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温州2/3“富二代”还是在承接父辈的家族企业，只有1/3从事资本等其他行业。但在产业不景气、xxxx率低的情况下，一些“富二代”对资本的喜欢，更胜于管理家族企业

老邵与小邵

温州的海螺集团门口，早上9点。

“找哪位？”

“邵总。”

“老邵，还是小邵？”

“小邵。”

“他昨晚工作到12点多才回家，今天还是这么早来了公司。”

门卫对本报记者说的 “老邵”，是指海螺集团董事长邵奇星，“小邵”则是邵奇星之子邵少卿。资料显示，海螺集团组建于1991年，现在拥有制伞、生物制品、调味品三大主导产业，是浙江省“五个一批”重点骨干企业。

邵少卿的办公室位于二楼，门口指示牌为“总经理”，而他的名片身份是集团下属xx公司之一的浙江豪普森生物识别应用有限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于2005年10月组建，主要生产指纹保险箱、指纹门锁等。

今年26岁的邵少卿，高考后去英国留学，主修工商管理、选修心理学。2007年学成回国后，他先在集团下属置业公司做一名二手房业务员；接着去调味品公司做一个生产工人，半年下来他晒黑了不少；随后回到集团的人力资源处。2008年底，他开始执掌浙江豪普森生物识别应用有限公司。

作为家里的独生子，邵少卿将来一定是要接班的。父亲也有意创造一个宽松的空间，培养他成为公司的接班人。“我对实业比较感兴趣，”邵少卿说，这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父亲经常和朋友在家里谈生意，也经常在餐桌上谈及生意上的事情，让他从小就对经商耳濡目染。

父亲经常对邵少卿说：“你受过高等教育，有很多新理念，想法和思路跟我不同，你应该放手去做。如果错了，我们一起探讨失败的原因，以后避免。”只要在原则上没有出现大的失误，父亲都会考虑让邵少卿亲自去试。按照自己的思维做事，成功或者失败了，他们都会从中思考，得到经验。

邵少卿坦言，承接父亲基业的压力很大，{zd0}欠缺是实践管理经验不够。事实上，邵少卿的另外一个压力，还来自环境的极大变化。他说，他周边一些高中同学，家里环境和他相当。当年意气风发、读书考试很好，然而现在变得没激情了，因为感觉没值得追求的。

如今，邵少卿很关注集团的战略问题，“我要学会的是把握大方向，具体事情可由职业经理人去做，而且他们一定比我干得要好”。他说，昨晚他们开了一个“战略会议”，对今后5-10年产业发展进行分析。“今后要成为控股集团，”他说，除了各产业要做强做大外，集团对第三产业颇感兴趣，“并不能说传统产业不好，也不一定就要发展高新产业，肯德基不就是卖鸡吗，为什么他们能做好。”

与一些“富二代”炒楼、炒股不同，邵少卿更希望把企业做成上市公司，让别人去买他企业的股票。“我希望到时，厂里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开上宝马，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从理想到务实

今年才28岁的廖新颖，白头发已增多了不少。他说，来上海执掌锡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后，得到更多的是充实和责任。

2006年初，廖新颖从加拿大留学回国，进入家族企业温州新丰集团。作为家族企业接班人，新官上任的廖新颖，在企业内部推行包括整肃公司纪律、人事制度、工作考核等一系列改革，结果遭遇了滑铁卢；他招聘的一批大学生一年之后也相继离开。

两年后，感受到挫折的廖新颖，以“眼界太狭窄，还需要锻炼”为由，单身来到上海。他说，在家族企业里，哪怕是副总，对你也不敢有太高要求。既然这样，还是要到江湖里闯一闯，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廖新颖的父亲、新丰集团董事长廖存良对儿子的评价是：太理想化，是他进入公司后的毛病之一。“廖新颖可能觉得公司要像电影、电视里那样一片忙忙碌碌才对。但在我看来，只要你做好本职工作也就可以了。也许他想的那样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在的时候，公司的老人是不会让他动的。”

在上海，廖新颖认识了一批从事资本和实业的年轻朋友，通过这关系进入金茂大厦的某资产管理公司，从事项目组织、股票投资等工作，成为一名忙碌的上海白领，“那时的感觉非常不错”。

然而，半年时间后，廖新颖辞职了。“资本不能创造价值，”他颇有点心灰意冷地说，资本市场是个“大赌局”，{zh1}亏钱的还是老百姓，还是做实业比较踏实。

2009年，新丰集团进入环保产业，在上海松江筹建锡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是廖新颖成为该公司负责人。迄今该公司已运营半年，业务额已做到1000万元。他说，要把这企业打造成为“中国工业废气的治理专家”。

