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描述：民间文学学科的历史风貌（2）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文学学术史》座谈纪要

陆  闻

车锡伦(扬州大学教授)：

　　刘锡诚先生关于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系列文章陆续发表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看到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后，确实感到震撼。我觉得这部著作，可以用博大精深来评价。说到“博”，他视野是相当开阔的，这部著作中介绍了到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引用的材料有多少?我没有统计。过去的几十年，这些研究成果被“封锁”，沉埋在故纸堆里。刘锡诚先生{dy}次做了系统的挖掘整理，条分缕析，用三年的时间，写出了这么一部大书，很不容易。书中的论述，都以材料和原始文献为基础，立论有根有据。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但是他不是空的。

　　书中许多问题谈得很精到，譬如关于“学派”的确立和分析。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学者向来不大愿意标榜“派”。记得一开始我跟刘先生说过，我不大同意他分出那么多的“派”。看了刘先生一系列论文后，我觉得，这些“派”是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客观存在。承认学派的存在，有利于学术的百家xx和在xx中发展。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包括民间文学研究在内，一直到现在，好多争论的问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正是因为缺乏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学派和正常的xx。

　　如果说对刘先生这部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有什么看法的话，我觉得对民间文学研究范围的着眼点，仍以民间故事(广义)、民间歌谣的研究为主，而对民间戏剧、民间说唱研究的介绍不够，而这正是“俗文学学派”研究的一个特点。中国的民间文学，必须摆在中国文学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来认识，不然，有些问题便说不清楚。这不单是民间戏剧、民间说唱的研究，即如“四大民间传说故事”，它们都是具有中国特色、传承上千年的民间故事。中国台湾学者曽永义教授称这类故事为“民族故事”(见曽著《俗文学概论》，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6月出版)。它们除了以散说的故事形式口头传播外，历史上较为全面和完整的记录文本，大量是民间说唱和戏剧的文本，至今，它们仍有说唱和戏剧形式的口头演唱。抛开民间戏剧和说唱，就不可能全面揭示这类民族故事的历史发展。我一直提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要开阔视野，这是题外的话，借此再做“鼓吹”。

　　邢 莉(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是一本较为系统、较为全面地研究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煌煌专著。以往对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或偏于某一民间文艺学某一门类的研究，或对某一学者的贡献做一评介，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旨在梳理中国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专门著作。这部厚重的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实实在在为{dy}部。百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虽然从肇始开始，历经各个阶段，颠颠簸簸，孜孜坎坎，但是毕竟有众多拓荒者的筚路蓝缕，也不断有学术的突破和创新。就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研究当然具有意义。

　　其一，这本书的诞生对百年民间文艺学学术史的梳理有利于建设民间文艺学的学科体系，确立民间文艺学在中国人文学科中的地位。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有认识的偏颇，亦有时代的变革，民间文艺学这个本来最能体现民族传统，最能反映本国民情的学科的地位却长期受到冷落，在大学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发展。20世纪民间文艺学学术史的梳理广开一面，先声夺人，进一步确立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地位。

　　其二，有利于民间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和xx。对于丰富多彩的史料的梳理绝非易事，对学术史的研究更要高屋建瓴，具有勇气。难度在于，提出科学的评价要经过历史的检验，况且涉及此人此事或者彼人彼事。在扎实的资料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本书“旨在表达一个观点：在百年民间文学的学术史上理论、观念、方法甚至流派，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作者对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的流派的确立提出了四项原则。当然其观点并非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和公共认可，但是其宗旨也并非为了个人的标新立异，他所追求的是客观和真实。如果不客观的话，他会放弃自己的观点。

　　其三，有利于口头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在当代世界中，以增强“文化多样性”和“对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为共同理念，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民间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就是我国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代在呼唤对民间文艺学研究的新崛起，这本专著回应了时代的音响。

　　朱挥军(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

　　我和刘锡诚先生有文字之缘，最近刚出版的《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是我安排出版的。我想讲的题目叫：“刘锡诚研究的意义”。刚才很多同志都评论了刘锡诚同志这本《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我想不限于这本书，包括他的《中国原始艺术》和我提到的《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他几十年的一系列的研究，应当说是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他在论述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中的四个标准时，谈到他对史料的见解，说顾颉刚“资料搜寻可谓{qwgr}，论述可谓发前人未发”(第203页)。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滥觞期，他没有沿袭惯称把1918年北大歌谣运动的启动定为滥觞期，而是把滥觞期推到了清末民初，具体为蒋观云发表{dy}篇神话论文的1903年，这固然是他在史学研究上的创新之笔，更重要的，是他所用的史料是非常扎实的，而大家知道，写史，最重要的，是史料的扎实和翔实。如果史料不扎实、不翔实的话，那个史的可信度是要打折扣的。第二，方法的新颖。他综合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包括80年代以来引进的一些新方法：如符号学、田野考察;如在《绪论》里论到流派时，流派划分的方法。他把现代学术史定在20世纪，是以社会发展对学术的影响为据的。

