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60年交通工具变迁- 话题- 设计新闻- BillWang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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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之:学者,研究建筑、工业产品、平面、时装、汽车、城市规划、插图、现代和当代艺术、娱乐等方面的,美国洛杉矶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理论系终身教授,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我父亲和我母亲从重庆回到广州,次年我出生。父亲在光孝寺内的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住在连新路,因此买了辆英国自行车上班,那时候广州街上没有多少汽车,广州也不大,骑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方法了。那辆车是英国的“三枪牌”,28时,有变速器的,变速器在龙头右把手旁边,可以变三个速度挡,全链盒,深绿色,在当时的广州也是非常风光的。后来父亲调到武汉工作,也把这辆自行车带到了武汉,我是在武汉音乐学院(当时叫做中南音专,后来又叫湖北艺术学院)的操场上用这辆车学会了骑自行车。

因为我的家在广州连新路,对面就是市政府所在的府前路,政府出出进进的轿车倒是有所见,记忆中都是“别克”、“卡迪拉克”,解放之后,出入的军车多了,全部是美军那种“惠利”吉普车,当时的公共汽车好像都是战时美军的大卡车改装的,不知道记亿是不是准确了。代步的车主要还是三轮车。

1953年~1962年之间,我读小学和初中,我记得武昌街头简直没有什么车,但是长江大桥开始兴建之后,苏联的吉尔(ZIR)、吉斯(ZlS)卡车就多起来。 “吉”是俄语“zawot”(工厂)的{dy}字母,而“尔”是列宁的{dy}个字母,是“列宁汽车制造厂”的意思,而“吉斯”就是“高尔基汽车工厂”的意思了。这是苏联的两个大汽车工厂。当时苏联的“嘎斯”(GAZ)吉普车也逐渐取代了美军“惠利”吉普,基本都是深绿色,弄到我后来看见其他色彩的汽车都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似的。当时武汉有不少苏联专家、名人来往,这些人坐的多是苏联产的轿车,设计上像美国车,又长又宽,到上世纪60年代,才出现了苏联产的、和现在的轿车尺寸差不多的小轿车,就一个牌子“伏尔加”,是俄罗斯最长的河流的名称。比较袖珍的“莫斯科人”我到北京才见到。当时中国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过少数的塔特拉(Tatra),是很好看的车,走与苏联车xx不同的设计路径。

武汉比广州大,因此如果去珞伽山的武汉大学、狮子山的华中农学院这么远的地方,还是要坐公共汽车,早年的公共汽车全部是抗战前后美国进口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车改装的,里面的座位有点像现在的地下铁的方式,直排的,后来进口了苏联的公共汽车,就讲究一些了。

看到国产车是令我很惊异的事情。平时父亲带我去汉口,坐轮渡过去,上岸之后也都是步行,有一次去江岸区,叫了三轮车,忽然后面开过去一辆大卡车,深绿色,注意一看,是国产的“解放牌”,这是我{dy}次看到国产汽车,很兴奋。如果对比那个1958年款的“解放牌”,和当时苏联的“吉斯”几乎一模一样的设计。中苏交恶,进口车也越来越少见,国产车也就是一个“解放牌”,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看到了上海出的“上海牌”,红旗牌是极为xx的,连看到都属于珍奇,遑谈摸摸!多少年来,轿车是梦想,只有电影中的外国人才有,在国内则是首长的座驾了。1957年长江大桥通车,在桥上举行盛大的通车仪式,全武汉拼凑,也就几十辆车而已,后面都用卡车充数,可想当年小轿车属于何等xx的产品了!现在看到满城交通堵塞,真是恍如隔世!

