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读过几年书，还算不上真正的“文化人”，却也染上一点文化人的“脾性”，把属于自己的一点闲暇时间用于“扎书堆”。

    在读图时代，网上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自己也在线阅读过一些中、长篇文学作品；毕竟网络文化对自己“改造”得不彻底，积习难改，对印刷在纸上，装订成册的书刊总还是放不下，有空还是要跑到报刊书店、新华书店，去浏览翻阅那些不十分必要收藏，却有必要知晓其概要的书刊。

    三联书店因其时尚、客观、专业、便利，而倍受自己“追捧”，成为自己几乎每周必到的“阅览室”。因事外出太原、北京几日，回到哈尔滨，在xx日间活动后，便把余下的时间“消遣”在三联。

    以往阅读，有记读书笔记的习惯。在三联，这里的灯光光线还好，适合阅读，只是没有座椅，更没有作笔记的条件，只能在浏览众多书目时，择其自己的关注方面，选出可读的书刊，边读边在头脑中做归纳整理。

    距上次来这里不过十余天，书架上又添了一些新书刊。

    《三联生活周刊》是自己的必读刊物：它刊载的多是国内外经济社会时文动态和专题报道，基本属于从正面角度直面社会热点问题和人文现状，进行研讨分析的“领军性”时尚周刊。刚出刊的第581期，中心话题定位于“在富士康如何当工人——全球化竞争下的巨型企业调查”。

    富士康成为人们关注热点，原因在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有12名深圳富士康员工坠楼xx，死亡10名。其中年龄{zd0}的24岁，最小的只有19岁。

    自今年初，网络上报道，在深圳的富士康发生“三连跳”、“七连跳”以来，自己就为此类事件感到十分惊愕：在中国改革开放实验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土上，我们新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年轻人，正在高度严密管理的“现代化”企业里，从事着与他们所付出劳动不对等所得的超负荷劳动，甚至很多人因无法承受在外来资本家控制的企业里长时间加班，非人性化的高压管理，长时间经受这样外来和内在的压力而选择了用生命来换取他们的“解脱与自由”？！

    在今年初“两会”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要让我们的劳动者“有尊严地生活。”我们的共和国成立60年了，我们几十万、数百万年轻的劳动者、我们的企业管理者、我们在那里企业的工会和地方政府，对他们的“尊严”和他们当下的“生活”概念还剩多少，了解多少，又解决了多少？

    改革开放是为了让更多人富裕起来，让他们享有更多的民主与社会福利，这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确定的总纲领。可我们看到的却是，那些港商、台商、外商，毫无道义与廉耻地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立起一座有一座“血汗工厂”，榨尽在这些外资、独资企业里务工的中国大陆青年工人的青春、血汗和和应得的“剩余价值”，甚至于生命。他们“以简单强硬的方式打造出效率{zg}的代工帝国，廉价的人力资源与高超的成本控制能力构成了它的核心竞争力”。“不做品牌”富士康老板郭台铭，或许他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加工商，但绝称不上合格的“企业家”，他所谓“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yl}客户”的成功秘诀，实际上是在用腐朽过时的价值体系，利用大陆的种种“优惠政策”，营造他在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获取不含半点道德的剩余价值。而在这样企业里的工会组织则形同虚设，我们的地方政府和“特区”的管理者们对此类“外商”资本家的所做所为却无动于衷，束手无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不应该再把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放在{dy}位，不应总是把人均GDP与西方国家去接轨，去比较，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方向来思考当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两天前，在网上（网读也可读到有很多可读性信息）读到一篇中科院社科中心“研究员”的观点：建议让发达地区多吸纳一些外来人口安居就业。对此自己大不以为然。我国的“发达地区”实际上显现出很不成熟的、甚至是虚假的“繁荣”现象。很多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仍然存在，并且很多深层社会矛盾越来越家剧，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城乡差别、东西方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人群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整体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和在经受极大的浪费和破坏。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原始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富士康”事件不是单纯的“个案”。如果由此能够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和讨论，并由此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纠正我们在企业管理、地方经济体制、乃至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偏废倾向，或可使我们的人民重新“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继续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代化建设事业，才有可能经过我们一代又一代勤劳诚恳的劳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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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是当今中国文坛争议颇多的一位学者。

