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罗诗斌

我至今仍有一种错觉，生活中的阿鲁对我来说印象如此模糊，如此陌生，而诗歌中的阿鲁却如此具体，如此熟悉。我仍记得他的那首《天黑之后》，这首诗描写了一个背着行李包背向着家门的男子落寞而疲惫的背影，那种凄美意境有着入骨的疼痛。这首诗我读了无数遍，直至热泪盈眶，直至我看到了阿鲁的影子，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以及无数个“背向家门”的影子。与阿鲁相识，正是缘于这些诗歌，缘于他贴在一个诗歌论坛上的贴子，当时大概是2005年的某{yt}。

后来得知他也是洛夫的“粉丝”，也是我的乡党，于是就有了联系。其时，我与几个青年老师正在筹划一本民间文学刊物，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直到2007年，我们才在衡阳匆匆见过一面，之前我们大约视频过一次。因为匆忙，所以只留下点稀疏的印象：他个头不高，瘦瘦的，穿着牛仔裤，白衬衫，架着一副大眼镜，眉清目秀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很是轻柔，仿若一个女子。不管是跟他独处也好，大家一起聚会也好，他总是静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好像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如果你坐在他对面，他看着远方，同时也看着你，如果你也是个安静的人，有时候他会对你说出让你会心一笑的话。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瘦骨伶仃的人，竟然蕴藏着丰沛的诗才。我估计诗鬼李贺的诗“向前敲瘦骨，犹自作铜声”，说的大概就是诗人的形象吧。可见从古至今，诗人大多过的是颠沛流离的游子生活。其时，阿鲁已经在广东漂泊了将近9年。

 后来我才得知，阿鲁高中时受恩师王一灿影响，并从此沉迷于诗歌。高中时候，阿鲁已有诗作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但是，由于家境贫寒，阿鲁早早便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那时，父亲早已过世，母亲也是年迈多病，一亩多地和一窝鸡、一口猪是家里一年全部的经济收入。在阿鲁的东奔西走下，他拉下脸向亲戚与父亲生前好友借钱，勉强完成了三年的高中学业。

 1998年，阿鲁再也借不到钱了。高考完后，来不及填志愿，他便揣着“求”来的一百块钱南下广东，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当时我从事的职业是五金厂的磨光工。每天早上九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像根木头一样站在磨光机前，满身都是厚厚一层灰尘，鼻子里更是塞满了淤泥一样。当时的疲惫让我连写诗的精力都没有了，哪里还谈得上对美术、音乐的奢望（《装满诗歌的行李箱——阿鲁诗歌访谈》）。”大概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状态下，他开始发现“我根本就无法离开诗歌。每天的生活就像是做梦一样虚幻，只有面对诗歌时才开始有触觉，才开始有味觉，才开始有感觉（同前）。”在那时候，提笔写作那些分行的诗歌，成为慰藉他灵魂的“毒药”。

 2008年夏天，在一个朋友的举荐下，失业将近一年的阿鲁在衡阳一家报社做了记者。他是个孝顺的人，立马在效区租了一间靠近马路的住房，将其老母亲和孩子从乡下接过来住。他每天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则坐在电脑前写新闻特稿，那段时间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他的深度报道，登在报纸的头版上。虽然他从未学过新闻学，但他俨然是个老牌记者。然而，由于没有“过硬”的xx，他在报社只是临时工，待遇出奇的低，只够维持自己温饱。无奈之下，他又偷偷地替另一家报纸的特刊撰写稿件补贴家用。那年，我因病住院，正好离他的出租屋不远，得以窥见他的工作状态，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写稿到凌晨4点，然后是睡到上午九点起床上班。他住的房子装着卷闸门，昏暗潮湿，每天只有拉开卷闸门才能写作，而门前车水马龙，烟尘滚滚。没有人知道，就在这汹涌澎湃的噪音中诞生了这个城市的头版新闻与无人知晓却感人至深的诗歌。也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共同编辑了2008年的《荷风》杂志。8月1日，我去找阿鲁，约他一起到印刷厂商谈《荷风》的印刷事宜。阿鲁见到我后，低沉着嗓音说，吾同树xx了，真是个傻家伙……眼泪很快就出来了。我知道，在这个时代，诗歌不具备话语权，诗人大多也无法承受生存的压力。那时候的阿鲁，身心也几乎接近虚脱。

 大概是因为他无法完成报社的广告任务，最终他又一次选择了漂泊。这次，他去了山东临沂，听说是在一家物流公司做搬运工。电话中问起他，他总说还好。他似乎从来就不曾抱怨过生活。他在诗歌中写道：“幸福的人，往往离乡背井/入冬以后，整夜整夜地往肚子里灌酒精/努力忘记农事，忘记几只小狗在电话里的尖叫/然后对着租来的窗户望月/一直望到月落西山/再也爬不起来”（诗歌《做一个幸福的人》）。可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偏激的人，作为一个底层的打工者，他喜欢将生活中的血与泪化作一杯杯似醉非醉的啤酒，生命就像啤酒花一样美丽地绽放着。但我往往会从他这种洗净铅华、率真质朴的诗歌中读到一种力量与美，一种极为诡异的穿透力。这大概是他有别于其他底层诗歌写作者的独特的语言风格，他那带有梦幻感的表达方式，使得源于现实的生活场景被附上一种直指心灵的柔软力量。

 上次在老诗人郑敏家的一次诗歌聊天会上，有学者提倡潜意识写作，对凭借生活经验写作的底层文学提出了批评，认为如今所谓的底层（打工写作）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我说，坐在书斋的人永远也写不出有汗水味的诗歌，哪怕他声嘶力竭地喊着痛与苦。而这些漂泊在底层的人，哪怕他不写一个字的艰辛与苦难，我们依然会在他的文字中咀嚼出生命的忧伤与疼痛，这就是时代与生活赐予诗人最伟大的礼物。正如阿鲁，我想在他看来，诗歌已经不是一门技艺，而是一种信仰，一种心灵的宗教。他说，诗歌是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阅生活中的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

 去年洛夫国际诗歌节前夕，阿鲁连续三天三夜加班弄出来的《荷风》杂志2009年卷，得到了各国嘉宾的高度评价。而更让我欣慰的是，阿鲁从此也结束了他的漂泊生涯，加盟了诗人倮倮的企业。只是，到如今已有很久一段时间不见了，不知他是否胖了些。

2010-6-5于宝盖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