我从高中开始住校,学校离家非常远,要走路个小时才到武昌汉阳门的16号公共汽车站,汽车要慢悠悠地走接近一个小时,到武昌徐家棚站,再下车走十来分钟到学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还是基本在学校住,直到那一年的11月份,学校xx停课了,我才和另外一个同学步行一个月去了北京。

1968年11月份,我随学校其他同学到湖北省的洪湖县新滩口区插队。我们去的时候是乘长江航运公司的轮船去的,从上海跑武汉的大船属于“东方红”系列,三层楼高,还有底舱,而长江中跑短途的则是和轮渡一样级别的两层小船,叫做“红旗”系列,烧煤的蒸汽机,底舱三分之一就是锅炉房,噪音很大,而船的第二层是没有窗户的,xx敞开式,冬天用帆布帘子挡着,冷冽惊人。这种船慢得不得了,从武昌到新滩口,水上距离一百多里,居然要跑五六个小时。长江上下,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这个轮渡式的小船,航运如此落后,现在想起来都很惊讶。

1978年我回到大学,之后读研究生,开始骑自行车代步了。一辆28时的“{yj}牌”一直用到我研究生毕业,去广州工作为止。从家里骑车到武汉大学,需要骑一个小时,而我曾经在汉口赵家条的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院读过一年的外语,骑车过长江大桥是经常的事情,那么陡的引桥,居然可以一口气骑上桥面,真是不可思议。

我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的时候,住在学院里,外出也是骑自行车,要骑过海珠桥去市区办事,并不觉得辛苦。1982年,美国音乐家赫伯特-齐佩尔(Herbert Zipper)到广州训练广州乐团,住在解放北路的迎宾馆里,我被请去当翻译,每天从广州美术学院骑车到迎宾馆,再和他一起坐轿车去水荫路的广州乐团排演场,是辆老式的苏联“胜利牌”,俄文读“Babeda”,坐车在当时是与众不同的交通手段,车开过的时候,路上有人会停下来看看。

广州当时引入了出租汽车,也就开始叫“的士”了,自然是英语“Taxi”的广东称谓,开始的时候不多,红色的,顶上有个“Taxi”的黄色灯箱,能坐上去都很威风,因为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来看,能够坐“的士”是极为xx的。随收入逐年增高,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坐出租车就成了很平常的事。但是私人拥有小汽车还是很xx的念头。

我早年到美国,先是到费城附近的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工作,1987年买了{dy}辆汽车,是辆很小的二手车,叫做PIymouth Champ, 是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和日本三菱汽车合产的车,这辆车我用了3年,居然用它横跨美国大陆,从佛罗里达开到洛杉矶,后来给了一个艺术家朋友,他用了两年,卖了,再3年后,也就是到了1993年,我突然有{yt}还看见那辆车在洛杉矶街上跑,我用那辆车的时候,曾经在后窗贴了一个很特别的彩虹的透明胶贴,只是好玩,那天我看见的就是有这个彩虹贴的,我开车跟在后面看了半天,觉得实在太神奇了,因为我买的时候那车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了。这样想来,那车真是跑过了二十万公里呢!

美国是个汽车国家,特别是加利福尼亚,无车寸步难行,因此我到洛杉矶之后就跟着买车,前后买过十几辆车,有日产、别克、克菜斯勒、沃尔沃、大众、本田、丰田、宝马、奥迪,到现在,我依然一直保持拥有三辆车的水平,国内也有辆本田代步。在美国买辆车大概就是半年的工资,或者更少,因此买车倒不是大事了。

坐飞机小时候是大事,我喜欢飞机,小时候父亲在放假的时候就带我去机场旁边看飞机起降,当时见到的基本都是美国留下的C47,两个螺旋桨那种。应该都是解放的时候接管过来的旧飞机。我到洛杉矶之后,曾经去生产这款飞机的麦道飞机厂参观,他们说在二战的时候,大概10分钟可以制造出一架飞机来。我参加工作之后,出差有时候坐飞机,从广州到北京、上海用的是苏联的伊留申—18,四个涡轮发动机,噪音极大。后来开始坐美国的波音707,感觉平稳,速度也快多了。出国的时候是从香港坐国泰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去西雅图的,之后坐南方航空新添置的波音777,也开始坐空中巴士。这些年我每年飞行超过20万公里,去过好多国家和地方,可以说什么飞机都坐遍了,小时候很兴奋的飞机,现在感觉比做火车还容易,新奇感xx没有了,上去就寻思什么时候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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