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 涌《环球视野》2010年5月24第293期   

    现代金融，无信不立。然而，国家与机构的信用高低，却由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说了算。它们和美国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两大超级强权。三大评级机构的“自由言论”可以立即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潮起潮落。从去年底开始，三大机构先后数次降低了希腊国家信用评级，希腊的融资成本迅速增加，主权债务危机越发恶化。同时，三大机构对波罗的海三国、爱尔兰、英国、西班牙等欧洲众多国家实施评级警告。一时间，几乎整个欧洲风声鹤唳，债务危机阴霾笼罩。

    此前，日本泡沫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韩国债务危机等近乎都是由三大机构在“言论自由”下发出“暴风雨就要来啦”的呼喊而引发的。由此掀起的惊涛骇浪，将一个个主权经济体掀个人仰马翻，许多国家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三大机构“自由言论”可令投资者血本无归，令主权国家陷入危机，令相关企业生死沉浮。它们之所以能在国际金融市场如此翻云覆雨，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权力。经过百年的积累，三大机构在市场树立起一定的公信力，但其主要权力还是来自政府：美国政府将宪法{dy}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授予三大机构，使之能够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评级而招致的法律责任；美国政府授予它们垄断经营权，并在实际操作中给予了极力庇护。《xxxx》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于1996年在其专栏发表评论：“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xx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两个力量，任何一个力量都强大xx，如果两个力量结合，当然会所向披靡。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穆迪与标普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还通过多种渠道与方式，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获取不当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香港中文大学苏伟文教授慨叹：试问当今世上，谁能不臣服于美国和评级机构这两位旗鼓相当、且具有xx于无形的能力的金融巨人？

    三大评级机构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不同国家的信用等级。它们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对他国的金融市场动态则往往“明察秋毫”。三大机构不仅标准本身成问题，而且标准的应用也成问题。它们向来偏袒美国以及美国公司，对其负面问题往往视而不见。2009年12月，希腊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2.7%，因为远远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的上限而被三大机构相继调降评级。与此同时，2009年度美国财政赤字约占GDP的12%，国债累计约为GDP的80%。两大数字都高于欧盟总体赤字水平(7.5%与79%)，但穆迪对AAA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展望仍然维持在“稳定”。

    此外，与美国亲善的国家，一般会受到“特别关照”；相反与美国关系不和、或不合作的国家，往往会受到“特别关注”。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评级，由此导致包括{zd0}的钢铁制造商蒂森 克虏伯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历史{zd1}。德国政商界普遍认为，这是德国向美国“说不”而招致的报复。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

    在三大机构相继调降希腊国家信用评级，以及对诸多欧盟国家发出评级警告后，笔者隐约感觉到一场美欧之间的金融战可能行将到来，评级调降与警告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与美元，为稳定金融与刺激经济，美国发行了天量债券，财政赤字业已临近不可持续的边缘。美元大幅贬值与国际地位下滑在所难免，而美元的国际地位直接关系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因此未来美国会尽全力实施“美元保卫战”。要保持美元的国际地位，打压欧元这个最强劲挑战者，理当成为美国的必然选择。而时下欧盟与欧元最脆弱的软肋就在于居高难下的主权债务，美国评级机构的“自由言论”恰恰具有重创这一软肋的巨大杀伤力。

三大评级机构体现“美国标准” 中国利益受损

    现代金融,无信不立。然而,国家与机构的信用高低,却由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说了算。2009年12月,三大机构先后降低了希腊国家信用评级,希腊的融资成本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三大机构对波罗的海三国、爱尔兰、英国、西班牙等欧洲众多国家实施评级警告,一时间,几乎整个欧洲地区风声鹤唳,债务危机阴霾笼罩。《xxxx》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于1996年在其专栏发表评论“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xx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虽然他们说自己是“言论自由”、“市场行为”,但从他们的标准和所发生的事实来看,似乎并不那么科学和公正。

三大评级机构受到美国政府的有力庇护

    三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一言九鼎,直接影响一国的主权与安全,这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影响力。
    三大机构经过百年的积累,在市场上树立起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其主要权力还是来自政府。

    首先,美国政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 C )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 R SR O ),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拥有N R SR O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将宪法{dy}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授予三大机构,使之能够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评级而招致的法律责任。实际上,多数针对三大机构的诉讼都以败诉收场,因为它们的评级属于“意见”,因此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

    其次,政府认可强化。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为美国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作为美国金融机构的“{zh1}xx人”的美联储,直接要求与其往来的金融机构的抵押品,一定要获得三大机构给出的可投资级别。这无形中将一个民间中介服务机构的私权转化成了公权。长期以来,美国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因此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便沿用或默认美国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扩张了三大机构的权力。

