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村乡之三
吴村集位于乡政府东南2千米处。东南为清丰县马村乡，北邻郝庄。村民姓氏有吴、赵、胡、马、李、郭、张、刘。人口总计1426人。耕地2387亩。
吴村集的秧歌队
吴村有一只远近闻名的秧歌队，我们竟不知道。
和对其他村的采访一样，之前我们会先去看了看。街上没什么人，小孩都去上学了，正值年壮的又都去做事了。几位老人在一座荒芜的院落门口玩难得一见的老纸牌，我看了一会儿。输赢没有欢愉或烦躁，甚至不去讨论是否出错或是没有等到牌的遗憾。只是把跟前的几块光洁的瓷片——算是赌资——拿来拿去。我的搭讪，丝毫没有打扰他们的游戏，老人们的肤色黝黑加上沧桑的皱纹如同xx的根塑，神采奕奕，却又都平和安详。
翌日，我们便准备深入采访了。事先乡政府已通知吴村村委，需要时以便可以得到帮助。打开车窗的玻璃，晨风拂过广袤的麦田，透过翠绿的树叶，伴着野花瓣的清香吹在我脸上。真是舒服。远远的村庄，被一层薄雾笼罩着，朦胧于地平线。主要负责摄影的老马，看到路边有一大片别于麦田的蘑菇棚，还有几个村妇在忙着干活，就停下来拍照。我也与双手沾满泥巴的蘑菇棚的主人攀谈起来，聊起了今年的收成，不是很好，但因为邻近此处的山东地区收成更差，所以价格还算可以，不至于赔钱。关于创业的曲折艰辛，这位淳朴的农民，把它们凝炼成了三言两语。“不过还是比在外面打工心里舒坦些”，这大概算是他接近不惑之年的生活感悟吧。
就这样我们耽误了一些时间，催促的电话打过来了，乡里的干部在电话里急切地问我们走到哪儿了，说村里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有点纳闷儿，为甚么这么着急？他说人家组织了秧歌队在村委的院子里等半天了。我心里一惊，对老马喊了声，快去村里。越着急越掉链子，老马的破车居然打不着火了，我顾不得多想，背起照相机往村里赶，我小跑着，村里又来了电话，我忙问村委在哪儿，其实全无必要，我已经听见咚咚的击鼓声了。刚到村口，我就看见三五成群的凑热闹的村民站了半街。
大红大绿是节日的颜色，这个时候出现在村里不免让人有些意外，想想和自己的到来有关，心里十分不安。这么热闹的场面，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应付，幸好老马开车及时赶到，未曾多言，他很快投入了工作，秧歌也正式扭了起来。我则和身边曾当过教师的武先生聊起来。
秧歌起源于耕田的劳动生活，和古代农神祈求丰收，祈福禳灾有关，咱这属于 “地秧歌”。说起吴村集的秧歌队，那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起初由公家人组织起来搞宣传，一直到现在没断过。不过后来就变成了群众自发的自娱自乐了。
“俺这一班儿，是带唱的，豫剧大平调都能来上几段。搁平时，我拉弦子的。不过这时候能唱的都去务农了。一到春节，耍狮子，二鬼摔跤，好哩很。”武先生无不遗憾地说。在一旁的一位大婶儿给我介绍，“咦，他能着呢，教育出来仨大学生，还有一个在读博士哪。”当我提起这个，武先生只说，“全村数俺的屋孬。”说这话时他的嘴角是带着笑的。
快乐是早已有了的，只不过汇集在了这里。于是当老马把镜头对准一位独自坐在高处的老农时，身后的笑声便像浪潮一样掀起，他俩都被笑浪拍窘了，像沙滩上突然裸露出的卵石。但很快又都溶合在一起，冲向那位体态福气的胖婶儿，她动作夸张地扭起秧歌，透着那么喜庆。笑声和镜头只能让她更来精神。我刚一近村就注意到了她，头上插着鲜艳的花儿，手里拎着还没穿上的演出服，已接近人群就眉飞色舞地扭起来。胖婶儿喜欢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喜欢听到别人发出的笑声。还有他，老嫂子们叫他三儿，我愿意叫他“美女大哥”，他身材高大，若算上散发着珠光宝气的头饰，几近两米。无需舞动，就单单站在那里便婀娜多姿，媚光四射。美女大哥的行头，从发髻上的金片儿身上的绣花到鞋上的彩穗儿，都是他亲手一针一线地裢起来的。与别人被简化的演出服比，显得雍容华丽，一旦舞起来，便散发着贵妃醉酒的神韵。我猜度，这正是美人大哥想要的。
