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湖

那些信，一定藏在房间的某个位置。年复一年蔽旧了，发着霉，长出蠹虫蚕食着。可能在外婆风烛之年栖身的那张老式沙发床的夹层里，可能是床尾那个塑料马桶后鞋盒中的某一个，可能在父亲房间墙角里那堆厚厚的教案中间。也可能在我离家的那一年，在某次家庭战争中被当成垃圾清理出去了。老人的东西多半经年不整理，愈堆愈多，没人理会那中间埋着什么。我奇怪人总有这样的信心，“这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她，我一定，要找到她。

夏令营结束的那夜，忙着留言，写通讯录。每个人都热忱写满属于自己的一页，年龄星座兴趣爱好座右铭一概不漏。队里那个整日昏昏然的女生，给谁的字迹都一样昏昏然。稍大点的男生会写两句名人名言，阅读范围扩展到世界地图的左半边，例如《约翰·克里索多夫》，我至今仍象征性的不知它就是象征主义的代表。通讯录上有一页是这么写的，姓名：小岩。其他的栏目一概皆空，简陋的连张照片都没有。页末有个地方写着几个字：永远快乐！

这个名字似乎知道什么都不必写。那个黄色月亮裹在云气里的夏夜，我们默默趴在走廊扶手上，心里已经在写信。 

一写就是四年，横跨整个青少年时代。如果说，我们认识在14岁那个以忧伤充装阅历的年纪上，以后书信里那种矜持的“老练”更是稚气的不可救药，什么都不肯承认，什么也不必说，以沉默为万灵丹。将这种没有家底与背景的矜持比作豁达，其实什么都不是。少年不都这个样子么？似乎不这样就不会长大。喜欢暧昧，热衷在信里夹礼物，有时是明信片，透明书签，（上面都印着忧伤不知所云的句子，例如：“我在季节的两头来回走着。”或者“相隔万里，我无法折柳为舟前去看你”），有时是民间文学报，上面有自己的笔名——雅致到倍觉粗俗，那是种印刷纸张都很粗糙的小报，告诉对方自己被肯定，并互相鼓励着。偶尔写到山穷水尽处，以各种莫名其不妙词句填充之，常用的，“远方”、“秋风”、“彼岸”云云（那时的“远方”多么远，等个信要三天，岂如今日火星人来去地球如入无人之境），或者，录音机磁带恰转出两句歌词，正合彼时心境，信手摘来，强力分行。刚好窗外飘过两点雨，几乎感动自己落泪。篇末了，此致，祝好，日期，笔名签名。

我自历青春期后，常疑“少年不识愁滋味”此言，这怀疑遍及他人，又返回自身，终于弄清一件事，此言应作“不识少年愁滋味”。少年人愁的天真，不染烟尘，为一个不请自来的新愁，也要强做词。成年人的愁，遍经沧桑，青涩既去，那是仇、踌、或者惆，偏偏不是愁。

小岩的信，几乎从不谈与学业相关的事。使我以为，她整个青少年期都在致力与各种“社会人士”周旋，她深受困扰，起码，语气里大体是这个意思。但我总是能读出深一层的意思来，这种困扰使她愉悦，如果没有这些，她就不会给我来信了。那些信被放在一个鞋盒子里，渐渐地堆高。我想在复信里写点什么，始终没写过。在一个通讯必须靠写信的年代，表陈喜爱是件天大的事，因为，表陈完之后，如何去实践，本身就是件天大的事。信，不是一个终点，写信的快乐，正在于这种永远犹犹豫豫写与不写的苦楚；而读信的快乐，也正好在于揣摩寄信人的此种苦楚。

四年后，国家大考。我辍学去了厦门。书信由此中断。

我奇怪的是，屡次与她会面，都有第三者在场。或者说，每次我都是做为她的第三者在场呢。一年后的春天，我从县城北上求学，市里是必经之途，也有长途车可以越过。我想去看看那个写了四年信的人。

比夏令营里那个小小岩更丰匀了。两年前信里附了照片，冰雕馆里的她裹在厚厚大棉袄里，看不清身材，倒是比对出脸上少女该有的绯红。她内心本来早熟，我看到的可以说是与信里更为匹配的她。鼻梁上的眼镜多了一份书卷气，她给我写了那么多的信，信里附那么多的诗，我竟从没想过她会戴眼镜？那个游刃于江湖大哥有力人士绰绰有余的萝莉，已消失在灰色职业装和民办教师式眼镜里，她长大了。但我一向以为，着装打扮是个人向外界呈现的一个样子，仅供参考，我们总有坐下来平心静谈的时候。她的手臂挎在一个男人的臂弯里，打消了我的念头。

礼貌的寒暄，介绍男友（男友也戴眼镜，高大帅，一付天敌的样子），握手。行李寄存在她家，那么意味着今夜可寄宿于此。男友面露不快，她坚持……总算出了门，去什么地方逛逛，公园里像在过节，陌生人比我一县八乡加起来的都多，说话音调不时提高，有时要说两遍，言简意赅，不可能有“这两年你好么？”这样旧情绵绵费心费脑的问答。挤出人群，我透了口气。在来途车上设想的所有问答，都不合时宜。