    第三,美国政府的极力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 A A等高等级评级,SEC严格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2001-2002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发生后,SE 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包括多美年(D om inionBondR atingServiceLtd.)在内的为数不多的几家评级公司为N R SR O,但是这根本无碍三大机构尤其是穆迪与标普的垄断地位。此外,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 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机构极少向SE C报送相关资料,SE C的例行检查以往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机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倾向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个人如此,政府如此,评级机构也是如此。

    三大机构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然而所谓评级模型,其科学成分有多少也值得怀疑。况且,评级模型以及相关数据很少更新,在美国,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对新兴市场时间更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yl}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评级公司不断出错,屡屡跌破人们的眼镜时,社会便呼吁要评级公司公布评级模型,深受其害的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当局称,评级模型作为评级技术的载体,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保护。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T he R atingA gencyA ct)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对三大机构的批评与指责如潮。美国政府也信誓旦旦要对三大机构进行严厉监管与整肃。但是,从奥巴马政府公布的评级机构监管方案来看,没有改变发行人付费(issuer-pay)的经营模式,因而无法解决目前评级行业存在的“利益冲突”这一基本问题。发行人付费经营模式可以保证评级机构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垄断收益,因此对政府的不改变发行人付费经营模式的改革草案,三大机构都持审慎欢迎态度。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怀特(Law renceJ.W hite)认为,奥巴马政府只是抓住了评级机构的“衣领”晃了几下,然后说了一句“好好做”。

    ●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 R SR O ),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拥有N R SR O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机构的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将宪法{dy}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授予三大机构,使之能够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评级而招致的法律责任。

国际信用评级标准就是美国的标准

    ●人均G D P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三国,赫然位列世界净债务国行列;相反,人均G D P不高的国家,其经济结构符合国情,财政收支状况和国民储蓄较好,经济增长前景明朗,应具有较高的举债空间和偿还能力。人均G D P排名分别是第54和105名的委内瑞拉和中国,已进入世界前10位净债权国行列。但是,三大机构给澳、美、加三国的A A A信用级别长期保持不变,而给委、中分别是B+和A +。如此的评级结果,可谓颠倒黑白。

    美国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励、庇护三大机构的垄断。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金融监管改革草案中,美国政府在评级机构特别关注的经营模式上并没有“为难”三大机构,主要是“换取”评级机构维持其信用评级标准不变。而这些集中体现美国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恰恰是国际信用评级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的根源,是信用评级改革的关键所在。三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进行国家政治排序。把信用评级政治化,即用政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风马牛不相及”;用西方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念,来评价各国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严重背离国际现实,割裂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管理能力与偿债能力之间的联系。简单地将西方的政治理念作为衡量所有国家政治风险或制度实力的标准,有不加区分地推行西方价值观之嫌。

    二、按“华盛顿共识”落实情况进行国家经济健康程度排序,即将一国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判断经济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主要依据。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过分强调不加选择的经济开放不仅使发展中国家频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即便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也一再地陷入周期性经济衰退乃至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的稳定而巨大的进步,表明中国这个经济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必然联系。2007-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西方国家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挽救,再一次证明“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的荒谬。

    三、按人均G D P进行国家经济实力排序。三大机构认为,人均收入高则国家债务承受能力强,因此人均G D P指标是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但是,人均G D P无法xx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一些资源输出富国;人均G D P无法反映经济的多元化程度和经济活力;人均G D P更无法反映国家债务偿还能力,因为人均G D P高的国家,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可能很大,偿还债务缺乏充足的财政收入支持,另一方面国民储蓄也可能很低,这就限制了政府在国内发债融资的能力。2008年底,世界外债总量为59.5万亿美元,其中人均G D P高的发达国家为55.9万亿,占94%。外债总量排名前15位的均为发达国家,净外债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有10个是发达国家。人均G D P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三国,赫然位列世界净债务国行列;相反,人均G D P不高的国家,其经济结构符合国情,财政收支状况和国民储蓄较好,经济增长前景明朗,应具有较高的举债空间和偿还能力。人均G D P排名分别是第54和105名的委内瑞拉和中国,已进入世界前10位净债权国行列。但是,三大机构给澳、美、加三国的A A A信用级别长期保持不变,而给委、中分别是B+和A +。如此的评级结果,可谓颠倒黑白。

