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式社会学的两个重要模型与库兰在90 年代的新尝试

由社会学另类大师齐美尔开创的形式社会学传统一直试图发掘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行为特征,并将这些行为特征作为一种影响社会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来解释各类社会现象。直到奥尔森(Olson ,1965) 开创了将优美简洁的形式模型与对社会演化机制深邃洞察相结合的典范之后,形式社会学才开始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继奥尔森发现“三个和尚没水吃”这种重要组织机制之后,阿克斯罗德(Axelrod ,1984) 以博弈论为基础的“一报还一报”模型也阐释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演化机制。(注1)这两个xx机制将以千百年流传的典故或谚语体现的生存智慧形式化,从而为形式社会学在当代延续了齐美尔开创的传统。但90 年代以来,该领域并没有出现更多鼓舞人心的成就,社会学的主流也越来越转向经验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库兰(Kuran ,1995a) 的《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库兰,2005/1995a) 作为一本试图从“从众”这种社会行为入手探讨小群体互动机制与社会结构演化规律关系的著作,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

社会行为通常被视为社会学的传统地盘,因此经济学家鲜有问津。（注2）在国内,只有少数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人对诸如从众、趋同行为进行过一些形式化建模的研究,但学界一直缺少跟进。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学家一直在艰苦地寻找对这类看似微观却与社会演化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的分析工具。库兰的这本书虽然挂着政治经济学的标签,但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借鉴。

二、从众行为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群体压力与偏好隐藏

《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应用博弈思想解释从众行为的逻辑推导,一部分是应用该机制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库兰的主题是从“虚伪”这一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入手。众所周知,在面临群体压力下,人类都有一种将自身偏好伪装起来以取悦众人的本能。例如,我们在赴宴时往往要违心地赞美不那么美丽的女主人和她制作的并不那么可口的晚餐。我们都相信,这种言不由衷虽然是谎言,但它显然避免了主人的尴尬,带来了彼此的愉悦。（注3）

当然“, 虚伪”可以给我们带来人际关系的改善等社会正效应,但其负效应可能要远远多于正效应。安徒生xx童话《皇帝的新装》就是人类虚伪本能的消极影响的一个象征:尽管所有人(包括皇帝在内) 都怀疑皇帝并没有穿任何衣服,但由于害怕与他人观点不一致而招来嘲笑,因此没有一个人敢指出这个明显的事实,反而虚伪地赞扬那子虚乌有的新装是如此美丽。这就诞生出一种悲剧性结果:人人都屈从于一个假想的公共压力,导致一个荒诞无稽的谎言却被社会当作真理而接受。

库兰认为,从“皇帝的新装”现象看,公共观点不仅能强迫他人沉默,而且能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迫假装成为这种观点的积极拥护者。因此,对公共观点的预期不仅导致了个体表达的扭曲,而且会自我强化为一种更为制度化、结构性的公共观点。

库兰将这种能自我强化的机制称为“偏好伪装”。偏好伪装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现实当中。如果仅仅指出这一点,一百年前的安徒生童话给我们的启示已经足够。而库兰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没有简单地批判虚伪本能,而是在博弈论的基础上对这种掩饰自身偏好的本能,发展出一个掩饰本能与社会结构演变之间的形式化分析框架。

库兰的分析框架由一个对称性假说展开。他认为,在一个能充分自由表达的理想制度下,个人将真诚地表达自身观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类追求与他人观点一致的“虚伪”本能,破坏了个体观点与公共观点相一致的对称状态。假定个体对一个议案的真实偏好按照赞同的强度不同分别赋值0 到100。赋值0 表示坚决反对,赋值100 表示坚决赞成,从0 到100 则是一个渐变的偏好强度函数。（注4）例如赋值20以内则表明属于坚定反对派,赋值50 表示无所谓,赋值80 到100 则表明属于坚定赞成派。从20 到80 则属于中间派(见图1) 。

如果无论在任何时候某个个体的公共观点与私人观点总是相一致,则传播曲线将是一条斜率为1 穿过原点的直线。如果个人的偏好强度为20 ,则其公共观点同样为20 ;如果个人偏好强度为80 ,则其公共观点同样为80 ;换言之,在一个理想社会,个人观点始终是与公共观点沿着对角线对称分布的。

但是,现实社会中由于公共观点预先存在,这种“虚伪”的从众心理往往使人们无法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真实偏好,从而扭曲了公共观点与私人观点的对称分布(见图2) 。

在图2 中,少数极度坚定分子的私人偏好将始终在20 以内或80以上。对这些人而言,如果他真实的个人观点是20 ,在公共场合也一定选20 。但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由于害怕表露自己真实的想法将有遭受公众批评的危险,因此,他们的观点不取决于自身的真实看法,而是取决于对公共观点的猜测——如果他们预测公共观点是20 ,则多数人将因为屈从于一个想象的“公共压力”而向20 倾斜;如果预测公共观点是80 ,则多数人公共表决时的观点将向80 倾斜。这样,个人在公开场合显示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真实的个人观点,而取决于一个想象中的公共压力。人们必须随时判断公共压力是什么,并根据判断公开表达其意见。库兰认为,社会结构的存在,使公共观点随时处于一个发生变动的状态。公共观点究竟向20 还是80 倾斜,取决于一个现实的社会结构。他认为,社会结构如同一些起伏不平的山谷,而公共观点将如同一个小球,在山谷上不停地滚动。作为这种滚动的直观图解,就是图2 展示的一条库兰称为“传播曲线”的公共观点变动曲线。

