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球村与人类前途
　　
　　今之“地球村”或“一体化”，已经接近古人所说“世界大同”与“天下太平”了吗？这是想当然而已。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人们已在科技和经济的方面实现了“大同”，但在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却是“背道而驰”的，以致全人类到了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如果借用老子的说法，则是：宁愿退回到“小国寡民”，而不愿生活在这“同室操戈、一毁俱毁”的世界。《xx•创世纪》也说，天下相连，言语相通，人们则无事不成，因而无恶能止，那离“上帝的洪水”已经不远了（可联想到大气变暖而海涨陆沉）！因此，“地球村”或“一体化”实际上已经接近大科学家牛顿所预言的“世界末日”（2060年），它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所认同。
　　
　　为什么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乃与大同太平之理想背道而驰，而走向毁灭呢？这是因为反和谐的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并窒息“异文明”的缘故。与传统中国截然相反，西方文明达到全胜之时，不仅不能带来“天下太平”，不仅不能实现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谓“{yj}和平的世界共和国”，反而造成世界性冲突——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与“后冷战”（反恐战争＋文明冲突）。自从xx战争，西方已把全人类带进了“世界战国”，另一方面，它又使武器快速升级和用科技重创生态；这样，全人类的生存基础就变得极为脆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地球环境之严重超载，有力地制约着世界市场的扩大，而且市场容量还将随着生物圈的萎缩而减少；但在另一方面，各国为了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生存挑战，都在尽力发展经济，从而设法提高它们的市场占有率。这样，地球村内部的生存竞争越来越具有致命性——人们在不断缩小的生存空间中，进行着愈趋剧烈的冲突。西方文明所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的结果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所以汤因比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正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
　　
　　二、地球村与世界冲突
　　
　　正是因为西方文化的主导世界的缘故，人们正在走向{zh1}之战——尽管在紧密联系、彼此依存的地球村里，发动战争意味着互相毁灭，而没有胜利者，人们却无法根除战争和停止军备竞赛。虽然在核武“恐怖平衡”的时代，人们比以前更理性、更忍耐，但战争的深层动因则有增无减。让我们来分析引起战争的四个原因：
　　
　　{dy}、人性邪恶。人性善似能带来“和谐社会”，但它不堪人满为患或外患；人性恶会产生斗争，但在向外宣泄矛盾的条件下，它化作“良性互动、有效竞争”，然而战争也由此而起。人类战争根源于人性物化（异化）——和谐性变为斗争性（性善→性恶），是后者所推动的生存竞争的必然结果。这一动因在西方文化中最为强烈，以致称之为人性本恶或原罪爆炸；其在向外平衡的条件下会产生民主、科学和资本主义等（这就进一步提高向外平衡的要求和能力），而那些外部的牺牲者则惨遭侵略或忍受霸权，迟早都会反抗的。如果不能向外平衡，西方国家就会陷于“霍布斯式的”xxxx、自我毁灭；所以必须向外平衡，这就会导致国际冲突乃至世界战争。至于中国，虽然正在承受着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但其本身自从“五四转型”，万民已从“仁情仁静”变成“知动妄动”，差不多是“洪水猛兽”了！——先是政治动物、动乱之源，造成内战与浩劫（1976年以前）；再是经济动物、发展之源，激荡市场与生态（1978年以来）。如果不久的将来，世界经济或生态一旦崩溃，那么，中国人民又重新变成政治动物与动乱之源，届时，他们是献身于革命、还是与霸权火并呢？
　　
　　第二、思想偏激。除了中国文化和佛教能够做到“和而不同”之外，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化与宗教都是“同而不和”——推行自身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尤其是宗教，对于异教徒则极度鄙夷、去之而后快，哪有同情之心！穆斯林和基督教之间曾多次发生战争（十字军和回教向欧洲的扩张），两者也都对其他人群犯下种族灭绝的罪恶（例如基督徒对印地安人和回教徒对亚美尼亚人，再如中国境内的回教徒先后于1860年代和1944年屠杀汉人）。冷战刚结束，美国本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对穆斯林世界和“儒教中国”掀起“文明冲突”，出兵中东（世界地缘政治的要冲），兼控石油并包围中国。历史上的中国，是个多元一统、内外协和的天下中心（大一统与朝贡制）——这归功于“中庸中和”的儒家思想。但是，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异军突起，打破了全人类和生物圈的和谐，使得xx天灾铺天盖地而来（世界大战、阶级斗争、环境危机和生态解体）；中国深受其害：不仅沦为列强侵略、世界大战和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而且还得以“战天斗地、破碎山河”来赶英超美和迅速崛起，旨在摆脱西方霸权的倾压和亡国灭种的厄运。尤其是西方思潮的泛滥成灾，在中国造成了思想冲突、内战革命和xx浩劫，以及民族纠纷和宗教隔阂，特别是台海对峙。“中华天下”解体了，期间的诸藩列国（还有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如今多变成文明母亲的意识形态的敌人，并伙同西方霸权来嚼噬她的血肉之躯！