虽然我们没看到秧歌队的重头节目，但我也能觉出他们已经很专业了。我问他们有没有商业演出，领头的鼓手说有呀，四周的县市都去过。我说那也能增加点收入呢。鼓手说前些日子去市里，人家给了五百块钱，刨去包车一百多，再买点面包饮料，几十口人呢，剩那点钱咋分?置办点家伙什儿就不错了。旁边好几个声音，“哪能指望这呀，俺都是玩儿哩。”
我突然想起要跟美女大哥合张影，鼓手就开玩笑说，三儿你可算找到婆家了。于是又一次哄然大笑。
整个拍摄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看着他们汗水沾湿了头发，我心生感激，大声说：谢谢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没人在意，人们依然沉浸在欢乐之中。本不必感谢，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到来，是帮他们找了一个欢聚的由头。对这种生活的态度，不止我一个，都要心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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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家谱》上说，其祖于明永乐年间从山西省太原府文水县名扬村迁来时，此处已名吴村。相传该村吴氏为始居人家，以姓氏命名为吴村。上世纪五十年代乡政府曾驻吴村集。光绪年《南乐县志》载，同治三年曾为本村生员武耀曾妻李氏，修贞节牌坊一座。时至今日还能见到散落的石质构建。
南清店村，于清丰接壤，位于乡政府西南1.5千米处，106国道西侧。村民姓氏有：赵、李、崔、尹、王、单、郭等，人口992人，耕地1726亩。
好大一棵树
或许是树冠太宽大的缘故，这棵古皂角树显得不够高。粗大的树枝蜿蜒盘错，抬眼望去遮天蔽日，像是一个诱人的迷宫。我有想攀爬上去的冲动。年轻的村长，仿佛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在一旁聊起了他小时候和伙伴在树上玩耍的情景。几位赶来凑热闹的老农，也轮番讲述他们相同的经历，实在羡煞本人。我几乎是听不下去了，恨不得丢下相机，甩掉背包，补上小时候缺失的这一课——在树中听树叶的声音。小时候，我也同小伙伴们一起爬过树，是那种耸立的杨树，遗憾的是我没有一次爬得上去，看着他们翘着二郎腿在树杈上乘风远眺，我只能坐在地上玩儿蚂蚁，心情是何等的寞落。有一次，一个年龄大点的玩伴见我郁郁，就招呼伙伴们搬来梯子，满足我的愿望。结果是我上去之后，抱住树干一动不动，脸儿吓得煞白，{zh1}竟哇哇大哭起来，招来了大人，才把我从树上弄下来，伙伴自然也因此挨了骂。那次不光尿湿了裤子，也毁了我同伙伴的友谊。从那时我就一直幻想着眼前这样一棵宽厚慈祥的大树。
树肯定不能再爬着玩了，它已经老到了文物的地步，是要保护的。它的树干朽出了一个大洞，那是蜘蛛蚂蚁的天地。老农说前几年大树眼看要死了，许多枝干都枯萎了，这两年不知怎的，又茂盛起来，只是结的皂角比以前小了许多。我问皂角有什么用，老农说，洗头。现在都没人用了，还得研成末太麻烦了，都用洗发膏了。另一位老农嘟囔，能当药草。还救过我的命呢。我问治的是什么病。老农不知道，说那时候还小。之后家里人每逢大年初一都会到这里烧香。
当我的目光随着老农的言谈去投向大树之下，村民因为崇拜而盖的小庙时。我蓦然发现，那位耄耋老者竟跟来了。
皂角树的前方，有块空闲的宅基地，被种上了那种掐草辫的麦子。我们来看树时便从麦子中走过，齐腰深。我并没有留意老人家会蹒跚地跟来。这小块儿麦田，有个折弯，他在能看我们处停了下来。老人拄着一根拐杖，站在那里，衰老使得他的脊背变得弯曲，被微风吹动的麦子满到了他的胸前，像是被溺在水里。
过了一会儿，他便静静地离开了，就好像不曾来过。