　　户晓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研究员)：

　　2003年，我和刘锡诚老师一块儿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批准。刘老师的研究成果已经于去年12月出版了，而且是这么厚的一本书，而我的课题只是八字才刚刚有了一撇，所以我觉得很惭愧。最近几年，有好几位前辈学者陆续出版了一些厚重的著作。一位是刘锡诚老师的老伴马昌仪老师，她也是我们研究室的老研究员，退休之后成果更多更大，连续出版了《古本山海经图说》和《全像山海经图比较》。还有一位是在座的、也是我们研究室的老研究员祁连休老师，今年也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这些老师非常值得我敬佩和学习，因为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学术无所谓退休不退休，他们都是在退休之后拿出了这样厚重的著作，他们所体现的学术精神，让我心驰神往。

　　刘锡诚老师的书虽然是去年年底出版的，可我最近才拿到，只读了一些章节，还没有来得及读完。这部书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一部学术史，毫无疑问是填补空白之作。在读的时候，我感到，刘锡诚老师在三年之内就完成了这么厚重的一本著作，首先因为他在申报之前已经有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经验积累。在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这一百年中，有好多事情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包括很多资料，别人未必能见到，比如“三套集成”就是他参与领导的，这些都使他在研究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方面具有其他学者难以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我认为，刘锡诚老师能够写出这样一本书，更源于他对民间文学学科的挚爱之情。没有这样一种大爱，他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拿出这样一部鸿篇巨制式的著作，他在《后记》里也谈到，随着自己年事日长，他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他不仅是在和时间赛跑，更是在了却自己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基础建设做一份贡献的夙愿。如今，有了这样一部拓荒之著，我们可以说，刘先生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因为经过本书的细致梳理和认真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在一个世纪里走过的历程才{dy}次获得清晰的描述和界定，各种研究运动和流派才首次获得了学科地位的合法性，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才真正有了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因而才有了更牢固的学科基础。

　　刘锡诚老师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流派问题并且对其做了不同的划分，这是他的创见之一。刚才有学者对作者关于民间文学运动和流派的划分以及资料取舍的全面性等问题提出了讨论意见。但是，我认为，作者这样做，有其充分的理由和合理性，尽管作者自己可能并没有对这种理由和合理性做进一步申述。一部学术史，是不是要把一百年这个时间段中的方方面面的各种现象、各种流派、各种运动全都纳入?这可能吗?我觉得就是用200万字、300万字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研究也好，学术史也好，都是我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一定得根据研究的目的或主旨而有所取舍，我们不可能把时间里的任何东西都当作研究的资料或对象。因此，刘锡诚老师所写的民间文学学术史一定不同于别人写的民间文学学术史，我们只能以他的研究宗旨来衡量和评价他的资料占有是否全面，而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研究意图来评判。显然，从作者主观描述和研究意图的立场来看，书中的资料占有是全面的，分析是准确的，已经足以达成作者研究的初衷。

　　如果说本书有缺点，我觉得倒不在于资料的全面不全面，而在于作者怎样看待民间文学的学术史。比如，在这一百年的时间段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是否都是学术史?显然不是。那么，其中出现的运动和流派就是学术史的组成部分吧?当然，我已经说过，刘老师xx有理由根据自己的标准来描述和划分民间文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并把它们纳入学术史的发展轨道。我因为还没有看完，所以想在此向刘老师请教，不知道您如何看待流派的划分标准和学术史的判定标准?吕微曾写文章区分了“内在的民间文学”和“外在的民间文学”。刘老师大概不做这样的划分，所以容易被认为还不够“全面”。其实，如果书中把学术史的标准定得再明确和“主观”一些，那么，别人也就很难再说你不全面，因为你就是这个标准。我的意思是，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者主观建构的结果，因而都必须有所取舍或选择。我们只能在讨论了作者的取舍标准是否合理的前提下，才能看他的资料占有和使用是否全面，否则，就不容易看出问题的实质所在。

　　但无论如何，我相信刘锡诚老师的这部大书必将给我们的民间文学学者带来多方面的教益和启发，在此再次向他表示我个人的祝贺和感激!