三、对库兰从众理论的评价:社会结构演化的一种辅助性机制

众所周知,奥尔森提出了一个社会变迁的重大假说: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获得公共物品的可能性将随着组织人数的增加而减小。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但却遗留了一个悬疑:尽管各个社会行动者可以通过选择性激励手段解决搭便车困境,但为什么往往这些变革{zh1}没有成功? 奥尔森承认,历史上集体行动的失败原因往往在于各个国家支持变革的多数派没有反对派组织得好。（注5）尽管社会学家可以用各种经验史实来解释这种“激励失败”,但对形式社会学而言显然还需要在机制层面获得一个更深层次的解释——是否存在一个比搭便车更为基本的机制阻碍了选择性激励机制的形成?

针对这个悬疑,库兰认为,“偏好伪装是社会选择得以持续的一个补充的,然而更基本的、令人讨厌的原因”(库兰,2005/1995 :100) 。库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广泛要求的变化不能够实现? 库兰的核心观点是:人类普遍具有一种“虚伪地活着”的倾向——个体会因为群体压力的存在而将自己的真实观点隐藏起来,这种虚伪倾向在某种情况下既有助于保持现有政治连续性,也有助于保持社会变迁。

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看,库兰最重要的贡献是将这种从众行为——社会结构对公共观点的动态影响——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相结合,以解释偏好隐藏对现实社会尤其是民主社会的公共决策机制的影响。根据奥尔森的搭便车模型,那些规模较小的利益集团将因“选择性激励”而有积极性对决策部门进行游说,努力使那些有利于自身的思想政策以貌似公共利益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一旦公众将小集团散布的思想误认为公共观点,他们将机会主义地跟随一个虚假的大众观点参与各类形式的xx。在群体压力下,大众对公共观点的预测变得格外重要。那些具有“合法性”生产优势的组织将极大地影响公共观点,而没有话语权的大众尽管内心强烈反对某项决策,也将因为对群体压力的想象性恐惧而被迫保持沉默,从而纵容了一项政策的诞生。

根据这种公共观点诞生的动力学机制,库兰解释了各个时期、各个社会形态中广泛的貌似不同但根源皆一的从众驱动性现象。它包括:(1) 为什么在一个群体中某类激进的意识形态要占上风; (2) 为什么意识形态看上去总是要比实际显得更加保守; (3) 为什么会通过一项大家都不喜欢的制度; (4) 为什么一项看上去大家似乎都不喜欢的规则却能长久存在; (5) 为什么某些严重扭曲真实偏好的制度会突然解体。库兰以此种“公共观点的动力学”解释了美国社会关于xx问题的争论、反歧视法的诞生与执行情况、印度种姓制度与现代法律体系的并存、前苏联东欧国家在1989 年的解体以及其他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问题。

按照库兰的看法,这种偏好伪装机制属于一种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机制,其意义十分重大。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

笔者认为,偏好伪装机制只是一个辅助性机制而非一个核心机制。库兰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人类个体总是为了寻求安全感而去猜测公共观点,并根据猜测的结果决定自身的公开观点。人类“虚伪”本能使人掩饰自身,猜测他人,这种信息不对称形成公共观点对个体的压力机制。库兰运用动态博弈理论建立了公共观点与个人观点之间的关系,以一个优美的形式模型简洁地解释了从众行为的产生。

然而,库兰的模型实质是一个静态博弈模型,它只能静态描述集体行动的某一阶段,不能解释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动态变迁。他的从众动力机制包含三个决定公共观点演变的变量:一是群体压力下的虚伪本能,一是存在一些利益群体通过积极活动给出了某些“假想的公共观点的信号”,一是产生不同的利益群体的社会结构。只有当这三个变量同时发生变化时,公共观点小球才会不断地在各个区间跳动。也就是说,偏好伪装只是导致诸多宏观社会现象的一个必要的心理条件——只有控制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利益群体具备足够的活动能力这两个变量的前提下,偏好伪装机制才有可能发生作用。由于库兰的经验主要取材于美国社会的观察,他的从众模型对民主政体中一些公共决策机制具有某些解释力。在一个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群体划分相对清晰、事件过程相对简单的环境下(例如严重依赖于现场演讲和xx的西方民主政治操作) ,许多公共观点的演变确如库兰上述模型描述的那样精致有序。

当库兰试图将这种个体心理机制推广为一个全球普适的社会演化机制,特别是解释上世纪一些意识形态权力国家的瓦解时,他的“公共观点动力学”在高度复杂的社会演化进程中就遇到了巨大困难。例如,库兰理论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其对苏东政权瓦解的解释。库兰认为这些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高度偏好伪装的专制社会,所有的人都假装相信独裁者的个人偏好,但是谁都不敢直接指出皇帝一丝不挂的事实。这时一旦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这个政权将迅速崩溃。库兰将这种我们通常称为“皇帝的新装”的安徒生式心理机制视为导致意识形态权力国家垮台的支配性力量。