刚把车停在村里时，我就看到了老人家，他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石墩上，低着头。我试图给他拍张照片，蹲在他面前，半天也没等到他仰起脸来，对我的打扰浑然不觉。村长领我们来看树时路过他家门口，村长介绍说，这是我们村儿的老党员，解放前的，以前有好几个，现在就剩他自己了。老人木讷地看着我们。村长大声对他说，来看看皂角树，指了指我们又说，给他们说说这皂角树有多少年了？老人家缓缓地伸出两个手指，依然面无表情。村长说两百年了。就这样我们匆匆走过，没想到老人家又跟了上来。
想起他，我便想起了那树，想起了那树，我便想起了他。
当一个生命降于天地之间，上苍便赋予其活着的意义，有时是不容选择的。1940年日本侵略者在南清店修了炮楼建立了据点，村民的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其日子的艰辛和屈辱难以想象。后来残酷的南清店战役，老人家那时已至青春年华，想必也都亲历了。比老人家小十多岁的另一位村民，给我讲南清店有两座炮楼，一座是伪军的一座是鬼子的。他小时候，伙伴们分成两组，各占一处炮楼，用炮仗玩打仗。我想知道当年，亲历过那次战役老人（当然，那时他还年轻），是用怎样的眼光去看这样的游戏的。
是这样的，不容选择。
《逍遥游》里也有一棵大树，就像这样皂角树一样的大树。早些年，南清店最宽敞的大街是条公路，因为两边盖满了房子，现在大树正夹在新修的106国道和与之平行的村街之间，也就是说更早的时候，大树是远离村落，所谓“广莫之野。”想当年的村民也曾如庄子所言：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因而这棵树才留存至今。又或许是，村民是赖以其皂角洗衣、做药，才“不天斤斧”比那些石碑更为久远。庄子主张无用之用，有时是难以自我掌控的。大树曾经的伙伴不少已被当做柴火烧了吧。由此可见，责任必须担当。至于其他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如果大树的运气差点，就一定没了开始的那一幕：
我们来到村里，见到村长，未等我们把来意讲明，村长便说，走，看看那棵大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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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清店原名清丰店。相传为隋孝子张清丰故里。张清丰家贫，母子相依为命，以卖烧饼度日，清丰每天做{dy}个烧饼不卖，留给母亲吃，人皆称其孝。隋文帝嘉其贤，令其家迁至大镇，故里宋时划归南乐。时已有以孝子命名的清丰县。该村又在二县交界处，取二县名各为一字，定名南清店。据《南乐县志》载：民国26年（1937年），南乐县长王家麟偕清丰县长李荣谦于南清店村标界立石，一反历史旧例，将南清店定为南乐清丰两县分属。1941年，南清店划归卫河县，卫河县撤销后，南清店又于1946年归属南乐县，恢复了历史面貌。该村又在二县交界处，取二县名各为一字，定名南清店。
村南有一古皂角树，被市绿化委员会确定为市级重点保护古树名木。树龄有300——400年，该树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
黄庄迁民碑
简介：位于杨村乡政府东北2.5千米处。现辖黄庄、东苗庄、西苗庄三个自然村。东临烟古屯，南靠许庄，北依三里庄，西与樊庄接壤。村民姓氏有：黄、李、张、常等。总计人口752人，耕地1750亩。
