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

    十年前我大一……

    这句话一写下来就觉得很是苍凉。高考仿佛都还是昨天的事情，其实转眼就十年了。看见idee和mujun最近都提起了辩论赛这桩事情，掰着指头数数，天呐，真的十年了。

    嗯，十年前我大一，暴走在桂中路上，从东区宿舍赶去遥远的三号楼上政治课，然后听见喇叭里有个声音在招募新一届校辩论队队员。那时候的团委还在七号楼下面，现在扩大的梅园的一部分，我去报了个名，发现选拔时间正好是xx，而xx我要回家——于是我就回家了。

    结果团委不依不饶地组织了第二次选拔……我在某个晚上昏暗的灯下站起来，失语，发呆一分钟，然后非常落寞地说对不起一时想不出反驳的话，就坐下了。结果旁观的教练组竟然没有挑那些一直在说话的人，而是把我这个站起来发呆耗时间的抓出来了。就此进入十六人大队，然后在若干轮比赛后，进入了八人集训队。

    那个时候各个学校都很重视辩论这码事情，我于是被关在学校招待所，每天听各系老师上课以及写辩论稿以及说话。当时除了中文系老师们的课，最有兴趣的是社会学系的讲座，后来扭头投进纪录片这个专业，不乏其时一点点入门的熏陶。

    那是一段不甚快乐的时光。我后来常常想，快乐这个事情真是相对的，比如累死累活的时候不一定不快乐。而辩论队的集训，现在回想真是夹杂了太多功利心——内部对队友的判断，外部对对手的揣摩，都太劳心费力，而且正是我不擅长的。另外，我当时才大一，大量的课程都处在基础课阶段，大半个学期不上课心里很是惴惴。后来团委给系里打了招呼，大致是让各系照顾一下专业课成绩。清楚的记得那个学期有现代汉语语法课，老师很严谨也对这种打招呼的做法很愤怒，期末考试的时候干脆站在我身后盯着我答卷。幸好我一直对专业课不安，那反而是相当用功的一个学期，课本和借来的笔记被我翻得烂熟，答题质量很让那位严谨的老师满意，期末专业成绩仍在年级前三——当然加上xx鬼混的政治体育选修课成绩，立即掉到百名以后。而不快乐的根源也在于此，当辩论队的集训超过两周以后，我已经开始怀疑这种方式的必要性。耽误大量基础课程做辩论技巧训练，是我不能忍的一件事情。我理想中的辩论赛总应该还有发自内心的激情、有学理的深究，当事情变得就事论事甚至耽误正事的时候，用学校的荣誉或者打到哪一级就能够保研之类的许诺，已经xx不足以勾起我的兴趣甚至让我心生反感了。

    还好，那时听了许多不同院系老师的课，和师哥师姐们相见恨晚。然后是上海的比赛，在那次比赛里认识了坦荡豁达的复旦辩论队和这个队伍里的idee和Andy，多年以后重又联系上他们的时候，青春和回忆都没有走远，大家依然意气风发，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那一年我们两个队伍败得都很惨——我队更惨一点。脱颖而出的是一支后来以“花辩”闻名的队伍，我看着台上的胜利者神采飞扬，有点莫名的难过。这倒不是因为我方的惨败，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败要败得好看，败给高手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有心服口服的快感。这就像和人打架，如果对战的是胡一刀和苗人凤，那么惺惺相惜；如果我自己只是个三流小喽啰碰见了胡大侠苗大侠，那也会自愧不如、坦坦荡荡。问题是，那一次的比赛，是我们这样的喽啰队被暗器打下，而复旦则着了田归农下的毒——真是憋屈！

    当主办方肯定“花”也是一种值得称颂的风格的时候，更让人觉得这个事情无趣得很了。果然，一时间大家都在拼谁更“花”，辩论赛一时间成了比段子抖包袱，早年间复旦的蒋昌建那种儒士翩翩、沉思雅辩已经全然不见。如果说当时的投入还有对学术和思辨的敬仰；至此，我已发誓再不掺和这桩事情，看着大家比“花活”实在甚是无趣。这个誓发得早了一点，工作后，教育局的辩论赛学校还是把我派去了。自以为自己好歹也历练过一次全国比赛，拼一个职校队伍问题不大——结果又被暗器伤了。那一次的格局更有意思，本轮胜利队伍下一轮对同区兄弟学校。我说过，兄弟这种关系有时候是用来手足相残的。果然兄弟们争取到了评判权，于是在我们把对手的职校问得哑口无言以后，直接判我们输，然后他们在下一轮轻易取胜……我这个呸呀！

    再也再也不玩了！谁逼我玩都不玩了！现在学院的大屏幕正放着今年辩论赛决赛的预告——本系没有报名参赛，本人视大屏幕为无物，每天在其下方走来走去，貌似一个从来不知辩论为何物的白痴。

    说不清这十年，这十年的很多变故与当年在桂中路听见团委的通知有关。

    如果我没有辩论赛的经验，电影制片厂恐怕不会招我，如果不是他们招我肯定了我的制作能力，我大约不会改变专业考导演系；如果不是在本科一年级就开拓了眼界，我大约不会有勇气辞去稳定的中学教师职业。

    而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学会了冷静的思考每个人的每句话，听他们说完，去理解他的观点，并梳理自己。另一个能力是学会了单位时间内说话的控制，这大约是我后来教初中教得风调雨顺的原因之一。

    同时，在几次打击以后我越来越不像一个辩手的原因是，我居然越来越结巴了——我竟然会对与人对话这事产生心理阴影。而更大的问题是，咄咄逼人成了一个很难改掉的坏毛病。

    2007年，我在中央台给李老师帮忙做两个专题片，少儿频道的活。那是一次大赛，直播的{zh1}{yt}我见到了七年前见过的一位负责人——他自然是xx不记得我了。2000年他还是一个有礼有节谦和的负责人，2007年已经满是官态。我布置beifast去抓了一些素材，到机房剪片子的时候，很小心地找出了一个美好的镜头。我其实很明白，那一年我们和复旦因为比赛环节中已经太过明显的压制和某个白痴主持人发生的争执，其实主持人只是敢于把他的无脑暴露而已，整个过程的控制者还是我面前的这张脸。我对beifast笑说，真想报复一下他当年对我们的欺侮剪个难看的镜头进去。但事实上，我还是来回倒带子，寻找出了{zh0}的那个；那一个段落也是我们剪得最辛苦的一段，熬了整整一夜。

    也许对于这样的记忆，已经难以言说它到底是什么，只剩下“难忘”二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