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大炮轰鬼子_松子_新浪博客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狂赞大叔,支持对抗!有火药就用到拆迁上!


    社会到了这一步,连老实巴交的老农民都武装起来,自制火炮轰鬼子,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事不能发生了。看到大叔的英勇与无奈,实在百感交集,既喜且悲,既敬佩又苍凉。

    毛爷爷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一点不错。挪用到毛爷爷自己的政权里则是:炮筒子里抗拆迁!

    想到当年我们意气风发地斗地主分田地,天下为公共同生产,几十年风云变幻,在同一个政权里地主又起来了。可是从前的被批斗的地主是在地上种庄稼。现在被捧为座上宾的地主是在庄稼地上种房子。不光在庄稼地上种房子,还要在房子上种房子,毁了老房子种新房子。毁了新房子种楼房,毁了楼房种CBD,将来还要怎样?上至北京城,下到乡野村镇,无有不拆无有不毁。命案出了一起又一起,钉子拔了一颗又一颗。只见烟尘滚滚,“拆”字铺天盖地。何时能烟消云散风平浪静,给草民们一个安静的小窝窝?

    棋下到这一步,就要鱼死网破了!

    多少老百姓到现在都怀着纯真的梦想,以为下边太乱,上边总是好的。

    刘伯温老先生告诉我们,如果甘蔗坏了,{zx0}坏的是里边。等到里边已经是败絮一团了,外边还仍是光滑鲜亮的。等到外边都斑斑点点了,还能指望里边好好的?可是老百姓总相信里边是好的,上边是公正无私的。因为上边离自己太远。而远处嘛,总是好的。

    可是北京的拆迁有多厉害多匪夷所思,多么摧枯拉朽,多么血腥多么高压多么山雨欲来,天高皇帝远的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呢?

    恢弘的世博会依然灿烂,杨大叔的火炮依然高擎!

 

 

附录:

农民自制土炮轰强拆 写遗书望孩子继续维权

2010-06-09 08:12:00 来源: (北京) 

在杨友德家周围,四处都贴满了标语,内容全部和维权有关。

  56岁的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者说“打仗”。他说“打仗要有战争策略”。

  在他的家里,摆着物权法和一本厚厚的法律政策全书。很多条款,他能全文背下来。

  为了留下证据,他和村里负责人的谈判,他都会记下要点。而他说,他最核心的证据是“法律政策”。

  他喜欢用维权、话语权、平台,这样的词语。

  他会说维权比生命还重要。当他的妻子说,害怕报复时,他吼了她一句,“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个”。

  他说他妻子动不动就哭,就担心。5月25日,用土炮“开始打”施工队之前,妻子浑身发抖。他说不要怕。他的亲戚们都作为他的帮手,负责打110求助。他说到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拿烟花打过仗,他不想连累亲戚。

  他已经能很xx地使用礼炮,100米怎么打,80米怎么打。包括不同的礼炮会有怎样不同的射程。他说这些都是练出来的。

  当他站在吊楼上,演示他如何对付来施工的队伍时,他说,有时候站在那上面,他也发抖。他不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

  是自己被拉下来,是伤了别人坐牢,还是房子和土地都被推平———在后果出现之前,他说“我只能拼了”。

  我不要消极抵抗

  新京报:什么时候决定造这个土炮来保护房屋?

  杨友德:2009年12月份,他们通知我说要强拆我的房屋和土地,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新京报: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办法?

  杨友德:对于强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极的抵抗办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浇汽油,把家人烧死。我不愿这么干。我觉得这是不相信共产党的表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想伤害自己。

  而且我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所以我不会烧死自己。

  新京报:你觉得他们是消极抵抗,你呢?

  杨友德:我觉得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受害的是家人。我听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很难受。我不是消极的,我曾经想到过死。但是我死,必然是他杀,我不会杀我自己。

  外面强拆死亡的人,都是被拆迁人。轮到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dy}我不想死。不想死,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办法是逼出来的。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用礼炮?

  杨友德:我们这个家庭兄弟六个,没有进公安局的犯罪记录,我们是守法的公民。有些事情太违法的,不敢干。烟花,我估计还打不死人。

  我们既要守法,又要保护自己,就要会想办法,看到利害关系。这个火炮不指望保护,只是推迟的作用。起码有了烟花,他们不敢和我争,我是在争取时间打110。

  新京报:想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杨友德:就几天时间就想出来了。虽然我是个农民,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办法。礼炮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有情的时候是为了欢迎,有气的时候是用来对付。

  他们强大,我们弱小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办法管用吗?

  杨友德:对这种拆迁,我希望用这个来阻止。虽然我把握不大,但这个指导思想比肢体接触好,肢体接触相当于送死。我也想过,如果我阻止不了,我也许就被打死了。为了这个我还写过遗书。

  新京报:遗书的内容是什么?

  杨友德:我的遗书是写给我儿子的。我告诉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体。还是要依法维权,拿回我们应得的钱。

  新京报:写遗书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杨友德:我是为了防止万一。人到了50多岁,也看了很多事情,想好也要想坏。遗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新京报:你说让他依法维权,你觉得自己现在是在依法维权吗?

  杨友德:我这种方法,讲起来和国家的治安管理条例不符合。但我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方法。

  新京报:为什么说是非常时期?

  杨友德:一个是他们强大,他们主动。我们弱小,我们被动。

  如果说他们一个月攻打一次,我们一个月都会提心吊胆,不能睡觉,不能生产。这种折磨,只有经过抗日战争的人才晓得那种恐怖。我们就生活在恐怖当中。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稍有不慎,会死人,这样就犯法了?

  杨友德:对。我想过。我想了如果犯法了,我就受法律制裁。我在受审判的时候,我仍然会揭露他们办事不公。到时候我起码有说话的机会,比xx强。 
    只想阻止他们

  新京报:那个吊楼有多高?

  杨友德:本来是三米,后来我为了对付他们,增加了五米,有八米高。

  新京报:那么高是为了瞭望吗?

  杨友德:不仅仅是为了瞭望。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轻易把我从高空打下来。我在高空有砖头,有石灰,也有烟花礼炮,居高临下,可以抵抗。

  新京报:有几箱烟花?

  杨友德:两箱,48响。在房子里我还准备了一箱。如果我被控制住,我的亲兄弟来了可以拿起来和他们打。

  新京报:xx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杨友德:瞄准他们,调整礼花弹的高度和角度。那个时候脑子里是空白的,就想着xx。我好歹是个初中生,50多岁的人了,我始终记不起我发了多少炮。

  新京报:xx之前会有什么准备吗?

  杨友德:我有一个喊话器。我打之前会喊,我正在向你们开炮,希望你们不要再进攻。我说这些,是希望伤亡能减低到最小。

  如果他们停止,我{jd1}不放炮。即使放炮,我也不冲着人。情况太危急,我为了镇住他们,一进入火力范围我就开始打。但是都是打到高处,或者打到人群的后面爆炸。

  我不想伤人。我用礼炮,一个是希望他们停止,另外也是希望110快来。

  真正打的时候不害怕

  新京报:5月25日那次冲突,持续了多长时间?

  杨友德:从下午三点到五点。直到他们{zh1}一个人都撤走了,我才下来。事后我很高兴,我既没有伤到人,土地和房子也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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