黄家庄的迁民碑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祖辈人讲，我们是从山西洪同大槐树下迁来的。那时我没有任何地域概念，还以为那棵有老鸹窝的大树就在邻近的村里。大概是不满“新家”没有老鸹窝，我就使劲儿追问干嘛搬到这儿，得到的回答更使年幼的我一头雾水，当然还有心悸。我们是朝廷派人强迫迁来的，为防止我们逃跑，就让我们脱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所谓“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我看到自己变成两瓣儿的小趾甲，还能感到揪心的疼痛。我不知道“朝廷”是什么妖魔鬼怪，在故事中为什么没有孙悟空的出现。对于这样的疑问，大人们是不予回答的——他们已经没时间理我，只顾互相修补刚才那个可怕的传说。
从此之后，我便养成了留心别人小脚趾是不是复形的坏毛病。
还有“解手”。迁徙是个押解过程，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看不到人家的小脚趾，就留意有没有用“解手”这个词。
当然，这种辨别是否同乡的办法是毫无道理的。一条刀疤也不至于形成遗传基因。我对这个错误的认识雏形，最早可见于我上五年级时因一次调查而写的检讨书：我不该上自习课的时候，从桌子底下爬着看全班同学的小脚趾甲。这并没有影响，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到不相信有孙悟空会出现的时候，产生新的疑问：那棵大槐树怎么那么大，下面能住那么多人呢？明代以前，我们这里没有人烟了吗？
据《洪洞县志》和《明史》记载：元朝末年，由于元朝廷对外连年征战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增，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残酷的征战使得中原百姓十亡七八。元末兵燹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中原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在科技不发达的农业国度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明朝为了经济的发展，便大量从山西往外地迁民。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期间组织了十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前遮数亩，荫藏数目”的汉槐。汾河滩上的老鸹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每次迁民，不管家在何处，都以洪洞为集中地。官家在广济寺旁设机构，进行登记，而后才往各地迁送。当人们不得不接受前途未卜的迁移，心中的眷恋可相而知，走到很远很远的时候，{zh1}的一瞥，只能是耸立云端的槐树和树梢上的老鸹窝。
余光中已经把乡愁解读为人类自我追问“从哪里来”的哲学情怀。有故乡的人是令人羡慕的，书写家族渊源的文字便成为一种骄傲。虽然这谈不上是对那个永恒的哲学问题的回答，但至少是一处追问的停顿，是一处歇息的依靠。因而当我们听到黄庄村有一通迁民碑时，心里所含的就不止是好奇了。
碑首浮雕出的两朵祥云，显得古朴大气。这一点与之并列的新碑就相形见拙了。凡被采访的农民一再强调，这碑已经很久很久了，久得他们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立的了。可是碑的正面所刻的光绪二字，对有考古爱好者的老马以及碑上所记载的内容而言，都算不上久远。
碑文经过风雨侵蚀，变得斑驳不清，老马一点点识读。我则请教赶来的村长，他说，他也弄不清碑上具体写的是啥字，光知道这碑文包含这一个故事。