　　
　　第三、社会组织。老子曰：“大制不割。”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机体遭到人为割裂——在精神上被宗教或反宗教的“西方理性”所割裂，在人际关系方面被国族体制所割裂。从党同伐异、相互攻奸到战争屠戮、种族灭绝。然而，基于人的物化、人性本恶、自我中心和原罪爆炸的西方文明是怎样被“和合”的呢？它组成了“契约社会”——表面上是“公民和解”，实际上是更有效地向外斗争；所以，相对于传统和谐，西方学者就把“契约社会”称之为“军国社会”（内争外斗，中国历史上的战国七雄与之雷同）。这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无论民主与否，都是战斗序列。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传统中国为了减少内争外斗，确保天下和谐，因而弱化组织与权力制度，实行德治与乡里自治；只是到了现代阶段，因为外患变得极为致命，中国才改弦更张，强化组织的。由日本侵华和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导致中国发生剧烈变革，而选择极具刚性的共产制度，来获得{zd0}组织力与动员力，以应对不断升级的霸xx胁和日趋危险的世界形势。
　　
　　第四、资本主义。西方文化弃绝自然之亲缘性与和谐性，而把物种的斗争性无限放大，此一生存竞争的{zd0}化在经济上便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头吞噬地球生物圈的怪兽，“文明”豢养它，那只能说明人类已是愚蠢至极而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历史上，除了西欧的特例之外，哪个民族选择资本主义则就是选择民族xx，因为它们无法突破地理障碍而向外平衡。各民族的“智慧传递”与“优势接力”才使人们得以拥抱全球性生态的——中国科技用于其本身广土众民之外倾发展乃不足，但在西洋则发生了突破性的效应：地理大发现，解放人性，以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其大竞争大发展，从而愈益“有效地”征服自然征服世界，这究竟是人类进步，还是文明倒退呢？现在要问，资本主义与战争有何关系？当初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让“无形之手”来保持市场的“自然均衡”；果真如此，那就无需连续发动战争（例如xx战争）来缓解“经济周期”了，从而也就不会发生瓜分世界、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了！资本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最实在的动因：它必须不断地向外吞吐——攫取资源与市场，排除污染或废料，这难免引起争端乃至诉诸武力；否则便是矛盾聚爆于内——先是失业和混乱，再是革命与战争。
　　
　　三、地球村与中国安全
　　
　　目前中国的内忧外患，可谓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笔者诗云：“当今弱者是强者，委身霸主壮霸主。蒙藏台疆忧中华，日韩越印盟山姆。” 美国快要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只等待“中东问题”之解决。美国暂时对华围而不打——“文攻武卫”而 “以华制华”，“拉帮结伙”而“以亚制亚”；一旦机会成熟，它就会直接介入，像几年前其狂妄的政客所叫嚣的那样：“把中国打回到石器时代！”
　　
　　 近期英国《卫报》这样写道：“在西方的视野中，中华民族是一个非理性的民族，同时也是世界{zyx}的民族，但那已成为过去，那已编进史书；面对新的世界之军事格局，中国又将如何？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无赖国家对中国的敌对，中国又将何去何从呢？{wy}的出路就是搞经济，抓国防。面对目前与将来所受到的军事威胁，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国防事业进一步发展了，中国才将是世界的赢家。”
　　
　　早在20世纪初，罗素就指出：来自西方霸权和其他列强的空前严重的外患，迫使中国发生急剧的变化，“（中国人）可能xx被西方化，从而迄今为止他们所禀赋的民族特征（传统美德）就会丧失殆尽；世界列强中，只不过又增添了新的一员——不知疲倦的、精于竞争的、产业化的和军事化的一员，它们都在折磨这个不幸的星球。” 罗素又说：“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在今后的百年内会相互毁灭。……假如中国能够免于被驱使进入战争（与霸主或其盟邦的战争），那么她的压迫者最终会把自己拖垮，从而让中国人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以取代全部白人国家所热爱的战争、进取和破坏。这对中国人来讲也许是一个微弱的希望。……（传统中国） 是一个艺术家的国度。…… 中国人发现了并且已经实践了许多世纪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但我们欧洲人却没有这种生活方式。我们（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满足与破坏，是要求奋斗、攫取、无休止的变化。如果我们（西方人）不能够学到一些东方的智慧——正是由于那种智慧，我们（西方人）才藐视它，那么，导向破坏（地球）的效率只能以毁灭而告终，我们的文明（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