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字》里则解释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在西方，教育一词源于拉丁文educare。本义为“引出”或“导出”，意思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期望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我在本文所谈的教育侧重于狭义的教育----学校教育。

 要谈教育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教育的特点及其规律。我认为教育的{dy}大特点就是长远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久远的、渐进的人才培养过程。既然是教育具有长远性，那么我们的教育规划与管理就应该具有前瞻性。所谓教育规划的前瞻性就是上至国家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以至于一所学校对自己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教育发展都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所谓教育管理的前瞻性就是现在的教育管理不仅仅是停留在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放眼于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长远打算。

  如果政客掌管教育，那么就注定了教育的规划与管理的急功近利性命运。政客们升官发财的{zj2}目标决定了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政治上的业绩，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平道路。而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出{zy1}的成绩来。政客们为了他们的急功近利的政绩，就会采取一些揠苗助长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哪些属于揠苗助长的方法呢？

 首先，我们从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来看。“最穷不能穷教育，最苦不能苦孩子”的一声令下，全国各级政府轰轰烈烈地加大了对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一座座光亮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拔地而起；一套套崭新的课桌椅搬进了教室；一批批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运进学校。

学校一度成为全国各地最为漂亮的房子，令人羡慕和向往的地方。但据2008年12月26日新华网《四川省有近1.4万所学校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受灾》一文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２５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义务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时说，这次汶川特大地震对灾区学校造成严重破坏，相当部分校舍需要重建。据四川省统计，共有１５９个县近１．４万所学校受灾，其中义务教育学校和xx中学占９１％。”在汶川地震中，受灾最重的是学校，而在日本，除了公园、广场和指定的空地等野外露天避难场所之外，还有体育馆、幼儿园、文化中心、小学和中学等，学校也是日本重点的避难场所。

那么中国的学校为什么会成为受灾最重的呢？其中一个毫无疑问的原因就是学校的建筑质量最差。“首先，资金不足。在贫困山区的学校，教育拨款很少，又不能象城市学校那样可以收取大额度的各种借读费等费用，所以资金十分紧张。在建造过程中，再加上政府部门主管官员，教育局主管官员，学校主管官员，包工头等层层剥削，可以想象{zh1}能花费在教学楼上的钱还能有多少。”（《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四川地震灾后思考》）

一位政客在自己任职期间，把当地学校的教学楼、学生的宿舍楼以及其他附属工程建设好，建漂亮。他们既拥有了高迁的资本，又能够捞到了工程建设上的油水，真可谓是一举两得的美差。一旦他自己调离或者高升还管你学校建筑倒塌还是压死人呢！作为教育的基础性设施的学校建筑都那么的脆弱与短命，还谈什么教育的长远性远景呢？

同时，虽然有关部门给学校配备了许多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但是那主要都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验收。检查人员来检查也只不过走马观花地例行公事，查查学校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登记台帐，看看仪器设备的摆放、卫生情况等。上级检查验收人员一走，在许多学校里，这些仪器设备就成为了一种摆设而已，有的仪器和设备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甚至破损毁坏也无人问津。

学校了的许多现代化教学设备和教学仪器原本是用来武装教育教学工作的武器，现在却成为政客们用来应付上级检查验收的花瓶和盆景。可悲！可叹！同时还给我们的学生树立了弄虚作假的榜样。

其次，我们来看看教育管理的远景规划。教育改革我们中国进行得可谓轰轰烈烈。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课程共经历了八次革新。前七次的时间分别为：

{dy}次（1949-1952年）教育部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这是新中国{dy}份教学计划（1950年8月）。设置了门类齐全的学科课程，政治、语文、数学、自然、生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1952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教学计划（草案）》，同年10月，颁布了建国以来{dy}份五年一贯制小学的《小学教学计划》。

第二次（1953-1957年）这四年时间中，国家共颁布了五个教学计划，其中在1953-1955年颁布的三个计划中，大幅削减了教学时数，首次在教学计划中设置劳动技术教育课。1956年国家正式发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套中小学教科书，这套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特别注意了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

第三次（1958-1965年）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左”倾思想影响萌芽的时期。1958年“大跃进”引发了“教育大革命”，大量缩短学制，精简课程，增加劳动，注重思想教育，还出现了多种学制的改革试验。

 第四次（1966-1976年）“xx”十年，整个教育领域受重大影响，学校课程与教学经历了一场灾难。

第五次（1977-1985年）“xx”结束，拨乱反正。1978年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统一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十年，小学五年，中学五年。1980年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统编第五套中小学教材。

第六次（1986-1991年）1986年《 义务教育法》出台。国家教委公布了义务教育教学计划初稿，突出了新型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适当增加了基础学科的教学时数，在教学计划中给课外活动留出固定的足够的空间。

第七次（1992-2000年）1992年国家教委{dy}次将以往的“教学计划”改为“课程计划”。1993年秋，新的计划突出了以德育为首，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dy}次将活动与学科并列为两类课程。后来又将“课程管理”作为课程计划中的一部分独立出来。1999年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有专门关于课程管理的规范。这一次课程改革，我国教育界掀起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以及活动课程、研究性学习课程研究的热潮。

前七次课程改革，虽然均有成就，但课程教材体系不能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依然存在教育观念滞后、课程内容偏难偏繁、德育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课程结构单一、课程评价过于强调学业成绩和甄别选拔功能、课程管理强调统一和人文学科比重过低等问题。针对旧课程中一系列的问题，国家于2001年正式启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进行了七次改革，其改革频率之高，改革的面之广我想在全世界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媲美的吧！在我国上至国务院下至地方政府以及学校，对于教育改革也不能说不重视，更不能说不热情，但最终的改革结果总是不能让我们国人感到乐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问题就出在教育改革急功近利上。

每一次教育改革都犹如一阵春风，大家都在期待着能够给我们带来满园的春色。但是多次的改革只是停留在文件下发了，教师培训过了，教科书换掉了的表层上，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实质性的改革。改革的风刮去了，一切都尘埃落定，归于平静。改革的真正功劳却是造就出一批所谓的改革家来。改革没有成功，改革家们却因此飞黄腾达、名利双收。

一些地方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文件更迭得就更加的频繁了。一任局长一个教育政策；一年一个工作中心；一个学期一个工作点。但是先后毫无承接关系，有的甚至先后相互矛盾，使得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教师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他们为什么要那么频繁地出台政策呢？目的很清楚那就是他们要出成绩，出成果，为他们自己的仕途铺道路。急功近利决定了学校教育教学的无序性和盲目性。

急功近利是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近年来，教育系统的腐败案件屡屡发生，其原因归根到底就是人们的急功近利。局长退休前连夜“批发调令；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出卖教师招考xx；教育系统领导向要求调动的教师收受红包和礼物；学校乱收费；学校领导吃工程建设回扣；学校领导教师有偿推销学生学习辅导资料；教师进行有偿家教……。教育形成了恶性循环，上级吃下级的；局长吃校长的；领导吃教师的；校长吃学校的；学校吃学生家长的；教师拿学生家长的。学生成为了{zh1}的牺牲品，家庭成为{zh1}的受害者。

                                                                                                           2010年6月9日顿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