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已经十分被动。中国企业在石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初级商品定价权上的缺失，对中国产业控制力亮起了红灯。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代工格局下高度依赖汇率稳定，是一个极其致命的弱点。上游企业和国际投资银行近年来也是吃定了中国经济对大宗初级商品的高度依赖，进而通过控制资源性产品价格来遏制中国经济竞争力。中国企业要想从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行那儿博得定价主导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这别无选择，只有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什么这么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原因。因此，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必须是在以先进科技、xxxx领衔、延伸产业链、培育产业集群、改造提升优势产业整体产业链竞争力的基础上，抢点国际竞争至高点。

　　现在可以观察到的：一是新能源产业：我国xx能源约束、发展低碳经济，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契机。要规划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核能以及清洁煤利用、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分布式能源等新兴能源科技装备技术与产业，发展我国新能源经济。我国绿色能源产业目前推动与发展所面临之主要困难与挑战在于:欠缺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与原料，主要设备依赖国外技术提供，缺乏系统整合技术与能力。且系统验证体系与标准尚不完善，另外，国内绿能产业规模不足，欠缺市场应用实绩以及下游厂商规模小、品牌与通路竞争力不足。我国绿能产业的发展要如何突破各种挑战，便是一项极重要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市场环境的演进，很多制造业企业已经发展壮大并培育了自己自身的海内外销售体系，朝着高精尖、低能耗、低原材料消耗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很好的开始。

　　二是在十二五期间必须大力发展物流产业。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必需挖掘第三利润源的物流产业；网络营销市场规模快速倍增对物流产业需求也在倍增。要以生产型物流为重点，规划发展包括消费品物流、网络营销物流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打造供应链，压缩成本，提高经营效益。着手构筑高效物流信息系统，参与仓库、流通中心等物流设施的运营。只有加强流通、销售服务、咨询等下游领域业务，打通流通瓶颈，实现内外贸一体化、购销一体化，才能提高经营业绩。同时需要开拓网络、电视、邮购销售等无店铺销售业务，直接参与市场销售，才能把握流通主导权。比如，针对当前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省份的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成立民间资本投资的综合性流通企业，负责从出口企业手中以合理价格采购各种贴牌生产的商品，并冠之以以流通企业命名的品牌，到中国内地进行销售。为了保证中西部居民具有购买力，政府可以规定一段时间的过渡期，期内，将产品出售给流通企业的出口企业可以继续享受全额出口退税。这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出口部门调整的剧烈程度，使得失业问题不至于在短期内变得非常严重；另一方面有利于综合性流通企业以较低价格购买并销售这些产品，从而使得中西部居民享受到实惠。此外，由于有政府担保，流通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资本跟进，从而降低资本成本。沿海地区综合性流通企业在内地的产品销售，还可以与当前提高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实施城乡统筹等规划结合起来。国家可以给这些流通企业的定点销售给予一定的补贴，使得转内销的出口商品具有更强的价格优势。此外，我们看到日本商社之所以能在日本成功整合流通业，主要得力于强劲的中间批发物流功能。商社介入流通业后，利用原本往上掌握上千家制造商、往下有上万家通路的优势，把中间的物流批发功能发扬光大。也就是物流的控制。所以外国企业很难打入日本市场。这两条就足以大成交易了，提高交易量了。

　　当前，我们明显感到欧美基金机构在宏观领域的强大压力，不过，当我们在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对冲基金时，却忽略了日本的综合商社正在悄悄地侵入我们的后方基地（微观经济）。在改革中，由政府重点改革和扶持的银行体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任。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在日本，综合性商社是推动日本经济的总舵手。他们不仅能够促进公司的实体产品的销售，金融板块的金融产品的发放和研发，还具备极其强大的投资功能。通过股权投资扩大交易规模，谋求利润{zd0}化，产生“创造企业的企业”效应。继而整合进行产业链整合。又通过发挥“孵化器资金”作用，扩大辐射和协作功能，巩固发展后劲。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综合商社推出了不同于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如提供垫款授信、债务保证、融资、商品资金、租赁服务等，通过提供风险资金、收购兼并（M&A、MBO、EBO）等形式，帮助中小高科技企业发展。综合运用各项机能，打造以商社为核心的价值链，推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开始涉足高科技研发工作，从源头控制技术贸易商机。集中经营资源确定经营重点，包括加强石油、天然气、煤炭、金属矿产等上游资能源开发；以上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去深入研究，特别是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综合商社的情报收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资源掌控能力都是作为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创投所需要学习的。

