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11 01:12:45 阅读3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9月4日,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温家宝在旁听初二(五)班的课。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今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看望师生。上午在三十五中初二(5)班听了5堂课,中午和同学们一起吃了饭,下午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座谈。
昨天,新华社播发了温家宝对听课的点评,以及在听了教师代表发言后的讲话全文。
笔记曝光: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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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适应国家人才培养要求
温家宝指出,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肯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学生的就学率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温家宝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就是基石的奠基者。国家的兴衰、国家的发展系于教育。只有{yl}的教育才有{yl}的人才,才能建设{yl}的国家。
冲破传统观念束缚改革办学体制
温家宝指出,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这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重视认知教育和应试的教学方法,而相对忽视对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
温家宝指出,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xx献身于教育事业。
温家宝说,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同济大学校长裴钢:整齐划一的教育出不了人才
2010年06月10日 08:46【大 中 小】 【】 共有评论44条
2010年陈嘉庚科学奖获得者名单
白以龙(数理科学奖):中科院院士、力学所研究员、非线性力学xxxx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
杨学明(科学奖):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分子反应动力学xxxx实验室主任
裴钢(生命科学奖):中科院院士、校长
李德生(地球科学奖):中科院院士
吴良镛(技术科学奖):中科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小围着高考转,整齐划一的教育如何能培养出创新人才?”
“1个研究小组需要申请6、7个基金才能支撑起来,不跑钱怎么办?”
“人情大于学术,没有良好的学术批判和xx的氛围,怎么创新?”
采访中,2010年陈嘉庚科学奖得主之一、同济大学校长裴钢院士回答问题时的一连串反问,让大家陷入沉思。
裴钢:“幼儿园还爱问问题,小学还能问问题,中学就不愿意问问题,到大学就可能不知道怎么问问题啦”
“我上小学、中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就教育的系统性而言,比现在的孩子差了很多。”2010年陈嘉庚科学奖得主、物理化学家杨学明教授却很庆幸:“但是有一个好处是我没有xx被考试‘淹没’,一些自己的爱好没有被压抑。”
“科学必有爱好。”裴钢说:“可是现在,音乐、绘画、舞蹈……孩子们的一切爱好都必须围绕一个主题:升学。对化石有兴趣?不行,将来出路不好。对科考有兴趣?不行,将来挣不了大钱。但是考试对错只有一个标准,在这样整齐划一的教育下,到了大学,孩子身上的求知欲和个性就都被修理干净了。”
2010年陈嘉庚奖得主之一、力学家白以龙院士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老主任唐敖庆先生曾说过:‘做科学,要能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现象、进而提出新概念、发展新方法。’我想,这就是创新。”的确,创新的思维是发散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想到的那点火花。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怎么能创新?裴钢说:“我们教育的目标应该有所调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教育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培养合格的公民。”
杨学明:“仅有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左右年轻人的跳板?这还不够”
在杨学明看来,人才流动性不够是阻碍创新的问题之一。“就大多数研究所而言,一个人进到所里,基本就不太会离开了。”人员要流动起来,才会有活力。一是随着专业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入,可能在另一个环境中能取得更好的发展;再有,有些人热爱科学,但不一定适合作科研,意识到不适合就应该及时调整。
“当然,我们还应该完善一种机制、体制,让优秀的年轻人能够逐渐脱颖而出。”在这一点上,裴钢和杨学明有了共识。“要一代比一代强!虽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有杰出青年基金,很多科技工作者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杨学明做了个翻掌的手势,“‘一翻’就上去了,但是还不够。”他和裴钢都认为在这一点上,美国做得比较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那我们国家应该如何做呢?”听到记者发问,杨学明摇了摇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决策者们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意识地进行机制上的设计。”
而裴钢认为,不愿学术批评、不敢学术批评的风气,已经阻碍了创新的发展。“评价标准唯SCI论文是不行的,但是在人情和利益大于学术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也许情况会更坏。”
基础研究不能以成败、以论文论英雄,同行评议是{zj0}方法。但如何能去除同行评议中的人情水分,评者能够客观公正,被评者能虚心冷静?“这其中有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也有机制、体制的问题。”裴钢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情。”或许,当科研与经济利益不再那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时,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李德生:“创新不是‘拍脑袋’,而是安下心来的厚积薄发”
在2010陈嘉庚科学奖得主、石油家李德生院士看来,创新不是“拍脑袋”,也不是关在屋子里对着故纸堆闭门造车。“我们这个领域实践性很强,我大学毕业后没有去学校或是研究所工作,而是去了甘肃玉门油田。那里的条件很艰苦,可是也让我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1945年到1977年的30多年间,李德生工作在玉门、延长、大庆、四川、胜利、大港、任丘等油气田……就是这样的积累,才带来了李德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地质构造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李德生说,各个领域都蕴藏着创新的机会,“年轻同志要能安得下心来,抓住一个领域不断努力,10年、20年地努力下去,才能有所收获。”
在几位获奖者中,杨学明有一个特别之处——他是“利用自行研制且{lx1}于世界的科学仪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杨学明说,科学仪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起码在我们这个领域,我还没有发现哪个重要成果是用现成的仪器获得的。”杨学明说,科技工作者也应该注重仪器设备的研发,“特别是要结合科学问题来做,这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武器!”