    四、将“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为国际通货”作为高等级的必要条件。在标普的级别定义中,“央行独立”和“国际通货”作为A A A级所必备的条件。xx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认为,美国使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保持独立,其实就是剥夺该国的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使该国不能有效地稳定经济,也不能为该国长远经济发展计划融资,而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当今诸多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债务日益增加,自身创造财富的速度赶不上国家负债增速,国民储蓄又低,资不抵债的现实已使一些国家陷于近乎破产的境地。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通过本币贬值堂而皇之地向全球输出其债务,公然无偿地掠夺他国财富。把“货币为国际通货”作为A A A级的必要条件,再次暴露出现行评级标准维护西方债务国利益的根本立场,为“世界{zd0}的债务国”发放进入资本市场的通行证,而不是在真正揭示各国信用风险,显然丧失了公正性。

    五、将政府的融资能力作为{dy}还款来源,片面强调流动性对主权债务履行的保障作用。正常而言,债务人是以新创造价值而形成的现金流量作为债务偿还能力的基本保证的,而不是以“借新还旧”能力为先决条件,这是信用关系得以存在和稳定发展的基石。评级机构的责任就是遵循这一规律,进而去解释与发现信用风险。近15年来,国际债权债务格局发生了重大逆转,多数发达国家变成净债务国,新兴经济体成为债权国。然而,三大机构给予偿债风险较高的西方债务国高信用等级,使其节省了巨额借款成本。以十年期国债利率估算,每一信用级差形成的融资利差为109个基点,根据2008年底发达国家外债总额推算,每年可节约7826亿美元的发行成本,十年节省近8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是发达债务国应该付给债权国与债权人的正常借款利息。因此,三大机构把举债融资能力作为还债{dy}来源的评级思想,正是国际债权债务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借款维持经济运行的债务型经济模式内在需要的反映。

中国利益在信用评级中受到的损害

    ●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 B B以下的“投机级”。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

    多年来,三大机构长期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它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国外净资产占G D P的36%,只有挪威、瑞士、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这几个高评级的发达经济体,才拥有堪与中国一比的国际投资状况。

    但是,2004年前,标准普尔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zd1}限)。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5年调为A -;2006年再调为A。2008年8月,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整个发达国家经济风雨飘摇,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汪洋中为数不多的安全岛,而中国更是全球经济冰河中极少的阳光地带,如此标准普尔才把中国的信用评级由A调至A +。具有浓重讽刺意味的是,当被评为“{dj0}”债券成为废纸,长期拥有A A A评级的美国请求拥有A +评级的中国营救之时,谁虚谁实,不言而喻。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倒挂,不仅显示的是信用等级的荒谬与可笑,而且导致中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当然,未来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也有可能上调,但是依照三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A A A等级。而负债累累几近破产的美国却长期坐拥A A A等级,毫无降级之虞,如此美国每年可以节省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支付,而这本应是中国等债权国的合理、合法收益。
    三大机构不仅影响中国的融资成本与国家形象,而且还积极引导、诱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方向。2003年底,标准普尔宣布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业银行都在BB以下,不具备投资价值。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于是乎,中国金融机构都努力随着吹笛者的节奏而起舞,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国际,引进境外投资者。而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又给境外投资者压低中国金融机构的报价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
    三大机构利用中国金融领域对评级的不甚了解以及监管的漏洞,通过对中资评级机构的收购控制,令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目前,三大机构已占据中国主要直接融资产品市场70%以上份额,广泛渗透到包括国防、能源、电信等战略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并建立起包括重点骨干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等主体在内的较为全面的中国经济数据库。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业之后,面临三大机构全面掌控、垄断的危险。信用关系正在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信用关系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如今,美国已经掌握了中国评级话语权,掌控中国金融稳定的命门,直接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

相关链接  只要给钱 垂死的病人也可以开“健康证”

    美国评级机构给美国次级债务约75%以A A A评级,10%以A A级,另外8%以A级,只有7%被评为B B B级或更低。但是实际上,2006年 第 四 季 次 级 债 务 违 约 率 达14 .4%,2007年{dy}季就增加到15.7%,与评级机构的评估结果相差甚远。相关评论家认为,这有如给予一个垂死的病人,开出了一张健康良好的xxxx,荒谬异常。在雷曼兄弟倒闭前数天,穆廸曾给该投行的债务以A 2评级;而在美国国际集团(A IG )2008年9月被美国政府接管前一个星期,穆廸还给该保险巨头无保担债券A a3的评级。次贷危机发生中,评级机构通过给有毒证券资产(主要是次级房贷)提供高评级,赚个盘满钵溢,总收入由2002年的30亿美元升至2007年的60亿美元,其中穆迪的盈利在2000-2007 年间上升了三倍。