一个断腿的孩子横在路中，向我们伸出缺口的搪瓷碗。我把手伸进口袋，然而——高大帅男友伸长脖子，向碗里吐了唾沫，“总这样烦人!”拖着她绕开了。我的手停在裤袋里，她向我回头，我该离开，回头再说。我不能当场用我的善去证明她男友的恶。

真是混混噩噩的{yt}。黄昏时我们站在绕城高架桥下，一个新建的城市广场，放眼难得的辽远。她说，这里将来是繁华的地方。我在一个稍远的距离，目定于她与男友相拥。野风狂起，我想起半年前这样的一个黄昏，孤身站在厦门的一个这样的地方，不知走向何处。我想不论将来这是什么地方，我都不会再来站上一站。

夜静了。她在楼上。我于一楼过道旁的小床，与其弟同宿。弟弟天性纯良，亲近的像一家人，总算使我得到安慰。即便这种安慰是不相干，节外生枝的。他睡的早，也睡的熟，夜间几次翻身都吵不着他，凌晨街上小贩开门与推车也吵不着他，似乎他知道我要起早，故意睡的这么死。穿好衣服，仔细洗漱，庄重得像是要去领奖。轻步上楼，民房有三层，父亲在顶层，她在二楼，楼面上没有隔断，大赤赤一张床靠墙摆着，不必敲门与咳嗽，她就躺在那里，脸露在被外。被面上供起身体的形状，如山峦起伏。我会惊醒她么，继而惊醒楼上的老人？但我没有别的方式。我想单独见她。就这样。

她醒了。从古典油画中醒来，略微惊了惊，没有更大的波澜。似乎她也想到了这样的方式：他等了许多年，终于在床边坐着，默默地看着直到她醒来。这四年来的苦楚似乎是为了换取如斯的酬偿。我该说点什么，能付与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么？她是聪明人，望向楼上，我们不能开口说话。她伸懒腰，示意要起床。我们是朋友，我该下去了。

早餐，豆浆摊上。街上空旷清冽，豆浆蒸腾着热气，温暖的像个老朋友。我们静静喝着，一个字没说，其实我饱着。她的穿着，大异昨日：米色绒毛上装，白色休闲长裤，平底便鞋。是老朋友的样子。

上车，道别，她递给我行李，道别，就这样了。她在窗外，忽然弯腰，大概是鞋带松了。我伸出头去看，玻璃窗紧闭，碰上了，响声惊心刺耳。乘客不多，司机还没上来，她上来了。“疼不疼？”她伸出手，按着我额头，四目交接，没有避开。那种犹犹豫豫的，写信的情景历历在目。我拿下她的手，握在手里。是这样的，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以握手做为道别。

大学的几年，忙于应付新事物，结交新朋友。小岩的生活，能料得到的，那个高大帅擅于吐痰的男朋友，某品牌车间主任，也就这样了。像大多数女孩那样，觅得一个收入稳定的对象，结婚育子，投身家庭生活，耽于泡沫剧里，间或小姐妹家里走走，打打小牌，在夜幕里对着万家灯火发呆。

电话，是写信的那几年里就打过的。接电话的是父亲，一口很重的方言，我听的懂，但不会说。因此，我既不能说是她朋友——她的朋友够多了，闹得鸡犬不宁；又不能说是同学，那时都还在念初中，哪有同学说外地话的道理。更不合适说是笔友，只怕父亲还没开化到理解一个陌生男人的来信？——我是某某年某夏令营的来自某县的学友，总要为这个可疑拗口的身份解释半天。多年后我见着小岩父亲，那是另一次谋面。她中午去赴朋友的约，把我留在家里喝中年父亲的功夫茶。中年男人闷声不吭，一看就是老式民宅的主人，长期独身生活养成的沉默，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凡事流露概不在怀的态度。这种男人，发作起来是骇人的，平常又阴沉沉的给人一种随时可能发作的嫌疑。我只好闷闷喝着茶。他只是闷闷卷着纸烟。大概为着省钱，八十年代以后，自己卷纸烟抽的男人不多了。他面前摆着一个圆形平底箩筐，一半堆着烟丝，另一半铺着白色烟纸。拿起一张烟纸，撮一点烟丝放在烟纸四分之三处，一卷到底，用手指蘸唾沫粘了粘纸边，一支烟就这样可以吸了。那四分之一悬空的，是吸嘴。这种没有过滤嘴的烟，我吸过一次，浓烈呛人，其口味之重，不到一定程度的瘾者消受不了。挨到下午，她总算回来，乐呵呵的，跟男人说晚饭不在家吃，又有朋友饭局。