“兴趣爱好、持之以恒、团队精神、永远创新——这是创新人才必须具备的四个要素。”裴钢说。
陈嘉庚科学奖
陈嘉庚科学奖的前身为陈嘉庚奖,是以对我国科教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xx华侨{lx}陈嘉庚名字命名的科学奖励,用于奖励近年来获得原创性重大科学技术成就的在世中国公民。
陈嘉庚科学奖包括数理科学奖、化学科学奖、生命科学奖、地球科学奖、信息技术科学奖和技术科学奖6个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每个奖项获奖人数一般为一人,最多不超过三人。如无符合标准的项目,奖励可以缺项。每人奖金30万元,同时颁发奖章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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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在于改革 教育改革在于创新
2010年01月11日 16:36中国教育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条
●改革和升学是不矛盾的,改革也是为了提高质量,推进素质教育和升学可以找到一个契合点。
●改革创新要有宽松的环境,特别是舆论界要支持创新,不要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创新,怀疑创新。
●教育创新要从学习中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理论、文化科学,有了较高的思想境界,就敢于创新。
作者:顾明远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我们刚刚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国已经从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今天的任务是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需要从普及和提高两方面着手。从普及方面来讲,就要延长国民受教育的年限,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从提高来讲,就是要培养一批杰出人才。在这两个方面,基础教育都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基础教育是为人的一xx展打基础的,是带有基础性、全局性的教育。基础打不好,人才就不能培养出来。钱学森同志一再追问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做教育工作的感到十分惭愧。当然,杰出人才的培养不xx是基础教育的任务,还有高等教育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和社会整体环境运行的问题。但不能不说基础教育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基础教育是为人的发展打基础的。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存在什么问题。我觉得基础教育首先要明确我们的基本任务,基础教育要打好什么基础?我认为要打好三个方面的基础。
一是为学生、为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打好基础,这是基础的基础。身心不健康,其他都谈不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研究儿童,要从小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心、自强心。教师、家长都要充分相信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要注意因材施教。每个儿童的天赋、爱好、特长都不一样,有的逻辑思维强,喜欢数理化,有的形象思维好,喜欢文学艺术。如果要求每个学生门门学科都考100分是不合理的,是培养不出人才来的。如果像当前这样人人学奥数,那是对学生{zd0}的摧残。什么样的教育是{zh0}的教育?我认为能给每一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成长,就是{zh0}的教育。
二是为学生打好继续学习的基础,这是基础教育的第二个任务。这不仅是为了升入高一级的学校,而且是要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将来离开学校以后还会继续学习、终身学习。今天我们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就要每个人都能坚持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思想品位。
三是打好走向社会的基础,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对国家的责任心和对家庭的责任心,甚至对自己的责任心。培养他们有爱心,有诚信。
基础教育为学生打好这三方面的基础,将来他的发展就能够很好。我们当前基础教育存在的{zd0}问题是功利主义和应试教育的干扰。一切围绕考试转,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顾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发展。造成这样的局面不能xx怪教育部门,不能怪校长和老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责任,并不是无能为力,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到我们的责任,尽力而为。我们要有所作为,就要解放思想,敢于创新,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
首先,地方政府不要怕丢乌纱帽,要真正为人民负责,为我们的下一代负责,为我们的民族负责。能否做到这些,关键是思想能不能解放,是否敢于创新。升学率是一个常数,这个地区高了,那个地区就低,如果只考虑升学的竞争,就会牺牲儿童的幸福。而且改革和升学是不矛盾的,改革也是为了提高质量。推进素质教育和升学可以找到一个契合点,许多地区和学校在这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创新是需要勇气的,是要冒风险的,{dy}个吃螃蟹的人是要有勇气的,但是一旦成功就是功德无量。
