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茂昌
摘自：车轮上的上海

    1956年，上海的{zh1}两辆黄包车被送进博物馆，为黄包车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但是，老上海人总抹不去对黄包车的怀念和眷念。20世纪末，上海的一位老人到加拿大旅行，在街上见到了“车不黄，一身白装，颜色很跳”的外国黄包车，不禁浮想联翩，眼前出现了与上海这座城市历史紧密相联的黄包车。回国后他在晚报上撰文说：“黄包车是我们的城市公共交通的起点，也是今天挂亮各色顶灯……各种一至三位阿拉伯数字公交车、大巴、中巴的鼻祖。”
    黄包车，因用人力手腕拉动，故又叫“人力车”。但最初它的名字却叫作“东洋车”。之所以唤作“东洋车”，是因为它最初的发源地是日本，日文名为“若尼里沙”；但将人力车引进上海的却是一名法国人，名叫米拉。。清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米拉从日本引进300辆人力车，开办了沪上最早一家洋车行，这年3月24日，法租界当局给他颁发了{dy}号执照，于是上海滩开始了人力车交通的历史。
    事物的进步，有时可能就存在于一个小小的差别中。从独轮车到人力车，一个用手推，一个用手拉，身体位置在推拉之间的一个变化，就造就了一种进步。而黄包车自身也处在一个演变和改进的过程中。早期沪上的“东洋车”安的是木质轮，车轮高大，而且包裹了铁皮，所以行驶起来隆隆作响，坐车者则被震动不堪。精明的上海人后来设法改良它的粗陋外观，将车身改小，改用橡皮轮，用滚珠轴承、钢丝轮盘充作车轴，将把手用铜包起来，还装一个细长脖子的大铜喇叭，再装一个脚踏铜铃，脚上可以踩踏，一边走一边叮叮当当地响。
    说起“黄包车”名字的来历，还有段说来令人发噱的周折。人力车进入上海后，最初的车身都是黑色的，“坐黄包车”反倒是一句用来骂人的话。因为那时的各种车都流行黑色，只有工部局的捉狗车才全身漆成黄色；如果说某人坐黄包车去“吃蛋炒饭”，就是一句连带的骂人话，意思就是坐了狗车去吃屎，因为蛋炒饭与屎的颜色一样。但以后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为了引人注目，1913年当局规定人力车须涂上桐油或黄色油漆，于是便正式有了“黄包车”的称号。
    法国人米拉经营了两年东洋车，结果非但没有发财，反而做了赔本生意以至破产，只得往海参崴一逃了之，但人力车在上海终于传播开了。黄包车把历史从19世纪一直拉到20世纪，到1914年（民国三年），钢丝橡皮黄包车已通行全市，开始了一个黄包车的时代。沪上豪绅巨富、达官显贵几乎家家都自备黄包车，成为一种时尚。据1927年（民国十六年）统计，在公共租界内自备黄包车有9450辆，而营业的黄包车才9996辆到1930年自备车增加到10391辆，营业车却只有9995辆。当时全市黄包车已有64000多辆。最繁华的抗战之前，大概总数达900000多辆，一直到40年代，黄包车仍是上海的主要客运工具。20世纪初以后，在汽车远未普及之前，黄包车逐渐取代轿子、小车和马车而成为上海的交通主角，上海人“即一出门，一里二里之地往往坐东洋车”。生活在这个世界有名的大都市里的人，从洋人大班、银行经理、洋行买办、官僚权贵、富商大亨到闺阁粉黛、风流艳姬，各式人等，一出门都以黄包车代步，穿梭于银行、钱庄、商号、官衙与各式茶楼、舞厅或花园之中，十余万黄包车夫拉动着上海滩各式人等，南来北往，东熙西攘，使人眼花缭乱。
    人力车甚至也与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接结下不懈之缘，留下了令人捧腹的文坛佳话。据上海xx中医学家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回忆，30年代章太炎迁居同孚路同福里25号时，一次叫了一辆人力车去三马路来青阁买书，看了半天，一本也没有买，便怏然走出书店，跨上了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始终说不出自己的寓所所在。车夫拉了半天看情况不妙，便再次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去？”章太炎其实已忘记了住所的门牌号码，便告诉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听了只得频频摇头，无奈之下，只得仍将他拉回青阁。
    人力车从日本输入初期分双座和单座两种。双座人力车拉挽行驶既笨拙又沉重，极容易发生车厢仰翻事故，使道路堵塞，因而工部局于1879年通令取缔这种人力车，要求车商将所有人力车一律改装成单座。但还有另一种说法，工部局之所以下决心取缔双座人力车，是因为双座车车位宽大，男女在车内杂坐，倚偎亲昵，很伤城市风化。
    工部局从骨子里是代表洋人利益的，尽管对风化问题如此看重，却决不干涉黄包车上体现出的不平等。上海滩的洋人通常都有种族和阶级优越感，一坐上黄包车便显得趾高气昂，车往哪里转弯都不会明说，而习惯使用“躯体语言”，只用棍子触触车夫的背部，或干脆就用脚踢一下。下车付钱时如果车夫嫌付得少，便免不了吃几只“外国火腿”。后来黄包车行业逐渐落入一些黑势力手中，他们每天将车交给放车头目，由他们再去放给拉车的人。通常每辆车每天分三班人拉，一班须交一班的车租。租钱一班至少要付好几角，有时车夫拉了一班车，除了付车租外连饭钱也挣不到，更惨的甚至连租钱也付不出，于是常遭到放车头目的毒打。而且巡捕还动不动把他们拉到巡捕房去罚钱，使车夫的收入更加减少，日子更难过。一年做到头，还是一贫如洗。
    抗日战争时期，汽油供不应求，民用汽车无法上街，于是脚蹬三轮车应运而生，此后这种新的人力交通工具便逐渐取代了黄包车的地位。战后上海的黄包车减少为26800多辆，至解放前夕，只剩下5000多辆车。但在经济动荡的1947年，黄包车在上海还留下了一曲“生命的绝唱”。这一年12月1日，近中午时分，杂乱的人流突然都涌向汉口路靠外滩的地段，原来一场给人娱乐刺激的“黄包车皇后”赛正在这里举行。参赛的100多辆黄包车层层排列在汉口路口，戴着满头珠翠、手持着杭州绢伞的青楼女子，身穿腊装皮大衣的西洋贵妇，都成了这场为夺“皇后”桂冠而一战的“斗士”。100多辆黄包车从外滩向左转入南京路，一直向西奔去，一路上尽是车夫们脚掌的敲击声，贵妇、小姐的吆喝声和围观市民的喝彩声，真是少有的热闹。{zh1}俄籍女子琼南迦坐的车{dy}个到达终点站——陕西南路跑狗场（今文化广场），被她摘取了“黄包车皇后”桂冠。
    其实，这位俄籍女子哪有什么能耐，充其量不过是个坐车者而已。有能耐的是她的车夫，一个名叫姜二毛的崇明人。姜从小就下田当农民，练得一身结实的好筋骨，而且又善于在拉车中唤气，深谙长跑呼吸的诀窍。所以他跑得极快，从外滩到陕西南路只花了20分钟。“{dy}”的桂冠是应当属于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