　　吕 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室主任)：

　　刘先生和马老师是我的恩师，面对恩师这样厚重的学术著作，我感到惭愧。刘先生都70多岁了，能拿出这样的书，像这样的书，说实在的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写的。90年代我刚到民间室工作的时候，刘先生和马先生就告诫我说，要坚持民间文学方向，这是几代人的职责。今天我仍然把这话记在心里，真是{yt}都不敢忘，这么多年来都在想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将来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能不能完成刘先生的嘱托，拿出像样的答案让先生满意，让先生承认我仍然是他的学生，但我自己愿意朝这个目标努力。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其实，我早想写一篇文章，题目都拟好了，可就是一直不敢写。为什么呢?我怕写不好。当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在如今这样的态势下像一块巨石向下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中国民间文学界有一个人，要把这块石头重新推回到山顶上去，这个人——中国民间文学界的西绪弗斯——就是刘先生。他单身匹马，所以他有一种紧迫感，在三年时间内，就拿出了这样一部著作，让学界的人都感到欣慰，也让我们这些学生感到惭愧。但是我想，他拿出来的东西，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在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当然，后人肯定会在先生的基础上拿出更全面的著作来，但先生的这部著作本身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它有它自身的价值，并且标志了当前学界的学术水平。刘先生{dy}次从出版社拿到几本样书时，我就说，出了一本这么厚的书，有这样丰富的材料，多好呵!我想，是什么问题迫使刘先生非要写这样一本专著呢?在刘先生看来可能就是学派问题。刘先生在书中明确地提出来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学派问题，这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中国人不太讲学派，如果要讲也是讲“中国学派”，讲一个统一的“中国学派”，其实那是不成立的。我始终认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没有一种学术是民族的和国家的，却一定是个人的和同人的。在刘先生这本书里，学派的思想体现得特别明确，对此，刘先生下的功夫也{zd0}。我说了，写学术史别人的写法可能会xx不一样，但刘先生有自己的写法。学派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刘先生选择了学派问题，他的写法与以前学术史的写法就不一样了，这是刘先生自己选择的切入点，其中有他对学术史的理解，也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应该怎样写学术史的不同路径。

　　除了学派问题外，刘先生还抓住了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周作人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辞里就说过：歌谣研究有文学的和学术的两个目的。两个目的、两个方向的问题从一开始就纠缠着我们这个学科，我们也一直没有摆脱。晚年钟敬文先生向民俗学这一边靠，这件事情，究竟是一个学科的制度安排问题，还是学术的人事关系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理论事件，而这个象征性的理论事件背后的理论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件事情的理论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讨论这个理论问题也是本书的一大贡献，刘先生想把这个理论事件说清楚。当然，我不认为刘先生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整个学界都没有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刘先生通过讲学派问题切入了理论象征问题。先生主要讲了文学学派与民俗学学派的区别在哪里，其他还有很多小的学派，如俗文学派、延安学派，但文学和民俗学这两个主要体现了文学和学术的不同目的、不同方向的学派是我们这个学科最主要的两大学派。郑振铎也好，何其芳也好，1949年后会师到文学研究所，但他们基本上属于文学学派。而顾颉刚、钟敬文则大体上属于民俗学、人类学学派。这些年，学派问题不仅在学科制度和人事关系上，而且也在一些学术讨论中表现出来。高丙中的博士论文《民间文化与民俗生活》也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上讨论“田野与文本”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回答得很好，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民间文学、民俗学具有自身的合法性的时候，这个自身的合法性到底在哪里?1995年，刘先生在妙峰山上主持召开学术会议的时候，钟敬文先生提出过一个问题：民间文学、民俗学是经世致用的学术，还是纯粹求真的学术?这是在学科内部分化、分工之后才明显起来的问题，而在学科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歌谣》发刊辞就是证明。民间文学、民俗学肯定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但是，存不存在纯粹的民间文学或纯粹的民俗学呢?

　　说到学科的起源，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这里没有时间展开来谈。刘先生在这本书里从学科奠基的角度强调了民间文学资料的重要性。以往，资料学在我们的学科中是没有地位的，资料被认为是现成的，它在那里，永远在那里。但是现在看来，因为资料永远在那里，因此资料永远是活的，这是因为，民众就在那里生活，民众永远在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因此民众永远在那里生产着活的民间文学资料。除此以外，刘先生在这本著作里还提出，我们不仅是在和民众对话，而且也在和前人对话。先生并不是把前辈学者安排在一个既定的时间框架里，仅仅给他们以正确的评价，不是这样，而是把他们从历史的尘埃中找回来，让他们重新站出来，把那些大师带到我们面前，和我们面对，和他们对话，让他们谈他们曾经讲过的问题，谈他们是怎么想的，于是，在我们和那些大师们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和他们一起面对着我们的学术的未来，找出我们学科的发展方向。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本书诸多优长，容不赘述。有一点疑问：在这本书的《绪论》里用了“民间文艺学”这样一个术语，而书名则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我们如何理解“民间文艺学”和“民间文学”在学科建设上的界限呢?吕微说有“文学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民间文学”，刚才他也提到了钟老关于学科定位的思考。学界在用“民间文学”这个术语时，往往是强调从文学的角度看待民间文学文本，把民间文学表演、仪式中的那些元素都舍弃掉了;而用“民间文艺学”这个术语时，通常包括表演、仪式活动、音韵旋律、乃至听众的反应等等元素在内。在写民间文学学术史时，是否表明学术立场是对研究对象做“文学的解读”? 那么，按照刘先生的理解，“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学”两者大体等同呢?还是民间文艺学大于或者包涵民间文学呢?希望本书再版时，作者能有所解释。