改革创新要有宽松的环境,特别是舆论界要支持创新,支持{dy}个吃螃蟹的人,不要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创新,怀疑创新。例如,这次北大招生改革,39所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本来是一种改革创新的尝试,但是媒体炒作得很厉害,而且据说八成人不赞成,这种宣传势头似乎是想把这次改革的尝试扼杀在摇篮里,这种舆论环境很不利于改革创新。我想起鲁迅在80多年以前,192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一次讲演,题目叫做“未有天下之前”。 他在演讲中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他又说:“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就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他还批评一些“恶意的批评”,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当时,鲁迅在北师大附中讲演的那一年,钱学森正在该校读书。当时的校长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创始人林砺儒。钱学森正是在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的中小学不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成为天才,但要使天才有生长的土壤。因此,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来做泥土,培养出美丽的鲜花和参天大树。
教育创新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要从学习中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政策水平,与中央保持一致;学习教育理论,懂得教育规律;学习文化科学,提高自身的素养和品位。有了较高的思想境界,就敢于创新。
所以我经常想说一句话,就是:教育的发展在于改革,教育的改革在于创新,教育的创新在于学习。
专家学者热议教改纲要不足 总体上弱化了个性教育
2010年03月29日 19:15南方日报【大 中 小】 【】 共有评论0条
昨日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二轮征求意见阶段的{zh1}{yt}。当日,广东省会教育现代化专业委员会在举行2010年学术年会,与会教育专家热议《纲要》,提出高等教育应有淘汰率、国家要注重精英教育等建议。
谈“人的培养”
高等教育要有淘汰率
会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常务副主任、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重要主持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天山率先发言,重点阐述了《纲要》对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规划的规定和意义,提出义务教育重在因材施教,而高等教育则应该有淘汰率。
曾天山表示,“教育应该要把人当主体,把人当目的”。学校是因学生而生的,而不应该因教师而生,教育要强调“言传身教”,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现在读大学的有几个{zh1}不能毕业?高等教育应该有淘汰率!没有淘汰率就没有质量!为什么学生要出国留学?就是因为对国内教育质量不信任。”他结合自己带学生的经历,认为学校应该要以学科能力教育为重,而不仅仅是学习成绩。
谈“教育公平”
2020年只能求得区域内均衡
曾天山说,《纲要》认为教育应致力于培养人,而不是把人当工具,这是点睛之笔,也是最根本的要求,要求是办好每一个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再是抓大放小或抓小放大。
他同时指出了对教育不公平的担忧。他说,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发展成果大部分被城市占有。长期以来,农村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低于城市,前几年才刚刚拉平。从入学率来看,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仍很大。从数据上看,2009年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50.9%,学前一年毛入园率为74.0%,普及率偏低的原因就是幼儿园太少,特别是很多农村地区没有幼儿园。
根据《纲要》,2020年,学前一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5%。曾天山说,从测算来看,实现这一目标难度不小。即使是2012年初步实现均衡,2020年基本实现均衡的目标,也是在区域内求均衡,而不是大面积均衡。
谈“分类考试”
高职学校也能招到好学生
《纲要》提出,将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曾天山解释,分类考试,可避免学生被逐层录取,先是北大清华,然后是重点大学录取,以此类推,生源分层严重。差一些的学校,其生源质量难以提高,分类考试则对考生进行纵向区分,高职院校也可招到好学生。
他说,应鼓励多元录取,只有多元录取才能不拘一格录取人才,否则又会回到唯分数论。应该允许特长加分,但这种加分一定要公开透明,保证公平,“不能因噎废食,xx否定多元录取”。
谈“《纲要》不足”
总体上弱化了个性教育
在大会安排的《纲要》研讨阶段上,省委政策研究室副处长钟院生、珠海市教育局副局长邬向明等结合国家的《纲要》,就广东教育的改革和创新进行评点。
基础教育专家、“田园教育”倡导者、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李庆山认为,《纲要》注重均衡发展,但总体上弱化了个性教育。此观点得到了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冯增俊教授的赞同。
“我认为我们国家从来就没有精英教育。”李庆山认为,国家应该重视“精英战略”,少数人能上学不等于精英教育,真正的精英教育更不能和素质教育简单地等同起来。
当前教育体制下为什么不会出大师
2009年07月21日 13:51凤凰网【大 中 小】 【】 共有评论13条
文/刘春龙
7月11日,季羡林、任继愈两位老人相继驾鹤西去。这对中国的人文科学领域和教育系统无疑是个巨大的噩耗。
大家对这二位老人的称谓都是“{zh1}的大师”,很多国人开始追问,季羡林、任继愈的离去,我们的时代以后还会不会再诞生大师?
