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广播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概和广播都有一段深刻的渊源。那个时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更没有各种五花八门的信息传媒工具，{wy}可以了解到外面消息的，就是广播。

我记得我家最早的广播就是安在门背后的一个小喇叭，有天线地线，还有一个控制开关的灯绳。那是我们所辖的公社给装的，每天一到时间，灯绳一拉，便有一位女播音员用西宁方言播送全公社新闻。之后，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接下来，便是没完没了的读报纸。有时候，是那位西宁方言读，有时候，是中央台的播音员读。内容无非就是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之类的。大家都不爱听中央台的读，都爱听那个操着西宁方言的女播音员读。因为她老爱读错别字。她一念错，大家就笑，就顺着她的错别字造出许多别的句子来。

那时候的广播就两项内容，除了念报纸，就是放样板戏。所以在我们老家那片地方，样板戏普及得非常好。有点年纪的人一辈子不会说一句普通话，却会有板有眼地唱几句京戏。有的人目不识丁，但能把八大样板戏的戏词一句不错地说下来。偶尔有那么几次，小喇叭里会放一些青海平弦、越弦之类的民间曲艺。当然不是原生态的民间剧目，那都是封建残余封资修的东西，坚决不能放。放的都是改良过的，比如宣传计划生育的，宣传兴修水利的，我记得还有宣传赤脚医生的。即便都是这样的内容，老百姓们也是欣喜若狂，围在小喇叭下面，端着大海碗，边吃边听。听得高兴了，还举着筷子，哼哼唧唧地一边扭一边唱。有时候听得没声了，便拔开地线，撒一把咸盐，再倒点开水，然后把地线重新埋入里面，那声音立刻就能大起来。这是民间最简单的蓄电方式。

少儿节目几乎没有。我那会儿混沌未开还处在不知羞耻的年纪。每当小喇叭里放出样板戏时，我便在小喇叭下载歌载舞，嘴里因换乳牙而跑风漏气，我口齿不清地边唱边跳。别人就逗我：文清哪，唱个铁梅，或唱个尕常宝。我也是张嘴就来。不知唱成什么样子了，反正听的人个个都笑弯了腰。

后来，就有了收音机。我记得那会儿大家都喜欢买上海产的，红灯牌、宝石牌、红梅牌。摆在家里的大红柜上，由家中的长者负责管理，一般人不是想听就能听的。我们家没有长者，我妈到街道工厂去上班，我就是长者。所以，那会儿的节目我都收听下来了。袁阔成说的评书《三国演义》；刘兰芳说的评书，全套的《岳飞传》、《杨家将》，我都听了。由此，我了解了很多书本以外的知识。那时侯，经常放的节目还有广播连续剧，电影录音剪辑，还有长篇小说联播。我如痴如醉地收听这些节目，一到时间，便守在收音机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听得忘记了一切。经常是把锅盔烙糊了，或者把馒头蒸溜火了，要不就是该洗的衣服没洗，该擀的面没擀，而挨我妈的一顿臭骂或暴打。但我也收获了很多。我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就是得益于那个时代乔榛、丁建华们潜移默化的培养。我喜欢文学，就是那会儿收音机里播的长篇小说，在我心里播下了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生活的种子。印象最深的是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和姚锡娟播的《红楼梦》。每当那个深沉低缓的男声开始念起“孙少平背着行李卷……”我的思绪便会一下子跳进陕北高原那个贫寒的土窑洞里，跟着孙少平一家而悲而喜。常常是念的人不紧不慢地悠悠然念着，而在收音机外听的我却时而高兴得哈哈大笑，时而悲伤得痛哭流涕，就跟现在的宅女们看韩剧一模一样。而姚锡娟朗读的《红楼梦》，则带我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那会儿年纪小，还不能理解《红楼梦》的深刻内涵。我只觉得红楼梦非常好听，它就是一部为女人写的书。姚锡娟的声音甜美柔润，更增加了我的这个想法。她尤其在念林黛玉说话时，那种柔媚，那种娇俏，那种细弱的声调，活脱脱地就把个弱不禁风又恃才傲物的千金小姐展现在我的眼前。另外，我听《红楼梦》{zd0}的感悟是，这本书里出现了大量的青海方言，好象这本书就是一个青海人写的。人们都传说青海人的祖先是从南京发配过来的，那么，《红楼梦》是否可以增加一点佐证呢？

后来，我看过很多红学家对《红楼梦》的研究专著，但没有一个红学家提出过我发现的这两点。由此，我还曾经暗自得意过，我也算是个小小的红学家吧？

我和广播的渊源深厚，还有一个原因，等上小学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家就在广播电台附近住，或者说，广播电台就建在我家不远处。因为，我们家是世居的家族，那片地方也随了我家的姓氏，叫贾小庄。我们上的学校叫贾小庄小学，广播电台就在贾小庄某某号。