　　尹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本书的特点：(1)汲取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参考了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分期和重要的社团活动和重要历史人物及其学术活动和主要学术贡献。(2)对于神话学、歌谣学、俗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主要文类如故事学、叙事诗歌、史诗等作出了缜密的梳理;其中尤其以神话学和歌谣学的学术批评独见功力。(3)本书的研究不限于书本研究，作者对于参与的历史事件、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和当代学者，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思想、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有所了解。作者的学术史料详备，所掌握的民间文艺学界的情况全面，突破了一般专门家的局限。(4)本书考虑到中国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的多民族的客观实际，对于汉族以外的各个民族的民间口头叙事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当然，这个领域的学术史还没有从本民族的历史中认真整理过。(5)本书篇幅宏大，引证材料准确、详细，引述材料尽量完整，没有断章取义和过多阐释的虚夸之文风。

　　(二)几点感想：(1)民俗学主要是国学[1]。研治历史和文学者，通常也是民俗学的重要组成人员;至于西学如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主要是研究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包括语言的文化的研究，其主要贡献还是他们各自本位学科，对于国学为主的民俗学并不占有优势，只是与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研究多有关联，民族志的任务主要是针对无文字历史和的文献的族群研究尤其显得有必要。(2)中国的民俗学所受英国人类学影响{zd0};不论从日本还是其他国家留学归国的学者，基本没有超出这个界限。神话学的人类学派和进化论的文化观念基本为中国的民俗学学者所接受;这种接受其延续的历史很长久，甚至影响了中国学界对于二战以后其他人类学新学说的引进和消化。通过历史的视角把民俗当作文化遗留物的想法是大多数国学的民俗学研究的一般特点。[2] (3)1949年以后受到xxx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民俗学一度在方法论上陷入教条化的泥潭。民俗学出现倒退。[3] (4)民间传统文化和它的研究者在现代中国曾经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破坏和迫害。学术队伍几起几落，民俗器物、{zc}文书、调查材料几乎毁灭殆尽。因此，民俗学从建制、大学教育、研究队伍和搜集整理归档和博物馆以及数字化管理等一整套民俗学基本建设的措施，我们在这一百年甚至还没有开始考虑。(5)回顾历史是为了面向21世纪的民俗学建设;但是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以近大大加速了被边缘化的进程。近10年来全球化正在演绎着新时代的神话和史诗(superstories)，数字技术革命和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推动虚拟文化和艺术空间的形成;民俗学正在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文化研究正在取代传统的民俗学，这是我们将要面临的疑惑。也许，中国的民俗学在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候，新的学科变局就已经迫在眉睫了。(6)回顾过去是为了走向将来。过去100年是中华民族作为国族(nation state)文化自觉时代，是一个在冲突中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时代。21世纪的前半期，中国将要全面完成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建设，民俗学在这样一个需要建立文化强国的时代要求中需要怎样做呢?

　　(三)几点疑问：(1)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关系当作如何理解?本书对钟敬文先生致力于民俗学的事业似乎有许多误解?(2)俗文学在中国的学术命运值得关注，俗文学的范围当是宋元以来的城市文化，它具有独特体裁样式，它的历史命运为什么难以解释?学科的狭隘意识是个 根本问题。学术不需要偏见，偏见也永远不能被原谅。语言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正是我们在过去100年来步履蹒跚的根源。(3)民间文艺学的多学科特点，如史诗研究，可以从美学、文学史、古典学、语言学和民俗学来研究，但是，所求与所得大不一样。我们从文学史角度来研究史诗，遮蔽了不少东西，修改了不少东西，文本化过程也是文学化的过程。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不求新解，我以为是国学家的过于自信和文学家的故步自封，我们以为单靠已有的套路，单靠对材料的掌握，就能出来新学问，这错了!相反，文学的、历史学的边界扩大了，民俗学的地位在变小。再如史诗研究，古典学已经进入死胡同，文学史的研究也没有新的进展，口头传统对新材料和新的实验改变了史诗的基本定义。这就是民俗学的希望和前途。

