中散发战地简报,召开战区市民大会,报告前线抗击日军的战况,介绍十九路军官兵的英雄事迹,动员民众支援xx抗战,并在苏州河以北对着租界刷出大幅外文标语:“为和平而战斗!”“为正义而战斗!”“拥护十九路军对日作战!”等等。有的学生负责采访战地新闻,编印、散发《战地快报》,迅速将我军捷报传播出去,鼓舞士气民心。同时,他们还登记、保管、分发慰问品;为自愿前来服务的汽车队进行编号;为志愿参加抗日敢死队的市民进行登记;还根据群众举报,对敌探嫌疑对象进行调查;甚至担负旅指挥部保卫工作,黑夜里巡逻于指挥部周围。
2月上旬,复旦学生义勇军接受翁照垣的指令开赴京沪铁路沿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组成武装宣传队,从真如出发,沿着京沪线西进,在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扬州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把淞沪抗战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4月初,已发展到1000多人的复旦大学和其他大专院校学生义勇军被共同编为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dy}大队。整编以后,随营义勇军开始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积极准备重返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可是,《淞沪停战协定》却于5月5日签订了,消息传来,复旦义勇军战士们怀着愤怒的心情,告别了十九路军。6月下旬,复旦大学随营学生义勇军回到了上海江湾母校。
上海市民义勇军。
上海市民义勇军全称上海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上海市民联合会是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等团体发起成立的。为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该会还组织市民业余进行军事训练。1931年10月5日,上海市民联合会正式成立上海市民义勇军,队员大多是在职店员、职员、城市贫民、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负责人是律师王屏南等,人数约1600人。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市民义勇军请缨杀敌,240余名队员于2月4日正式成立市民义勇军{dy}大队,王屏南被公推为大队长,下辖2个连和1个补充排。2月20日,市民义勇军按旅部命令,接替军事地位重要、宝山-浏河防线的第二线枢纽,嘉定城的防务,让原驻防的十九路军某部开赴吴淞前线参加战斗。
2月27日,市民义勇军又奉命开赴宝山前沿阵地。宝山县城毗邻扬子江和黄浦江的会合处,为国门要地。原由一五六旅第四团第三营和机枪连驻守,因吴淞防务吃紧,旅部乃调驻防宝山xx增援吴淞,把防守宝山县城的任务交给市民义勇军,仅留步兵半排,计18名,守卫东门外海滩。市民义勇军接防后,日夜修筑工事,布岗设哨,守护海岸,严防日军偷渡登陆,同时在全城实现军事戒严,严加巡逻,确保城厢安全。义勇军接防宝山的次日,翁照垣从吴淞给王屏南来电,特别强调守卫宝山之责任重大,说:“现在宝山交给你部防守,责任重大,望义勇军全体同志为国效劳,全力以赴。”当晚,旅部派军需员送来手榴弹8箱,共400颗,大家热情倍增,即刻进行投掷训练。
3月1日黎明时分,义勇军观察哨发现敌舰15艘在长江口列成一字长蛇阵,旁有木船和小火轮百余只,蠕动编排,似在组织进攻。中午,敌舰一部驶入吴淞口,一部开往浏河,有7艘留在宝山江面,头对宝山城,炮口朝向我方前沿阵地,同时又有小火轮十余艘、木船百余只,渐渐逼近岸边,敌机20余架蜂拥而至。面临强敌海陆军的进攻,义勇军战士深感民族存亡、国家荣辱在此一举,尽管200余名义勇军和半个排十九路军战士,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但他们都下定为国献身的决心,要求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登陆。下午4时,敌人发动的大规模登陆战开始了。霎时间,敌舰炮击,敌机滥炸,敌船扫射,震耳欲聋。义勇军战士们沉着应战,握步枪者频频瞄准,握手榴弹者准备拔栓,持大刀梭镖者紧握把手,守地雷导火线者按机等命,数百道复仇报国的目光一齐射向敌军。在舰炮xx的交织声中,敌军以小火轮和木船冲向东南隅石塘,企图登陆。当敌人进至我军步枪有效射击范围之内,我军排枪齐发,敌人纷纷应声落水。义勇军{dy}连连长李楷枪法精良,专打小火轮的驾驶员,一枪一个,百发百中。他一个人用三支步枪轮番射击,有两个人给他装子弹。在如此神枪的射击下,敌船东倒西歪,阵势大乱,敌舰虽强,但水浅不能近岸,无法施展其优势。激战1个多小时,敌军不能得逞,只得掉转船头东去。
当晚,十九路军总部发出全线后撤第二道防线命令,市民义勇军奉命撤出宝山回到嘉定。尽管大家难以理解,还是服从命令。市民义勇军在宝山保卫战中,以大无畏的抗敌精神,敢于同强大的敌军对抗,阻止了敌军登陆,对于一五六旅守卫吴淞的主力xx的转移起了有力的掩护作用。对此,翁照垣事后曾对王屏南说:“宝山若非你部坚守,倘若日寇登陆成功,我旅腹背受敌,必被包围撤不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对市民义勇军坚守宝山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3月4日,市民义勇军转移至松江,边整理队伍边开展抗日宣传。后又有百余人参加义勇军。4月30日,上海市民义勇军被正式改编为十九路军随营义勇军第二大队,王屏南为中校大队长。《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各部义勇军由唯亭开往无锡。市民义勇军这时全部人员共有224人。6月10日,在无锡举行十九路军随营义勇军毕业典礼。上海市民义勇军至此宣告结束。
上海市总工会义勇军消防救护队。
朱学范领导的上海市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也纷纷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支援抗战。2月1日,朱学范首先在邮务、卷烟、酱业、牙刷业等行业义勇军中抽调300余人,组成由总工会直属的义勇军消防救护队,全队随即开赴闸北战地参加消防救护工作。闸北街市和居民不时遭受日机的轰炸,到处是断垣残壁,硝烟弥漫,难民无家可归、衣食无着。总工会救护队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在一片火光和烟雾中,抢救伤兵,救护难民……。