对内对外双重标准

    三大机构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本国和他国的信用等级。它们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对他国的金融市场动态则往往“明察秋毫”。它们向来偏袒美国以及美国公司,对其负面问题往往视而不见。2009年12月,希腊财政赤字达到G D P的12.7%,因为远远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年度G D P3%上限而被三大机构相继调降评级。与此同时,截止到2009年度年美国财政赤字约占G D P的12%,国债累计约为G D P的80%。两大数字都较欧盟总体赤字水平(分别为7.5%与79%)为高,但是穆迪对A A A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展望仍然维持在“稳定”,表明未来18个月内评级不会改变,却对欧盟多个国家发出警告。此外,与美国亲善的国家,一般都会受到“特别关照”;相反与美国关系不和、或不合作的国家,往往会受到“特别关注”。2007年4月,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称,韩国主权信用评级可能随着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宣布而得到提高。

听不听话大有区别

    三大机构用降低或威胁降级来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公司或国家。《华盛顿邮报》曾指出,2003年汉诺威保险在接受两家评级机构而拒绝另一评级机构的评级后,被拒评级机构便在提供“免费评级”时,把汉诺威保险的信用评级降至“垃圾级”,引起市场抛售,数小时之间市值损失1.8亿美元。有研究显示,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美国对东盟吸纳缅甸加入不满的一次政治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词批评西方评级公司缺乏客观,助纣为虐。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评级,由此导致包括{zd0}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历史{zd1}。德国政商界普遍认为,这是德国向美国“说不”而招致的报复。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权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 A A。

信用评级中国亟待摆脱西方控制
“评级游戏”背后的“阴谋”

    此前，国内很多网民认为美国三大评级机构 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声誉卓著，值得信赖。然而，在本报揭示美国评级机构有意压低我信用级别，增大我海外融资成本后，结合“三大机构近日下调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信用评级，引发欧元危机”一事，越来越多的网民看到美信用评级机构背后的华尔街和白宫的身影。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其搜狐网博客上撰文提出疑问：“我们应该去反思一下为什么在化解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已经变得脆弱的国际金融市场造成莫大伤害问题的时候，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却不断下调这些问题国家的信用级别，这种做法对想极力化解希腊问题负面影响而启动的外部救助计划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呢？”

    IT PU B网网友“sz_davidlaw”引用德国《明镜》周刊2008年的话一言蔽之：“美国评级机构仿佛是一个手持 魔杖 的巫师，投资者唯其马首是瞻，这是冷战后美国的另一个强权工具。”

    新浪网博客刊载美国独立经济学家恩道尔(engdahl)的博文语锋犀利，文章称三大评级机构是“美元帝国机器的一个内置的机构”，每当真正威胁到华尔街或者美元系统的危险逼近时，这三家机构都会保持可疑的沉默。恩道尔说：“(美元)帝国遇到了自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挑战，正在垂死挣扎。它动用高盛、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以及行动诡秘的对冲基金例如乔治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去打一场又一场金融战争”。

缺乏竞争令三大机构飞扬跋扈

    三大评级机构肆意而为，无疑依仗其垄断地位。

  “美国的评级机构缺乏独立性和利益冲突，是人所共知的。评级机构的盈利来自对客户收取的评级服务费。为了维系客户关系，评级机构能否维持公平客观的原则，就是一个大问号了。”新浪网博主“Spotlessm ind”认为，“欧洲也好，中国也好，或者其他有较大规模金融经济的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评级机构。这样就会跟华尔街有竞争，对穆迪，标准普尔，惠誉才会产生压力。”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包容”让三大评级机构更加有恃无恐。恩道尔指出：“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模型是保密的。美国的法院早就裁定，他们无需向公众说明。还有国会，深刻理解评级的战略重要性，是有关美国的实力，所以早就决定不对评级机构进行监管。”

    孙立坚建议，应当联合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和国际上各种的监管部门，控制和抑制已经暴露出问题的美国信用评级结构的“话语权”。

中国需要自己的“金融裁判”

    更多网民的忧虑在于美国垄断评级机构对我国金融主权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的威胁。

    搜狐网网友“朵朵白云海里游”表示，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其游戏规则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定的。这个游戏规则自然而然维护的都是西方的利益，新兴大国未来要想有更大话语权，首先就需要打破西方的话语权垄断。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其新浪网博客上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有自己的金融裁判》的文章。他提出，信用评级不仅仅是普通的服务机构，其占有着金融市场的制高点。我国应当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来审视我国目前的信用评级市场的状况，因地制宜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培育我国自身的金融裁判，来维护金融主权的独立与完整。郭田勇指出，信用评级对金融主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影响国内金融市场定价的主导权。其二，影响国内监管的独立性。其三，关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国家经济的安全。{zh1}，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