　　(四)一点希望：本书更像是大学里的教科书参考资料，我们能够在正文里看到大量的引用文献，出处详细，交代十分清楚;但是，这些材料如果再做深入分析和总结，规律性的内容就会显现出来。希望作者将来着重从方法论和理论的新高度，做更加概括性的总结。

　　叶 涛(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教授、所长)

　　{dy}，祝贺刘先生这本厚重的大书出版，以刘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执着认真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这一代学人学习。第二，刘先生这本学术史著作的出版，对于当前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术史的梳理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术史的研究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得了的事情，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尤其不容易做。关于2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活动与研究，刘先生既是亲历者、{ldz}，同时近20年他又是用力最勤的研究者，他是写作这本书最合适的人选。该书的出版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幸事。第三，在当前学术图书出版依旧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河南大学出版社能够有勇气出版这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我们要向出版社表示敬意。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副研究员)：

　　一、近年来刘锡诚老师一直呼吁让民间文学回归到文学本位，从所谓的民俗学中脱离出来，我非常拥护刘老师的这一倡议，相信在座的其他位年青学者，赞同的也不在少数。过去我们常常说，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民间文学必须在民俗的语境下才能看出它的存在意义，我不否认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自然科学中，研究鱼和研究水却不是一个学科，前者是生物学，后者是地理地质学。如果我们为了弄清楚鱼在水中的存在意义，却最终把精力放在了水上，未免本末倒置。

　　二、为了更好地建设民间文学这门已经略显明日黄花的学科，刘锡诚老师不仅呼吁，而且一直在身体力行，努力为这个学科添砖加瓦，《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出版，无疑是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民间文学作为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的合法性做出了最有力的一个注脚。应该建议各大高校将之设立为民间文学参考教材。为此，河南教育出版社应该加大发行力度。

　　三、中国民间文学从其开始进入学术殿堂，至今已历80余载，但是，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学术史著，许多研究者对于自己从事的方向还不明就里，不知前人做过什么，留下什么，因此，编纂一部民间文学学术通史也就成了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一个关键瓶颈。《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出版，很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该书规模宏大，资料丰富，条理清楚，观点明晰，尤其是提供了大量未曾公开出版的学术活动史料，使学术史的多种面向得到了更好的呈现。刘锡诚老师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建设史和研究史上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该书提供的许多信息是后人所无法从图书馆中查到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四、《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不仅史事清楚，而且史识精到，对于纷纭复杂的学术史进行了条分缕析，为之进行了学派的划分，这样，就在学术传承和学术影响上理出了更加清晰的脉络，无疑有助于作者更清楚地把握和书写学术历史。这是作者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编织的一张刘锡诚版的“文化地图”，正是借助于这张文化地图，我们可以清楚地找到每一个时间节点上每一个有贡献的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且，对于他的前后左右的学术影响有更加清楚的理解。

　　五、后人书写前人的学术史，往往是从后知的角度入手去了解学术发展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现在，为了弄清楚现在，我们必须知道现在是如何来的，于是，我们往往是从“现在”开始，顺藤摸瓜去找“过去”，借以理解从过去到现在的学术历程。这样，后人眼中的学术史就成了一个“必然”的学术史。事实上，学术发展是带有很多偶然性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事，也许对后来影响并不大，慢慢地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历史如果只是从后叙的角度来看，许多历史“有”也如同“没有”，一些失败的英雄就此永远消失在后人的视野中了。刘锡诚版老师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发掘了不少这样的“英雄”。许多今天已经不为我们所知的老一辈民间文艺学家，他们做出了许多的贡献，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图书馆的历史中得到很好地呈现，如果没有进入文学的历史，这些人也许就永远地从后人的视野中消失了，正是因为《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已经渐行渐远的身影，让我们知道学术史的发展并不是单线的“必然”过程，而是无限丰富的“或然”的复杂过程。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刘锡诚先生的著作《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我早已拜读完毕，深受教益!一直希望表达一下自己的读后感，这次研讨会，原本是最合适的机会，可惜我要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团赴满洲里考察，不能前来聆听各路贤达的教诲，共襄盛举，实在是很遗憾。如果会议允许我借光发表一点书面感想，我将感到xx荣幸。我把我的感想简化为如下3点意见：

　　(1)丰富的资料开掘。我想所有读者都很容易感知到这一点。我本人对于这段学术史也花过相当时间的功夫，但是老实说，本书提供的有些资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另外一些资料虽然看过，但是没有特别重视，经本书的开掘，这些资料都被精心地组织起来，形成了良好的布局，并能更充分地展示学术史的样貌。为此我对于作者的苦心孤诣深表钦佩。