我见到了朋友，个个有王晶电影里大哥气派，豪放挥洒自如，很是照顾流落他乡的小弟我也。那四年的信，以前选其主线索，还当是剧本看，现下各本尊纷纷现身，真实得像是在做梦。

暑假前再打电话，那个本以为融入中国式主妇不可辨的小岩，告诉我，和弟弟在夜市卖服装。没有问更多，隐隐察觉什么。

回乡路上又路过市里。本想从省城坐长途车穿越而过，谁知到省城已然天黑，去县里的车又过营运时间。省城没有朋友，倒是有一班车去市里。到了市里，某快捷酒店下塌，已是夜间十点过半。这个时刻，是夜市的时间。不用再打电话，打电话也找不着，她必定在夜市，她不知我在市里。叫了辆车，去夜市。

一整排服装档，在夜市排开。顾客攒踵，便于我混迹其间。一个，两个，不是，她不卖这样的衣服，再往前，不是，嗓门没有这么大。她的声音、口音，电话里尤其妙哉，是闽剧小调的原声。这是她了。一女一男，男的是弟弟，我认得，纯良的，现在举手投足，像个男子汉了。她正在向顾客推销衣服，像在唱小曲，声色撩人的很。我走过去，靠边停下，捻起一条裤子看起来。

“阿哥，你眼色真正好，这款合适你哩。”弟弟的声音，我侧身点点头，笑笑。

“啊！”小岩的惊呼。我转过身来，将她、将我看分明。

这个小岩，我钟情于她无论何时何处总有一份少女时期没用完的青涩。她在夜市的打扮固然入时入理，江湖气十足，见到老朋友，总还这样大惊小怪。

“怎不大惊小怪，你吓到我咧。”她赶紧向弟弟介绍，弟弟一边做生意，一边大声说道，“阿哥跟我睡过一床的，会识啦。”

问她近况。我的猜测坐了实。分开了，好些年前就分开了。现在好，跟弟弟做点生意，还打算读书呢，挣点钱再说。你长这么高了，真是好看。学校里必定有女生追求吧。哎，你真是好，成熟了……你坐着，我过去照顾一下。

说了一半，客人多了起来。我以前总认为自己有这样运气，一个冷清的店面在我进去之后，定然会热闹起来。后来我才知道，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不过证明中国人好凑热闹而已。

在一张小凳上坐着，看着姐弟俩个卖衣服。夜市灯如昼，人约黄昏后。她不时回回头，表示抱歉。该抱歉的实则是我，不约自来，给人的，有惊喜还有惶然。我在她身后，怕是她说起话来都不自然。其实，我不应在这里。我是来说点什么的么，这些年来，除了那些写在纸上的文字，什么都不曾谈起过。——哪怕是谈谈那些信？辍学异乡飘零，加之两年的民办大学生活，使我目击而养足成年人的心智，她亦早早踏入社会，大家已有一份开怀畅谈的超脱。那么，是地点不对，情境不堪。我经识了多次话谈后才渐渐明白，倾心而谈需要契合的时间地点与心境，天地人三者合一，才可指望。在我与小岩之间，似乎这样的机缘，不可遇更不可求。

她遗憾目送我，我遗憾躺在酒店床上。她的遗憾是意外的，可与惊喜抵消。我的遗憾是人工的，无端自作的，当然要自己受着。我想起连她的一个移动电话号码都不曾问得。也许回去以后再问问罢。

这一回又是许多年，我似乎并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总以为靠着一个地址，一个电话号码可以轻而易举找到一个人。也许她的父亲，那个怪叔叔变成了老衲，依旧沉居在那幢街道旁的老宅里撮纸烟，打扰他需要很大的勇气。——男人与女人，上到了一定的年纪会渐分不出性别，集两性缺点于一身，十分不好对付。我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打那个电话，因为什么呢，可能会有一批接货电话找她，可能会有一个入学通知的电话找她，即便是一个普通的饭局找她，都可轻而易举打那个电话。不因为，我不是一个必须的人。枯草拦住大沙丘，我不过是因为那个可疑而拗口的身份，因为不会一口地道的口音。她家的住址在每一个信封上，信封在鞋盒里，鞋盒在家里的某处，这么多年，即便是把整个家翻起来，找到那个鞋盒的希望都算渺茫。

鞋盒不是{wy}能找到她的方式，那里面埋藏着一个少年孤独忧伤期的时光。

然而，更不幸的是，曾经朗朗上口的一个电话号码，在多年来情场商场风月场里朗朗上口的各种号码里支离破碎了。

问过一些当年同队的学友，得到过一些消息。去京城了，入学，毕业，又去了南方。不太可能是一个人了。所有预料不到的，在时间里一律平等，都成为不必证实的那一种。父亲多年前对我说，“人生我，我生人。”真是金玉之言。走路的，骑车的，挤公交的，在限速四十码的街上开车的，推着婴儿床的，在公园草地上给孩子把尿的，在学校门口等放学的，渐渐辨不清面目，鞋盒里的少女，总会归入那一种幸福庸常到用指数来衡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