    自己注意到余秋雨，是在二十多年前，电视转播华语大专辩论会，他做中国复旦大学代表队的文学指导教师；而后是CCTV中国青年xx大奖赛的文学评论员；再后便是阅读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专辑。

    比较喜欢他的“行万里路胜似读万卷书”的治学理念（自己的姑姑——一位当代中国文化名人的母亲——也是这样教导过我）。读他的文字，平实无华，其实他并不怎么“追求”文学性，一切的阅读、写作与行为，都是在以为自己和为社会负责为准则。

    在三联书架上，余秋雨2010年5月的新作《我等不到了》已摆在那里。

    这本记忆文学概念的厚达293页的自传体，自己不是一目十行，几乎是一目十页地大体浏览过一遍，被笔者平淡叙述的语言带入他自记事起就存在的他的生活，带入他的记忆里的那些史诗般中国文化平民的家族生活：

    这是余秋雨先生自七年前的《借我一生》后，重新整理并新增一些资料，记述他的家族与他本人经历的一部现代xx。作为普通的中国文人，是否有资格和代表性，把自己的家族史和自己家人所经历过的事情记述下来，作为当代中国普通文人家庭史的真实写照？在这个问题上，包括余秋雨，都不太敢于做这样的肯定与尝试。谦逊与顾虑，是中国文人的“通病”。“顾虑太多，就会写得不清不楚，中国文学不应该回避当下的切身磨难，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余秋雨先生放弃了所有的这些顾虑，开始尝试用“最平静的叙述，”回忆记录了一个中国普通文人家庭在过去近一百年来“那些蕴涵着最悲壮的集体挣扎，直到今天。今天，风光无限，又风雪弥漫。”便有了这样“一部不用史诗的样子写出的真正的史诗。”

    这部《我等不到了》，是余秋雨先生的“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是他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这是个听上去很拗口的原创概念。“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这种非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现在做这样艰苦劳动的人已不多见）。相比较现在绝大多数人在键盘上敲击出来的作品，这本《我等不到了》，如同它诞生的经历，经过了近七年的苦苦磨砺，锤炼，打造出的必然是镌刻着笔者心血的力作——“真实，比文学更文学”——人们或可从中“领悟到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和死亡美学”。

    余秋雨以平静的语调叙述了家族的历史：曾祖父、曾外祖父由浙江慈溪出发，闯荡上海滩，继而是他的祖父等辈，一个家族中的几代人，包括作者和妻子马兰，众多家族中不同人物的生活经历（以自己习惯的阅读方式，对余家的父亲，姑姑、叔叔、他自己，在抗战时期、上海解放前的地下工作中、土地改革、大跃进、xx时期的一些状况，他的家人的坎坷与牺牲、这些人的品格特性，有了概括了解）。在近一个世纪历史光影中沉浮，由他们的真实活动与体验，构成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一部深入灵魂的“中国读本”。它告诉我们，在我们出生之前，那些父辈们有过什么样的精神历程，这种精神历程又如何渗透到今天，成了你们的生存背景。 

 　“不玩耍象征的象征，是{zd0}的象征，”是从海明威开始的现代作家的至高目标。《我等不到了》就是这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大作品。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近代坎坷，一种文化人格的寂寞悲剧，要写好它实在太难了。

    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国的普通人，普通的家族，他们的历史该由谁来记录，又该记录些什么？其实就是这样虚无主义的理念，才是束缚中国文化和文明社会化发展进程的心理障碍。

    很庆幸和感谢找到《我等不到了》这部记事。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我们有可以利用的各种记录形式和手段，把我们当下所见、所闻、所思和所有经历的一切用笔、纸、磁和光电等数据记录工具做归纳整理，这既是对自己人生历程的负责，也是对一个时代历史的记载。所有这些信息的积累，便构成属于当今社会和历史的真实写照。

    文学是“玩”不起的，如果把所有史实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更无实用。余先生为我们所有能正常运用中国文字的人做了个榜样，那我们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放弃所有顾虑，诚恳真实地用我们的记忆，记录属于我们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生活？！