的确,一个拥有“{zh1}的大师”的时代,是前人的骄傲,却是后人的悲哀。
的确,我们必须得认真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了大师?为什么我们都在怀疑我们还会不会有大师?
这两个问号折射出了两个问题,{dy}个是我们的教育、学术体制不利于(甚至阻碍)培养出大师;第二个是人们对当前教育、学术体制的利好性改革普遍持悲观态度。
对于今天探讨的话题,曾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亲历镜头,怎么也忘不了。记得我就读的那所大学有次制作了校史成就展览,其中有张图片:一个庄严的会场内,所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集体整齐站立,有的老教授显然身体已经非健康的状态,但他们的眼睛都得凝望着主席台上方的党旗。图下配的文字大概是:我校浓重召开第*界党代会。听一位教授讲,学校前任的党委书记曾在私下说了句真情话,“虽然表面上繁荣喜庆,但我们学校的科研水平、院士候选人数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这个照片相对的是我曾看过的一个视频,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世界xx大学系列”,在介绍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采访了一位在该校任教的华人教授,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面对记者的镜头,很放松地说:“这里有国际{yl}的实验硬件设施,还有非常干净、自由的学术空气。”
美国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是从中国过去的,但中国国内或在中国很多美国人没有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这个现象除了有宗教层面的原因外,学术研究的环境氛围和研究的硬件设施水准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学而优则仕在中国仍然有着旺盛的市场,很多优秀的学者或科研人员有了一定成就后,便会走上从政为官之路,繁忙的公务挤占他们做研究的时间。另一方面,一个地方区政府两年内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支出高达6071万元,各地方政府的对形象工程的投入屡屡过亿,但当我们面对国家的基础教育、大学的科研研究设施时,便总是捉襟见肘。“咱们的教育投入占GDP在世界上是倒数的,低于许多比我们落后的国家,这怎么说的过去?老师的收入也太低,收入不如校门口卖茶叶蛋的。我上大学时,教授们都非常神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一个月能拿到几百大洋,而当时我作为学生,几块大洋就可以过一个月。一个国家要尊师重道,不能不提高教师的待遇!”这是十年前季羡林老人向记者发出的疾呼。
每个领域的问题都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很难理出个头绪,就算有人看见了头绪,要么是假装没看见,要么是不敢正视问题。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实国情。
“现在是教授满地走,讲师多如狗,话虽不雅,却是事实。这是学术的贬值,对真正的人才反而失去应有的评价标准和奖励。”这也是季羡林老人对近年来国内教育领域的评价,而对于人们称他为国学大师,他也感到不安:“泡沫,都是泡沫。我不需要什么架子,都是很虚的东西。”
行笔至此,在今天学术、研究机构xx事件屡见不鲜的环境下,突然很怀念以前的教育和大学,怎么都不能理解同时存在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刘师培、侯德榜、李仪祉、梁漱溟、陈寅恪等这样人物的,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们对学问的追求又是何样的状态?
耿法先生《读史小札》中的一个故事,可能会让我们触摸到当年大学的生存状态。
抗战时,南京中央大学内迁,因缺乏交通运输工具,农学院牧场的大批良种牲畜不便转移,校长罗家伦特意给牧场员工发放了安置费,告诉他们如果日军逼近南京,有些良种牲畜能迁则迁,迁不出就算,学校不会责怪大家。但是牧场员工在技师王酋亭的精心组织下,千方百计将这些从欧美引进的良种牲畜和一些实验用的小动物,经路途遥远,困难重重,跨越苏皖豫鄂四省,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于1938年11月带到重庆。一路上,他们设法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慢慢行进,创造了奇迹。
在农学院牧场员工的组织与率领下,大动物驮着小动物,默默行进在荒山野岭中,艰难地跋山涉水,这一幕情景将永远拷打着我们现代教育的理念和良心。
输工具,农学院牧场的大批良种牲畜不便转移,校长罗家伦特意给牧场员工发放了安置费,告诉他们如果日军逼近南京,有些良种牲畜能迁则迁,迁不出就算,学校不会责怪大家。但是牧场员工在技师王酋亭的精心组织下,千方百计将这些从欧美引进的良种牲畜和一些实验用的小动物,经路途遥远,困难重重,跨越苏皖豫鄂四省,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于1938年11月带到重庆。一路上,他们设法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慢慢行进,创造了奇迹。
在农学院牧场员工的组织与率领下,大动物驮着小动物,默默行进在荒山野岭中,艰难地跋山涉水,这一幕情景将永远拷打着我们现代教育的理念和良心。
于2009.07.13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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