虽然小学和电台都归属于我家的姓氏，但生活境况，却是人家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下。上了学以后才知道，电台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最关键的是，他们长得好。小脸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女孩子的头上，也总扎着蝴蝶结。不像我们，那脖子和手背一年四季都像黑老鸹的羽毛，又黑又亮。而且，人家的书包里，装的是白面馒头、煮鸡蛋，甚至还有小饼干、泡泡糖。就是上海天山出的那种长条形糖，我记得好象是八分钱一块。

我们家那片地方，当时还有两个很大的单位，一个是新华印刷厂，一个是第二建筑公司。这两个单位的孩子比电台的孩子稍逊一点，但也比我们强多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可以拿出来一块玉米面的饼子，外加一条油煎的湟鱼。而我们呢？我们的中午饭只是青稞面“油花”或干粮，有的同学甚至连青稞面都拿不出来，他们的午餐，只用两个煮洋芋充饥。不像现在，家长即便再困难，也要勒紧裤腰带满足孩子的需求。因而在学校看不出多大的差异。我们那会儿穷就是穷，毫不掩饰，也掩饰不住。

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们被同学瞧不起，被老师瞧不起是理所应当的。电台的同学都不愿意跟我们坐在一起，嫌我们脏，身上有味儿。老师们都嫌我们笨，都骂我们是“你们贾家的这帮草包！”我那会儿刚上学，对外地人的语言根本不理解，后来才知道，“草包”类似于青海话的“囊怂”，就是说一个人笨到{jz}了。

但我们没有觉出来有什么不公平，都认为这一切是应当应分的。谁叫人家的父母是电台的呢？电台是什么地方啊？是唱歌跳舞念报纸的地方。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会唱吗？会跳吗？会念吗？谁叫人家的父母有工作呢？人家们吃好的穿好的不应该吗？我们的父母穷得叮当响，别说挣钱了，连一家人的口粮都挣不回来，能有俩洋芋吃就不错了。

那会儿大约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因而，从那个时候起，就在我心里深深地埋下了自卑的种子，我总觉得我不如别人。尤其看见领导，看见外地人的时候，我便莫名地惶恐，先在心里把自己降到人家的一半高度。这样，我便永远处在劣势。

后来，就有了电视机，广播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我对广播的敬畏心却一直没变。有几次，我从电视上看见电台的录音间里机器林立，彩灯闪烁，播音员戴着耳麦神情紧张地工作。我就认为，可能广播比电视更重要一些，因为广播纯粹是靠声音的情感吸引人的。由于听广播，我喜欢上了朗诵，在没爱好文学之前，我一直爱好的是朗诵，我的普通话说得好，音质也好。我喜欢朗诵大段大段的古诗词和散文，因而也背会了很多优美的篇章，为我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为此，我常常在梦想，如果有朝一日，我能走进电台播一次音就好了。

没想到，时隔几十年后，我的梦想在突然之间实现了。有{yt}，我正在人声嘈杂的超市里购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她自报家门，说是省电台的，想请我去讲一讲民俗。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了，民俗慢慢再查找，先到录音间过把瘾再说。

后来，我才知道，打电话的是省交通音乐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文燕，她从我的新浪博客上看到了我正在连载的小说《土族新娘》，又从另一位博友云之梦的博客里发现了一组图片《土族新娘的嫁衣》，她觉得很新奇，就想请我去讲一讲土族婚礼上的一些风俗习惯。

4月2号的早晨，我如约走进了青海省广播电台的大门。门卫很严，有双层岗哨。文燕跑到门口来接我，还是履行了登记手续。对此，又引发出了我很多感慨。

录音间就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模一样，机器森严，彩灯闪烁。所不同的是，又增加了电脑荧屏的闪烁。我坐在录音台前，按文燕所示戴上耳麦，开始了我们的对话录音。

我觉得我有朗诵基础，录音应该没问题。没想到，很糟糕，我频频出错。脑子里明明想好的一段话，说出口来又变成了另一种腔调，和我设计好的xx不同，我很沮丧。文燕一直鼓励我：文清姐，别紧张，我们就像平时聊天唠家常一样，你别管这些机器。我听她的话，再不去理会那些机器上的彩灯如何闪烁了，我只盯着我写好的草稿，投入到土族婚礼中去。慢慢地，我的情绪稳定下来了，节目很顺利地录完了，文燕很满意。我也说不上满意不满意，只觉得到电台来录音也并不好玩，神经高度紧张，受不了。

过了几天，4月7号，文燕就给我发短信，说节目已经制作好了，这个星期五播出上半部分，下个星期一播出下半部分，让我收听一下。星期五我刚好在单位接受培训，全场一百多号人，领导在台上坐着。我把小收音机贴在耳朵上，音量拧到最小，像接听手机一样听我的访谈录音。我听得太投入了，以致于忘了所处的环境。等一段节目听下来，音乐响起时，我一扭头，才发现现场所有的人都盯着我看，包括台上的领导。

