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个自称了解内幕的人士带领湖南电视台的记者，暗访跟拍了某医药代表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人民医院各科室猖狂行贿的全部过程，其中普通医生、名中医、副院长全部涉案。

　　在卫生部门三令五申严厉打击药品回扣的背景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医药代表公然出入科室推销药品，并发展出“陪诊”的“新模式”？记者日前到新化县作了采访。

　　患者被“陪诊”

　　在湖南电视台揭露新化县人民医院药品回扣场景的报道中，一黑衣女子背着小背包，进入医院后，没有挂号，轻车熟路地进入门诊大楼。在五官科，她坐在候诊椅子上张望观察，其间从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人民币装进一个信封。当时患者较多，医生一直忙于看病。在一个间隙，医生和这个黑衣女子共同进入一扇小门内，黑衣女子把这个信封交给医生，医生则迅速将信封装进白大褂口袋后又出来继续看病。

　　在五官科交完信封后，黑衣女子又来到中医科。在这里，她和两个熟人的对话表明她们是医药代表。为了完成药品推销，医药代表不仅干预医生开xx，而且全程参与诊疗过程，直到陪同患者到医院外的药店甚至是私宅掏钱买药为止。报道画面上，从中医科到内科、急诊科，有的患者被“陪诊”的男子带到医院门口的湘中泰安药庄买药，有的患者被带到医药代表的住处买药。

　　在报道中，药店销售员拿出的销售记录上，有医生的名字、卖出药品的数量和价格等。知情人透露，药店根据这些记录给医生回扣。

　　医生从药店拿回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报道中的湘中泰安药庄与新化县人民医院门对门，仅隔着一条3米多宽的马路。该院医务科副主任黎韬告诉记者，这个药店新开没几年，“是多年前的老卫生局局长和县人民医院老院长的夫人开的”。医药公司把药放在药店，派销售代表到医院的各个科室“陪诊”，等医生开完方子后把患者再带到药店取药，然后给医生提成。药店药价比医院低，但给医生的提成可达到30%。有的医生在本院药房几乎没有xx，每月靠拿药店的提成，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联合调查组从几家药店获取了3大本销售记录，上面都有医生的名字和回扣的数目。

　　在五官科，把黑衣女子装有现金的信封揣进口袋的医生邹争飞说：“我们认识10多年了，她做医药代表是近几年的事情。她送给我的钱是给我奶奶做手术的人情往来，不是回扣。”该院急诊科大夫、副院长伍冷露也反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回扣，她开给患者的药都是普通药，没有回扣。“我开的钦诺，就是阿莫西林，医院卖38.5元，药店卖14.2元。我们不能限制患者一定要在医院拿药。”伍冷露说，医生的收入是xx和业务量挂钩的，作为主任医师，她的业务量在该院医生里排得很靠前。

　　在中医科，有着“湖南省农村名中医”奖牌的老医生吴晓星，指着办公桌上用大块玻璃覆压的手写体药品目录上用红笔勾画的药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她”（黑衣女子）做的。他说自己以开中药为主，有时候也开一些中成药和西药。但是，在中医科今年4月的收支核对表上，吴晓星个人的数据如下：西药5776元、中药2157元、心电5684元、B超6108元、肠镜744元、胃镜4050元、病理220元、诊费900元、X线6265元、检验15284元。吴晓星的个人收入为上述项目的逐项提成，共计4219元。

　　利益链条是客观存在的

　　新化县人民医院院长刘政文对这些事情并非不知情。他告诉记者：“我接任院长时，医院行风在娄底市倒数{dy}。行风差主要有3种现象：xx外流、手术外做、私收现金。我想了很多办法，甚至搞过‘钓鱼执法’类的东西，派我的亲朋好友到医院看病以体察不正之风。可是因为他们是生面孔，医生很警惕，不轻易动手。今年2月，我们在各个科室张贴了公开信、放置举报箱，并设立上千元奖金鼓励病人举报医生的违规行为。随后也抓了几个，狠狠处理过，但是效果不明显。同时，医院里人际关系很复杂，中层干部怕得罪人，不敢不认真，又不敢太认真，管理措施就执行不下去。{zh1}，很多措施都成了‘稻草人’。”

　　据悉，医药代表为了尽可能多地推销自己的药品，想尽了一切办法，主意甚至打到了实习生和进修医生的头上。刘政文说：“有些进修医生实习证也有、xx权也有，名为进修，实际上是在带教的合法掩护下推销药品。我甚至想自己写一份举报信，让纪检监察部门来查这些情况。现在媒体曝光了，给医院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从长远来说是好事情，能促进我们的管理。”

　　该院医务科副主任黎韬介绍说，药品收入是医院的支柱，几个点的加价能影响医院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收益。比如，才上市的药出厂价并不高，但公开招标后就翻了几十倍，物价部门定的{zg}零售限价空间很大，导致医院零售价比药店高很多。药店和医药代表正是看中了这个差价，从中做手脚牟利。他说：“从手术上挣几十万元很难的，而从药品上就很容易，尤其是新特药，利润很大。这个利益链条是客观存在的。”

　　加强基层医院管理至关重要

　　刘政文说，新化县人民医院在编职工有760人，加上退休职工887人，承担着新化县130多万人口的医疗服务任务。但是政府每年给该院的拨款只有几十万元，仅够10个人一年的工资。2009年，该院的工资性支出是1886万元，差别之大一目了然。该院去年全年收入为7000多万元，其中药品占到41%，检查占27%，刨除工资成本等支出，结余10%左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迫切需要发展、需要资金投入的医院，这点结余根本指望不上。医院谋划了10多年的新大楼一直没有建起来，就是因为缺钱。”

　　在刘政文看来，医院自身要运转，政府又不投入。医院难就难在不是企业，可以名正言顺地挣钱；是事业单位，又拿不到多少财政拨款，还要保持公益性。“多重压力之下，医院真的很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该院被这则报道搅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对抗极其激烈的医闹。5月12日，该院妇产科一产妇死亡，患方不接受医院的说法，纠集众多人手砸毁了产房，用大量鞭炮炸跑了其他科室住院患者。医患双方僵持不下，最终所在地镇政府掏出20万元赔偿费平息了事件。其矛盾之尖锐、破坏之骇人、场面之凶险，均为罕见。

　　有卫生管理专家认为，新化县人民医院发生的两桩事件，看似之间没有多少关联，但实质上暴露的是基层医院管理上的短板。如果这块短板不能弥补强化，县级医院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中的龙头作用就将名存实亡。

　　据统计，2009年我国有6111家县级医院，年诊疗患者近4亿人次。县级医院不仅承担着让广大农村居民就近看病的重任，而且在缓解农村患者看病难、看病贵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如果说“把更多人财力投向基层，把更多人力、技术引向基层，切实增强基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是医改对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具体表述，而新化县人民医院发生的事件表明，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基层医院管理同样至关重要。 来源：健康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