　　(2)关于流派问题。本书说：“一部百年学术史上，并非由一种流派或一种思潮一以贯之，而是存在过若干的流派，这些不同的流派之间也互相消长。”(页7)这个基本判断是xx符合实际的，任何一个严肃而有活力的学科，从来就不会有一个定于一尊的学派，更何况民间文学这样的弱势学科呢?但是作者对于“流派”的概括，我以为更多是出于后代史家叙述方便的一种分类行为，与学术史过程中的实际呈现，并非同一概念。尽管本书为“流派”设定了4项原则(页7)，但我觉得还需要考虑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这些“流派”的主体自身是否有过对该“流派”的认同意识，同时代的人是否也有过约定俗成的认定倾向。

　　(3)关于民间文学在当前学术制度中的定位问题 我xx同意本书中关于回归民间文学二级学科的呼吁。我个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从一个学科的自足性而言，民俗学远比不上民间文学。如今以民俗学作为二级学科名称，将民间文学包含于民俗学内的格局，从学理上说未必顺畅，从实际从业人员以及学术规划上看，也带来很多不便。

　　这里我想提供一个信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多次跟我们几个民间文学教师说，希望组织一次有力度的务实会议，专门探讨民间文学在现今的学科体系内到底应该如何调整和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愿意承办这个会议。我们几个教师因为资历和水平都很有限，对于召集这样一次会议还信心不足。为此，非常希望在会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征求各位的意见。

　　{zh1}，对本书作者刘锡诚先生再次表示由衷的钦佩之情并祝大会圆满成功。对本人因故未能到场，向刘先生以及与会诸君表示诚挚的歉意。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教授)：

　　刘先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把知人、论世、引文三者很好地集合在一起。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前辈，他有机缘跟他们见过面，有过个人交往，了解他们的生平和知识传承。如果我们这些人要做这件事，资源条件的利用就走不了这个路子。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上，靠近后面的一段时间，锡诚老师是经历过、甚至亲自办过的许多重大的事情的。正如一些同仁所说的，他书中的引文，下了很大功夫，是很扎实的。写这本著作，他可能是因祸得福，心能静下来，查了那么多资料，而这一点，也是我们很难做到的。现在如此浮躁的社会，您想静下来，却不一定能做得到。刚才车锡伦老师用 “博大精深”来评价刘老师这本书，我想这几个字可能用得太直了，我要用一个“空前绝后”，可能更加不容易挑剔。做这个学问，他之前的人没有这个机缘，他之后的人没有了同样的条件。这个命题作文，是他做的，别人大概做不了。这是要说的{dy}点。

　　第二点，几位中青年学者提出了一些疑问，希望锡诚老师能在修订时继续发挥。您已经投入了那么大的精力，还可以做得更漂亮些，或者说更精致些。我可能要把他们的想法说得更具体一点。您写的是民间文学学术史，不是“长编”，而可能在您的框架里边有一个“长编”的定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头有两个意识：一个是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社会功能，这是锡诚老师特别强调的;另一个是“到民间去”有两翼，一个是征集歌谣，一个是平民教育。知识分子跟民间的关系是一去一来，一个是从民间来，一个是到民间去。他这么样子的一个对比，对流互动，实际上是说，在一百年的民间文学学术史里面产生的动力、张力。有动力、有张力，才会有发展，有前进。这也能够把他自己强调的民间文学的鲜明时代性、社会功能，在民间文学研究里体现出来。这也是前面几位发言所强调的。

　　学派问题，他在书出版前已经提前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家在传看，在讨论。今天也有好几位青年同仁就学派问题提了一些疑问。我自己也有疑问。我还是愿意用心去理解锡诚老师的良苦用心。基本的疑问是，“学”还没有呢，“派”在哪里?这些说法有它的道理。民间文学在中国的学术基础里面，是要放长镜头才能看得到的。在这样的一种学术基础中，您用“学派”的观念来重述我们的历史，来表述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创意，是一种良苦用心。早期，流派有一个认同问题，有些学者说“我自己都不觉得是一派!”其他人就更可能有狐疑。第二个，后来的几段时间，情况是非常杂乱的，锡诚先生用“流派”来把它条理化了。至于当下时代，浩浩荡荡的一个阶段，显得很庞杂，有一个“流派”的概念，就有了一个表述方向，有这样一个概念，才能有所展望，已经发生的东西和可能发生的东西，只能在当下把它说出来才有可能性把它表达出来。这样，未来建立起一个指标更完整的、内部相互之间能认同的“学派”的可能性就提前明确化了。我这样来理解他采用“学派”这个概念的作法，虽然是用心良苦，还是有价值的。