　　只不过他们表现的更“资本主义”而已。也不能怪他们，那是历史遗留因素造成的。中国没有这样的因素。也就不可能形成综合商社。但可以变通，用产业创投的方式去变通。去吸纳银行资源和民间资本的支持，组成混合动力的创投基金来完善产业链。建立起以“创业投资”为核心的金融创新体系对国民经济进行细致的微观经济、庶民经济管理。市场经济社会是由无数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组成。这需要调动全球的信息、人力、财力等各种资源，为产业创投旗下的各个企业服务，打通产业链，并帮助创投开创新的业务、进入新的产业。这种特殊的模式就可以称为“产业组织者”其实这就是日韩商社正在做的事情。按道理，每个产业、企业都必须走专业化、市场化道路，但有一个问题要引起重视：把各个专业化公司关联起来的公共服务没有人去做，或者做得不到位。要想发挥“狼群效应”，这一公共服务工作必不可少。也是政府需要去完善的。但政府很不职业，甚至还存在严重的腐败和市场规则懵懂。谁最适合担纲呢？就是产业创投。在创投的帮助下、培育下，每个企业要可以迅速而专业的找准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产业创投就可以担当起梳理产业链的角色，把不同的企业安排在产业链的上下游，避免它们在同一个平面中进行你死我活的“象棋竞争”。变为“围棋竞争”。此外，创投除了是一个准金融机构以外，还应是一个信息中枢。在发现商机后，邀请相关企业联合投资，共同分享商机，共同承担风险，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出创投在全价值产业链竞争上的优势。现在权力大多集中在党政系统，实际上是不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所以就要抬高创业投资的地位。让他们担当“次级政府”，战略智囊，情报中心，风险堤坝，投资媒介等角色。而不是简单的认定为有限责任公司。 

　　发展新兴产业的目的简单讲，就是从目前低利润、不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转移到可持续、利润更大、更低能耗的产业结构。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意味着就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更长的产业链条，则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发展新兴产业绝不是公私对立，而是国企和民企共同协作，尽快创造千万级中xx就业岗位来纾解就业问题。环保减碳的目标实现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很多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这些企业本身抗风险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强。如今，海外资本大鳄不仅加速以各种金融手段掠夺中国的改革成果，国家金融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象日本综合商社这样的海外公司直接将战略目标聚焦在产业链的控制上，网罗全球优秀人才，锤炼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这为中国企业抢占制高点、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设下了难以突破的围拢。什么是主动权，就是能按自己意图行事的权力。而当前，全球工业价值链治理的主动权真的不在我们手里，而是那些跨国公司里的人才。纵观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也是人才特别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谁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分析跨国公司发展的里程牌，我们不难发现，跨国公司主要通过笼络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建立了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这个体系依托全球资源，充分利用各国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改善企业的成本结构，增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提高，大跨国公司不仅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创新成果积累占据着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而且利用海外直接投资、离岸外包、战略联盟以及其他形式的研发合作和制造合同等组织架构，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其战略资源的边界，并采取截断价值链、技术转移片段化等方式，牢牢掌控产业价值链的全球治理和整合，保持着行业{ldz}的地位。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我们能通过给予高薪、允许技术入股等方法引进人才。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重视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创业，并充分利用好现有人才资源，促进方方面面的人才向新兴战略产业集中。同时放弃公私对立，国有民营对立。国民之间精诚合作，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并能在关键节点发展重要作用，就一定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夺回全球产业价值链治理的主动权！中国特色注定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市场情况、潮流趋势以及本国本民族习惯，在保留固有价值的同时，进行“变脸”整合，重组包装再出炉，从而更加适合于中国市场需求。不过，若要xx流畅地将各项工作贯穿执行，仍须有一支千锤百炼、久经考验的职业化团队。没有人啥也不能做，或做不成。没有严格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及考评升级制度，就不能培养出知识全面、经验丰富的综合型人才。人才，只有人才才是最主要的资产和最宝贵的财富，同时更是成功的主要关键。一个组织，如果他的成员每天 24 小时都在考虑组织的事情，而且今天派任何一个组织成员去世界一个偏僻的地方，明天他就可以打起背包出发，这个组织就一定能够成功。这样的人，才是最需要的人才——就像xxx时期的红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