但将中国与苏东政权做一个简单比较就立刻可以看出,虽然同时期都出现了大量对政权的挑战者(说真话的孩子) ,但中国延续、稳固了威权统治而其昔日同盟却轰然倒台。同样的机制导致不同的后果,这种变异说明,从众机制的解释力和代表性是非常有限的,解释复杂事件真正的原因更可能要从各个具体的社会结构差异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普遍的行为机制中去寻找。（注6）由于这个根本缺陷,库兰在解释这类集体行动时显得手忙脚乱,常常被迫引入许多与从众无关的结构性因素以补充其论点,显然大大稀释了其理论解释力。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形式社会学的发展线索理解库兰理论的贡献与局限。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库兰的从众模型实质是二人一次性博弈(two-person-one-shot-game) 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重新表述。它描述了一个促进集体行动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某个个体出于某种利益算计而决定公开挑战话语权的控制者,克服了其他行动者搭便车的临界条件,就会在瞬间点燃了准备已久的xx包。因此,库兰模型是奥尔森搭便车模型的一个特例,它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是指出了奥尔森没有阐述的集体行动爆发前临界点的行动机制。因此,库兰的理论显然没有比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显示更重大的意义（注7）,也没有对以政治过程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文化库理论为代表的经验研究增添更多的东西。

形式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其创业道路就极其艰苦。由于需要高度抽象的形式化能力、对社会现象的深邃洞察和对资料的艰苦搜集工作,这方面的进展一直缓慢。迄今为止,大量以理性选择和博弈论为基础的模型如同泡沫一样出现又消失,形式化理论真正对当代社会学发生深远影响的还屈指可数。尽管库兰这本书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不足,但比较而言从理论到逻辑上却相对扎实。笔者相信,他的从众模型将值得国内各领域的研究者进一步分析。

注释：

注1：他通过试验模拟得出结论:在一次性博弈中,双方的理性选择是相互背叛;但只要博弈双方的博弈链条足够长,双方将越来越倾向于与对手合作而不是选择对抗。

注2：以加里- 贝克尔的《口味的经济学》、《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为代表的一批著作的问世,虽然表明主流经济学相当顺利地将其方法论扩展到人类行为领域的研究,但却招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对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广泛批评。显然,在以解释复杂性见长的社会学家看来,将一些鲜活生动的事实肢解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下的一系列无差异曲线,虽然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经济学解读,却违背了社会学所遵循的基本的解释传统。

注3：例如个体选择缄默不语的行为并非“偏好伪装”,因为这并不会影响到另一个体的判断。只有那种个体为获得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安全感,并积极赞同一个他并不赞同的意见时,才是“偏好伪装”。

注4：偏好是有强度差异的。虽然在xx上只能选择赞成、反对和弃权,但事实上,对某个问题的赞同和反对还是有强度差异之分。例如,对xx问题,有两个人都选择反对,但一人反对的强度是20 ,另一个可能是40。

注5：这里任何变革都是围绕公共物品展开的(参见Olson ,1982) 。

注6：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感兴趣的不是小孩站出来说出真相这样一个偶发性太强的事件,而是让所有人站出来勇敢附和这个小孩的结构性条件。在“皇帝的新装”这个从众机制中,如果一个孩子指出了皇帝的裸体事实并不能动摇政权的根基,相反皇帝对越轨者的惩处将进一步增加下一个孩子指出真相的成本,那么这种指出将是无意义的。无数的事实证明,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总体性危机要比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更重要。显然,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危机本身已经蕴涵着突发性革命的可能,在一个信息长期闭塞无法相互沟通的环境下,集体行动无法形成。一旦信息开始公开流动,将产生“墙倒众人推”效应,因此从众只是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但不是变革的根本条件。在笔者看来,即使按照库兰的从众模型解释1989 年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也应该采取结构主义的解释方法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社会机制:“皇帝的新装”机制之所以能在前东欧苏联等国家发生作用,取决于集权体制下一个非常关键的结构性特点: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权力国家始终需要在公众面前维系一个xx的形象,这个xx的形象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一旦破损将会严重到损害政权的基础。因此公共场合的高度统一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一切决策都是幕后权力的秘密操作,公众的同意只是体现斗争最终结果的走过场。在这种决策机制下,意识形态权力国家所有的信息都隐藏在一个高度集权、层层隐瞒的政治体制下,每一上级都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每一下级掌握的信息不仅稀少得多,而且甚至常常是错误的信号。其次,意识形态权力国家缺少必要的纠错机制,往往使一些小的错误被放大为国家的总体性危机。因此,某些类似于“童言无忌”的偶然因素一旦出现,潜伏在高度一致表象下的总体性危机将使一个政权垮台。

注7：对形式社会学的理论模型的评价,还可参见赵鼎新,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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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 Economic Growth , Stagflation , and Social Rigidities .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罗　琳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