　　把“学派”及其分歧写出来，民间文学学科也许会越来越被承认。民间文学学科在我们自己内部当然是承认的，但在社会科学界对我们的承认却是有限度的，与我们自己的承认不同。以“学派”的表述，来建立社会的广泛的认知，有利于整个知识界对民间文学学科的承认，是一个有用的知识生产。

　　萧 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个时间，我本来应该在山东讲课，但我临时把上课的时间调换了，来参加刘锡诚老师《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座谈会。民间文学在北师大是钟先生开创的基地，是重点学科。除了潜明兹老师外，北师大没有其他老师来，我代表北师大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研究所的老师，向刘先生出版这样一部厚重的著作，表示祝贺和感谢。刘先生这本大著为我们的学科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研究生，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肯定是要当作参考书。

　　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dy}本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为开创之作，它的贡献很多。首先是对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分期的把握，这既要宏观的理论视野，又需要细致而丰富的资料基础。其次，是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学派的归纳梳理。百年学术虽然不长，但经历的社会形态、参与的研究者纷繁，要想清楚梳理殊非易事。作者以学派为纲，纲举目张，现代学术态势一目了然，这样的学术总结是创造性的，虽然有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我觉得是作者的自己的学术意见，可以理解。其三，学术史写作细腻真切，给后人提供了延展的基础。作者在资料搜集上花了大功夫，学术史材料丰富，并且由于作者亲历了20世纪后半段的学术历史，掌握了许多局外人未必明了的资料，其描述透彻，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有益尝试。

　　我与刘先生结识也有好几年了。感到刘先生与一般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很有个性。有个性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学术对他来说是一种追求，他把学术思考和学理研究当作生命的一部分。他的人品、他的著作，都是我们的榜样。特别是在对年轻学人的鼓励培养上多所用心。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这样孜孜不倦地在做学术研究和写作，为民间文学学科呼号，我们真是惭愧。我们写的《中国民俗史》，找了十多个人写了好多年，现在还在出版社没有出来。刘先生个人就写了100万字，真的了不起。我们要更加努力把前辈开拓的这门学问传递下去。

　　高有鹏(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本书策划)：

　　关于刘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我已经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了。他把民间文学的滥觞，作为启蒙思潮的产物，这对我们民间文学学科的传承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初期具有鲜明的启蒙品格，后来的发展中，虽然在学科上、学理上见仁见智，我们可以各有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学术表达方式，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基础工作必须加强。对于材料的钩沉，对学术发展脉络的把握，是最重要的。刘先生这本书，我作过一个统计，涉及到3870多篇文章，680多本著作。这样的阅读量，我们向刘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有人说，刘先生写这本书用了三年的时间，实际上，他是用了半个多世纪。从他在50年代发表的《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高尔基的民间文学观》等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自己的学术脉络。今天我们在研读这本书时，更应该学习刘先生对这门学科的热爱。他对这门学科的根底，学品、人品、文品，这些方面，我们说高山仰止。在很多方面，并没有成为一个经典，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将独到地被认可。对于这样一个学科，我们非常庆幸地、自豪地看到了她的出现。写史，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而他的这部著作是我们面前的高山，是我们学科的宝贵的基石，是我们学科的里程碑。

　　李丽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刘锡诚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中国民间文学{dy}部学术史专著，这部著作以翔实的学术史料、公正的学术史识，客观地向读者较完整展现了民间文学百年的学术轨迹，构建了百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学术史研究的框架。

　　综合考虑学术研究的每一阶段的成果、学术史实发生的政治、文化语境，乃至对学术史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个人的经历，著者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分为六个时期，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滥觞期定在了20世纪初，打破以往认定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始于‘歌谣学’运动”这一旧识，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韧期提前了近20年，同时重新审视了神话学的发生与发展。着眼于民间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学术史》对流派之研究方法及始末做出了精要评论，对每一时期产生或得到发展的各类民间文学研究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展现。

　　秉着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作者对学术史上“多学科、多学派、多角度研究”的现象给予肯定，对歌谣研究会、文学人类学派、民族社会学派、民俗学派、俗文学派、延安学派等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作了独到的论述。刘先生正视文化发展的多元事实，耐心梳理出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立与发展的真实历程，总结出不同阶段的学科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以联系的观念看待学术史实，把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发展与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考察，但同时也始终以追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学者之识，保持学术研究“去政治化”。

　　《学术史》引录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这些史料由著者从大量私人藏书中翻阅精选而出，或者是在学术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倡议书，以及在港台发行过而目前大陆尚未刊出过的一些研究资料。这些史料既为《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与其后之“附录二：百年民间文学理论著作要目索引”为后学提供了宝贵资料。