到了星期一，我刚好有个重要文件要到网吧去发。我就把小收音机装在提包里，想在电脑前一边干活一边收听。没想到，我又投入到电脑里头，把收音机忘了个一干二净。一直到节目快结束时，我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她和她母亲无意之中听到了我的访谈节目，都听完了，问我听了没？我这才想起包包里的收音机，拧开一听，民俗节目早完了，一位司机正在义愤填膺地控诉着什么。

我那个后悔啊，又怪自己脑子臭，记性坏掉了。我能忍受那么多人异样的目光坚持着把节目听完，却在不用忍受什么的时候一个字儿也没听。看来，电脑的威力确实大呀。

到了清明节这{yt}，我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是西宁广播电台的，是西宁人民广播电台都市生活的主持人晓丽，她主持的其中一挡栏目叫《都市下午茶》，请我去讲一讲青海人过清明节的风俗。我说今天就是清明节，你现在录了啥时候播呀？晓丽说这挡节目是直播，不用录的。您必须来，我们已经把节目预告播出去了。

把我架到火上烤了。

赶紧吧，准备吧。好在我4月1号刚讲过青海人过清明节的民俗讲座，手头还有资料，脑子里还有记忆。只是，不知道这位晓丽需要哪方面的民俗？上一次录土族婚礼，人家文燕好歹还给了我一个提纲。我顾不上了，把所有关于清明节的资料都翻出来，抄的抄，贴的贴，全聚拢到一个本子上了。

下午，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去了一会儿，我得熟悉一下环境。晓丽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很热情，她给我沏了一杯茶，里面放了很多花卉，还有冰糖，说是让我润润嗓子。

节目开始了，直播。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的声音，我的每一句话都会飞出去，不管对错都没有办法了。晓丽用甜美的声音说了开场白，就开始提问了。我谨慎地回答着，我只想尽量把正确的信息提供给听众，不要说错话给听众造成误会，也顾不上声音好听不好听了。说着说着，我又投入进去了，我讲了清明节的许多传统习俗。我说，现在有的习俗还在保留着，而有的习俗已经消失了，比如斗鸡，比如蚕花会，因为斗鸡带有xx性质，而蚕花会呢？因为青海人不养蚕，所以也举办不起来了。没想到我的话勾起了晓丽的兴致，她直接就说：我的老家在中原地区，那里好象还保留着斗鸡活动。那么贾老师，这个斗鸡是怎么一回事呢？天哪，我怎么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连见都没见过。我的脑袋嗡嗡作响，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好在她又转移话题：还有蚕花会，我去年出差到乌镇，就看见了镇子上举办的蚕花会，场面很热闹的……我在脑子里迅速地搜索着乌镇，我记得我只看过一篇散文，叫《乌镇不乌》，是描写这个江南水乡是如何绿的，可里面没有提到过一句蚕花会的事。叫我怎么回答啊？上苍啊，救救我，这是直播。

上苍果然救了我了。就在我张口结舌的时候，一个电话适时地打进来了，这是节目留的听众热线。一位听众说：刚才听了你们的节目，觉得很好，知道了很多民俗知识。我想问一下嘉宾老师，青海人清明节插柳还有什么含义吗？

这个我知道，我可有说的了。我由插柳讲到了节气，讲到了雨水，讲到了以前西宁人求雨的过程，柳枝始终贯穿于其中。我甚至还讲到了当时西南地区正在经历的大旱，我说有个美好的愿望，我们多插柳，给干旱地区的人民带来甘霖。我的话引起了晓丽的共鸣，她就此话题说了许多插柳祈雨的美好祝愿。热线听众很满意，连声道谢。晓丽也很满意，因为她说得激动起来了。我更满意，因为我的尴尬在不知不觉中被化解掉了。

没想到这位可爱的晓丽又提起了她的家乡。看来，人都是热爱自己的故乡的。问题是，我不是中原人，我对中原文化不熟悉，我甚至还没有去过中原呢。

好在这一次她问的问题不难，她提到了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让我讲一讲古代的开封人民过清明节的习俗。

谢天谢地，这个话题我还真准备了。我那会儿倒是想的，过清明节，就不应该忽略《清明上河图》，我很仔细地把这幅画研究过了，摘录了很多文字资料。于是，从早晨的薄雾讲起，从郊外的绿色讲起，把我理解的《清明上河图》传达给了我的听众。讲得对与不对姑且不论，只是，表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吧。

节目终于播完了，晓丽把我送出楼外，又送到大门口。我坚持让她回去，她说：贾老师，谢谢你，咱们的节目很成功。你比那些{dy}次做节目的人强多了，一点都不紧张。我苦笑了一下：我紧张得都忘掉了紧张。

节目播出去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心里一阵轻松。只是，我又觉得很遗憾，由于害怕说不好，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结果，谁也不知道我到电台讲民俗去了。早知道播得还算成功，我应该给所有的人都发短信，让他们听听我的声音，或者，帮我录下来。现在，谁也不知道了。什么也没有了。我的辉煌就像火花一样，闪了一下，即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想想，还是我太自卑了，我对什么事都没有信心，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