廖新颖说，如今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和父亲不同。当时只要胆子大一些、吃苦耐劳一些，就比较容易成功创业，不怕产品卖不出去、不怕招不到工人。如今的多数创业者，面对产能过剩压力，他们不仅担忧产品卖不出去，更害怕招不到员工，甚至像富士康那样的跳楼事件。

“实业环境太恶劣，做企业太难了。”廖新颖感叹说，中央很多政策意图是好的，但地方企业的生存环境还是很艰难——一些地方高达每亩数百万元的工业用地，迫使企业只能忙于外迁；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不力；税收、消防等各环节关系都需要照顾，“这些搞得我头都大了”。

富二代中的资本玩家

小邵与廖新颖最终都选择了回归实业。而温曦则选择了资本行业。

去年4月，温曦从美国留学回来后，6月份就进入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在杭州的分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行业的投资、项目工作。“这只是我的一个职业规划，”温曦说，父亲也鼓励他在创投行业有所作为。

事实上，温曦从事创投业，与父亲有着很大关系。

温曦的父亲温邦彦是温商中的“异类”。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创办了浙江{yj}科技实业公司，获得了世界发明一级骑士勋章等称号。1996年他作为发起人，参股民生银行100多万元，经过几次送股后，去年{zg}市值达1.5亿元。2007年，成立温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高科技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投资额约1亿元。

“我是来学习的。”温曦说，他已在深创投上班一年，发现自己专业、法律等知识还是非常欠缺，还需要积累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更需要加强学习渗透能力。他说，创投行业要求比较高，他还需要在公司学习几年时间，“对长期规划还没有想过。”

据了解，目前在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城市，温州已有一批“富二代”从事资本行业。温曦说，这行业准入门槛高，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

除此之外，一些温州“富二代”还崇尚自己创业，多数局限在服务行业，比如投资咨询公司、xx会所，甚至连锁理发店等。

温州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之子陈曦，在大学毕业后就自己创业，成立上海维泰利德贸易公司，主要销售皮鞋。他还进行证券投资，一度成为浙江东日的第三大股东和神马实业的第三大流通股东。但最终，他的企业被父亲东艺集团并购了。陈曦否认，并购是为了让他回来安心接班。但他承认，经过自己的创业之后，才清楚地了解到自己与父辈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资本与家族企业

在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温州，正有越来越多的二代企业家走向前台。然而，更多的新面孔还低调地在公司内部适应全新环境，仔细体会着他们的父辈每一个举措背后的深意。在许多的期望和社会压力之中，温州“富二代”正努力让自己走向成熟。

温州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一力教授调查后说，从现在到未来五至十年，浙江省有六成企业面临接班问题。但社会也不要过分担忧，企业优胜劣汰是正常规律，如果“富二代”接不上班，可以请职业经理人或者采取股权转让。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说，目前温州2/3“富二代”还是在承接父辈的家族企业，只有1/3从事资本等其他行业，其中也不乏一些人做得非常不错。但在产业不景气、xxxx率低的情况下，一些“富二代”对资本的喜欢，更胜于管理家族企业。

“现在的投资环境，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差，”周德文说。

周德文说，以前温州“无为而治”，地方领导敢冒政策风险，使得老一代企业家茁壮成长。如今，政策条条框框很多，官员来查、来管的很多，给企业造成了巨大压力。为了下一代不要像自己这样“求爷爷，告奶奶”，很多企业家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去考公务员，获取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甚至有的企业家说，“只要让我的孩子去上班，即使不发工资都没关系”。

曾是中国民营经济风向标的温州和台州，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在浙江省排名不断下滑，但温州的民间资本和老百姓的财富积累速度却越来越快，增加值越来越多。浙江区域经济研究青年学者傅白水也撰文表示，温台已进入资本创富阶段。据记者了解，仅在温州一地，目前就有六七百家投资、咨询公司，其中由实业资本参与、“富二代”掌管的也有不少。

周德文说，很多“富二代”具有留学经历，法治观念比较强，他们看不惯一些社会做法，这样必然造成极大的心理落差。

“‘富二代’是经济接棒、企业接班的希望。”周德文说，实业是经济的基础，政府还要加强依法行政，给企业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dy}代企业家要引导“富二代”去承接基业，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