    （自己以为，博客或许可以成为这样“记录”的形式和载体——尽管目前它还起不到所有博主可以通过它来用最平实的语言，正面叙述记忆文学应该具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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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5月16日（这样一个特殊的纪念日，很多那个年代的人都会记得44年前的这个日子），大型文学月刊《江南》主编袁敏的一部记实性作品《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12）在浙江杭州举办新书发布会。这部新书已经摆在三联书店的书架上。

     《江南》曾连续7年推出《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5次获得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袁敏编辑出版的《三重门》成就了当时年仅17岁的韩寒。她还是海岩作品《xx瞑目》、《玉观音》、《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等书的编辑出版人。

    知道袁敏，是因为《萌芽》。十余年前，《萌芽》杂志社开始举办《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令无数文学青少年趋之若骛，也成就了韩寒等一批新生代作家。开始注意并读袁敏的作品则是稍后的事了。

    有些历史是需要记忆和回忆的，有些则不然；属于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固定会有只属于他们的记忆与回忆——即便是走过那个时期的人们，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记忆“还原”历史，恐怕也是勉为其难的残酷。在风雨缥缈的年代，在34年前的特殊历史时期，所谓的伪造“总理遗言案”弄的风急雨骤，人人自危，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至今人讳莫如深。《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是袁敏用回忆录形式，记述包括她在杭州汽轮机厂上班的哥哥袁中伟等几位青年工人，在震惊全国的所谓伪造“总理遗言案”重大政治事件的原委，也讲述了她本人和他的母亲，姨妈——当年地下党等人，在这个案件中所经历的一切。 

    而今，34年过去了，伪造“总理遗言案”是否确有其事，作为当事人的妹妹，似乎该出来说点什么。然而，当年伪造“总理遗言案”的袁中伟，至今仍无法摆脱罩在当时只有二十几岁青年人头上的阴影。那片阴云过去之后，哥哥发誓：“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而今三十年过去的今天,他再一次沉吟着对袁敏说“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短了”。这让袁敏对历史真实性的“重返”注定成了一场难以到达的回归。

    《重返1976》是那一代人敏感而勇敢地进入自身历史清理责任的行动，它xx重要！但它依旧是一个未完成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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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在新浪博客上读到博主冰城馨子的博文《中国边境牛皮书：黑龙江八个边陲景区榜上有名》。知道由《环球人文地理》杂志社编篡的《中国边境牛皮书》出版发行，馨子女士作为该书的采编，在该文对此书作了

概略介绍。

    黑龙江省作为我国边境线较长的省（区），其人文地理内涵丰富，将这些内容以口袋工具书形式编撰成册，是一个很大，很艰辛的工程。馨子女士作为以图文并长的专题记者，几乎走遍黑龙江省沿中俄交界的边境地区，拍摄数千幅珍贵图片，撰写数万字文字素材，几年来陆续发表在她的博客上。她的辛勤工作得到《环球人文地理》编辑部的充分肯定，将她独立采编撰写的五篇专题收入《牛皮书》，她还作为合作撰稿人，为其他几篇专题提供图片和文字资料。

    与馨子在博群相识几年，颇欣赏她的文笔和摄影作品。能够在三联书店读到有她参与的《中国边境牛皮书》，则是一个惊喜。

    在她的博文《中国边境牛皮书：黑龙江八个边陲景区榜上有名》在新浪上发布后，自己曾与馨子交流牛皮书的起源：原本没有牛皮书一词，其典故应为羊皮纸和羊皮卷，是人类最早用以记录重要史料的文字载体。而后羊皮纸（卷）则作为外交官员专门用以证明其身份往来于国际间的“通牒”，再后则演伸为在边境地区游历时作为掌故的资料性工具书。

    在三联书店发现并翻阅《中国边境牛皮书》，想到同在一城的博友，虽未曾有机会谋面，却也投缘投机，发个信息，问候一声，大家在共同的志趣中收获友谊......

    （本博文插图，源自网络和馨子博文《中国边境牛皮书：黑龙江八个边陲景区榜上有名》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