以前这里人们都姓李，可是后来都姓黄了。这是为什么呢?从前有个小孩特别贪玩儿，和他一起下地割草的孩子们，总是忙活半天才能把草装满一篓，哪有时间玩儿啊？可他不，总是玩儿，临走那一会儿就把草割够了，而且那草又鲜又嫩。时间一长，其他的孩子就觉得一定有什么秘密，悄悄地跟着他，果然，那个孩子到一处旮旯，不停地割草，奇怪的是，那草不停地长，一会儿就满满一篓了。孩子们认为，此处一定有宝物，就挖了起来，结果大失所望，只挖出一个破缸底。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缸底将为这个村庄闯下弥天大祸。后来，有人拿它回家当猪食槽。这缸底盛的猪食，猪老是吃不完，猪一饱就去睡了。家里的男人以为女人把猪给喂病了，于是发了脾气撕扯了几下，女人的簪子掉入食槽里——就是那个盛满猪食的缸底，下手捞，捞出一个又一个，捞出一个又有一个。原来这是一个聚宝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入了朝廷里，朝廷就派官府索要，百姓不敢怠慢，赶紧把缸底抱了出来。当官的一看是个破缸底以为是蒙事儿，就砸了个稀巴烂。藏宝不献加上欺骗朝廷两罪合一，朝廷大开杀戒，全村的人被杀的只剩一家人逃走，这家人逃到一片杏林时遇到了官兵，官兵问他们姓什么，他们抬头看见黄杏叶，就随口说姓黄。大概这位官兵生了善心，报告上级就饶了这一家人。从此之后，他们的李姓就改做姓黄了。但是呢，死了之后续家谱的时候还是姓李，所谓“活着姓黄，死了姓李”。这个故事在这一带流传很广，随后的两天采访录音笔里存了四五遍。
老马没能搞清那篇含着故事的碑文，于是请村长带我们去看黄庄另一处古迹，一座同治年间盖的房子，房子的男主人黄老先生在去年病逝了，只有女主人马老太太看管着这处老屋。这种老屋已不多见了。马
马老太太说，这房子老早了，你想想，我都过来五十多年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动式。门窗上的刻花好得很，被日本人拿走了，屋顶上的璺很高，破四旧那年也给砸了。
马老太太说，老黄家祖辈都是读书人，都考过功名的。十村八村的读书人都是这儿的学生，那个时候一到过年磕头的接都接不及，等他爷爷这辈就不让考了，又去外面上学，跟那个郭沫若还是同学哩，到后来去找他呀，就没能活着回来。
马老太太说，到他（指着黄老先生的遗像）这辈儿家就败了，从小要饭长大的，好学习，啥都会。给人家看病，看好了还不要钱，人家送酒，他把酒戒喽，人家送烟，他把烟戒喽。不要人家的东西，人好着哩。写的字好看着呢，村里那个迁民碑就是他写的。
我插言问，他写的？
马老太太说，可不是！那不是又立了一个新碑吗？就是叫他写的。
我问，那碑文是他新编的吗？
马老太太说，那不是，就是按照老碑重抄的。迁民碑，哪能随便编呢。
采访完马老太太，我们又回到迁民碑处，把新碑逐字抄了下来，又拍了照，以备校对。
石碑一古一新，能并立在新修的碑楼里，算是有心了。在附近同年修的小庙上，铭文里记述了出资人的名字：黄永林。村长告诉我们，黄永林的媳妇是日本人侵华战争的遗孤，现在全家都移居日本了，前几年回来了一次，给村里修了庙、碑楼。庙上的铭文并没有提及黄永林去了哪里，只是说他是个善人。如今他在日本也是儿孙满堂了。我想他若想把移居的因由流传于子孙，则是需要更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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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民碑》碑文说的主要是迁民中姓氏变更的事——依据新碑抄录如下：
始祖旧居洪洞县李姓也及永乐年间迁居南邑遂改姓黄何哉想其时祖大避遷各更姓名既而不免此役故遷邑东十一社堤口村者姓赵遷于邑西一社东吉七者亦姓赵惟我始祖姓黄乃守数典不忘之義没后归宗诚孝肫笃之心也乃世或异之而勿庸异也先师孔子殷之后也，至迁鲁而孔陈敬伸虞之后也奔齐而姓陈古圣贤之变更姓氏各有取义尔我始祖既迁以来支族甚繁散居亦广独迁开州城东苏家庄村（今黄苏庄及后迁清丰北张家）者没姓黄不从李也所以刻铭于石永垂不朽足见先祖追念本源之志千古不磨后嗣传流姓于据万世常昭矣是以数十世长门长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