　　杨志今(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我非常高兴参加锡诚老师《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座谈会。这部有拓荒意义的、填补空白的、十分厚重的大部头著作，它的贡献、学术意义、学术内涵、学术风格都是可圈可点的。看了以后非常受启发，非常受教育。对这个座谈会的召开，我表示衷心的祝贺，特别对锡诚老师表达衷心的祝贺。来参加这个会之前，我向胡振民书记报告了要开这个会，他让我代表他向刘锡诚老师表示祝贺。民间文学界，在学科基本建设上能有这样一部著作，值得庆幸。锡诚老师能在学术研究和积累上作出这样的贡献，这种长期坐冷板凳，甘于寂寞、倾心钻研、淡薄名利的精神，非常令人尊敬。我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希望民间文艺界研究好、评析好这部著作。我在这里也表个态，以后只好有这样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我们的理论研究室和协会都要组织好研讨、评析。也希望今天来的媒体和没有来的媒体，宣传好这样的学术著作。这也是我们文联今后工作中要加强的方面。中国文联党组要求文联理论研究室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今天也正好是我们研究室工作的一个起点。今后我们要发现这种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跟踪进行研究、进行宣传。再次祝锡诚老师健康快乐，能有新的著作问世。

　　刘锡诚(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研究员，本书作者)：

　　首先，由衷地感谢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大学出版社为拙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召开这次研讨会，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冒着酷暑来参加会议并发表精辟而中肯的意见，有的朋友还不远千里万里而来，感谢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刘爱民、中国民协研究部刘晓路等同志为筹备这次会议所付出的心血!感谢中国文联书记处前书记仲呈祥，理论研究室和财务处的同志们，以及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央党校科研部的同志，在座的和不再座的五位参与评审的专家学者，在我申报和完成《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年过程中给予我的种种支持和帮助。感谢河南大学出版社马小泉社长、责编袁喜生先生，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高有鹏副主任，由于他们的编辑家、出版家的胆识，才使这部字数如此之多又一时不会产生经济效益的学术著作得以与读者见面!

　　回想2003年1月，我之所以毅然放下已经写了一半(1977年9月-1981年底)的文学回忆录，在完成《在文坛边缘上》之后，转而着手这部难度很大的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写作，有两方面的原因。从个人方面说，靠近70岁了，亟待对一生中所从事过的种种事情一件件进行些总结，而民间文学是我一生中从事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事业，不由自主地涌动出一种时不待我之感。从学科方面说，民间文学学科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中一件破天荒的大事。20世纪百年已经渐去渐远了。历史要求有理性的回顾与总结。进入21世纪的门槛，文学艺术界各领域，文学、电影、戏剧、美术……纷纷举办各种百年回顾和纪念活动，展示百年成绩，总结百年经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诞生和被主流文化所承认，标志着传统的中国文化观的动摇，新的中国文化观的崛起。一百年来，民间文学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艺学科的建设，虽然坎坎坷坷、起起伏伏，道路并不平坦，基础并不坚实，但毕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人文学科中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百年来取得的学术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毫无愧色地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领域。于是，我下定决心摆脱一切困扰和诱惑，潜心于学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希望能为中国的民间文学学科添一块砖加一块瓦。我对能够以自己浅薄的知识和以自己的这支秃笔参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的回顾与总结，感到荣幸。对大家给予我的肯定和鼓励，表示衷心的谢意。时代在发展，认识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21世纪初全球性的兴起，给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环境和大机遇，故而我也对在我国恢复民间文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充满信心。

　　我的研究毕竟是一次“蛮荒”之旅，是一次仅凭个人的力量完成的学术探险，在百年学术史的建构上留下的问题、缺陷和遗憾、甚至错误，实在是不少，如大家指出的，前50年详、后50年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史的分量嫌少，港台方面未能涉笔，对个别人物或思潮的评价还有待商榷，某些事实出现讹误，等等，有的我已经意识到了，有的是朋友们提醒和指出的，无疑对我进一步思考和下一步修订，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依据。在此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

　　附注：刘宗迪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发言录音很不清楚，而在整理录音稿时，恰逢他本人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故而未能整理在本文内。特此致歉。——整理者。(陆闻据录音整理)

　　(原载《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

　　[1] 这一点可以参考日本柳田国男和他的时代，亚洲各国的民俗学与国学的关系是很紧密的。

　　[2] 亚洲的许多国家的学者，在他们引入西学时那个学说或许已经过时了。如进化论就是一例。

　　[3] 一言以蔽之就是反映论，一切文艺都那个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任何研究只要交代内容就可以了。这是对研究本身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