水木业义勇军。
上海水木业义勇军由上海水木业青年工人和个体劳动者于九一八事变后组成,共有队员500余人。曾聘请军事教官进行训练,准备参加抗战。淞沪抗战爆发后,纷纷要求随十九路军参加抗战。2月5日,经十九路军总部批准,水木业义勇军编入第六十师一二○旅第五团随军作战。在闸北中兴路、大统路担任运输、建筑等战地勤务,2月10日正式得到枪械,获准进入前线作战。他们先在宝山路、西宝兴路一带与日军对垒,2月15日,协助一二○旅第六团防守天通庵路。24日又随同第六团调到江湾参战,屡挫敌锋。水木业义勇军还参加了庙行之战,随同第六十师支援八十八师,对日军采取大包围,围攻敌军,使敌军受重创,我守军及义勇军也牺牲不少。
邮工义勇军。
邮工义勇军是上海邮务工会所属的抗日救国义勇军,成立于1931年10月。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 邮工义勇军100余人分批开赴前线,从事传递军事情报、消防和战地救护等工作。2月4日,邮务工会常委朱学范亲自担任邮工义勇军营长,根据前线的需要,调派一个营赴前线支援作战。当时,吴淞鏖战正急,吴淞老街备受战火摧残,商店和民房燃起熊熊烈火。邮工义勇军立即投入战斗,一面奋勇扑灭大火,一面频频往返于吴淞与后方之间,把一批批伤员及时转移到后方医院。他们还从市区带来大批宣传材料,分发给官兵阅读,让官兵们了解上海人民和海内外同胞节衣缩食捐款献物、积极支援抗战的情形,从而大大地激励前线官兵的斗志。邮工义勇军还把数辆绿色邮车改漆成白色间有红十字标记的救护车,开赴闸北、江湾等战地抢救伤兵。翁照垣特地把邮工救护队列为旅部直属单位,任命朱学范为该旅运输服务队队长,颁发给他一张证书,允许这支队伍在前线畅通无阻。陈祖得、潘家吉、陆春华等三名义勇军战士,在救护伤兵时遭到日军杀害,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市商会童子军团。
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原是市商会举办的商业夜校学生的军事训练组织,成员大都是商店店员和学徒。九一八事变后,为适应抗日新形势,童子军团扩大组织,规定本市店员、公司和行号的职员,年龄在16岁至30岁者都可参加该团。其宗旨也由“自助助人”改为“革新社会”、“捍卫民族”。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童子军团挑出一批有战斗力的成员,组成战地服务团,担任救护、担架、运输等任务,协同十九路军保卫上海。2月5日,战地服务团200余名童子军,在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带领下,奔赴十九路军指挥部报到,被分为救护、担架两个大队,在前线担任救护伤兵,收容难民等工作。他们勇敢地活跃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为协助xx对日作战而竭尽全力。一部分战地服务团还承担了运输任务,及时把上海民众捐献的大量食品、罐头、医药用品、服装器材等物品运送到前线。童子军团们为救国卫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表现了为民族自卫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有的团员在战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罗云祥、应文达、毛征祥、鲍振武4位团员就在闸北战区抢救伤兵和难民的战斗中光荣牺牲。童子军团在一二八抗战中积极进行支前工作,成绩卓著,受到xx的赞赏。停战以后,十九路军七十八师致函市商会表示感谢,写道:“承贵会派遣童子军团前来服务,至今业已两月有余,在作战期中,既承担伤兵收容所、救护队等事宜,退(江)苏以还,复承助运送伤兵及调查伤兵等工作,成绩{jj0},惠助敝处不少……。”
退职军人义勇军。
全称“中华民国退职军人救国义勇军”,是国民党xx一些退职的爱国军人组成的,原准备赴东北参加抗日战争。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们立即挑选200余人,分10个组,当夜开赴天通庵附近,协助十九路军抗击日军进攻。当时他们仅有枪支60余支,但他们训练有素,作战英勇顽强,很快从日军手里夺来枪支40余支,并击伤日军20余人,义勇军也伤亡4人。天通庵一战,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激励着许多退职军人纷纷要求加入义勇军作战,队伍随之扩大。退职军人义勇军司令仇鸾燮为加强前线的防御力量,整建义勇军组织,于2月1日成立退职军人义勇军第六师,委任邱维明为该师师长,陈志强为副师长兼第二旅旅长,张纯根为第二旅副旅长,师部设于平江公所,队员由200余人扩大到千余人。该师成立伊始,即集合所部于闸北战区,协同十九路军xx对日作战。
各地赴沪义勇军。
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战受到全国各地及华侨民众的积极支持,他们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等奔赴上海,参加抗战,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北平冯庸大学义勇军,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团、华侨义勇军等。
民众义勇军参战是淞沪抗战的一大特色。军民联合抗战,也是十九路军能以劣胜优多次击败日军的一个重要原因。蒋光鼐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上海工人、学生、妇女纷纷成立抗日义勇军、战地服务团和救护队,他们深入前线,出生入死,协同xx作战,使淞沪抗战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运动,十九路军才能以劣势装备,抗击着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侵略军达一个月零二天之久,给日本侵略者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