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不是宁波的。听宁波话常觉得好玩。
喜欢吃玉米，去买，听人家本地人就都叫玉米“六谷”。
平时多听的是“五谷丰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的，“六谷”是很少听的。不过，这宁波话里的玉米发音“六谷”是我根据发音想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就这么写了。
五谷是粮食作物的统称。“五谷”之说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解释却有不同，一说是黍、稷、麦、菽、稻；一说是黍、稷、麦、菽、麻。这二种说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稻麻的有无，之所以出现分歧，是因为当时的作物并不止于五种，“百谷”、“六谷”和“九谷”说的存在就是一个明证，而各地的作物种类又存在差异所致。“五谷”说之所以盛行，显然是受到五行思想的影响所致。因此，笼统地说来，五谷指的就是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
五谷的概念形成之后虽然相沿了两千多年，但这几种粮食作物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所处的地位却因时而异。五谷中的粟、黍等作物，由于具有耐旱、耐瘠薄，生长期短等特性，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至春秋、战国时期，菽所具有的“保岁易为”特征被人发现，菽也与粟一道成了当时人们不可缺少的粮食。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宿麦（冬麦）能利用晚秋和早春的生长季节进行种植，并能起到解决青黄不接的作用，加上这时发明了石圆磨，麦子的食用从粒食发展到面食，适口性大大提高，使麦子受到了人们普遍的重视，从而发展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并与粟相提并论。儒家经典《春秋》一书中，它谷不书，至于禾麦不成则书之。可见，圣人在五谷之中最重视麦与禾。西汉时期的农学家赵过和氾胜之等都曾致力于在关中地区推广小麦种植。汉代关中人口的增加与麦作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唐宋以前，北方的人口都多于南方的人口。但唐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于东南地区，这正是秦汉以来被称为“地广人稀”的楚越之地。宋代南方人口已超过北方，有人估计是6：4；此后至今一直是南方人口密度远大于北方。南方人口的增加是与水稻生产分不开的。水稻很适合于雨量充沛的南方地区种植，但最初并不起眼，甚至被排除在五谷之外。然而却后来居上。唐宋以后，水稻在全国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据明代宋应星的估计，当时在粮食供应中，水稻十分之七，居{jd1}优势，大、小麦、黍、稷等粮作物，合在一起，只占十分之三的比重，已退居次要地位，大豆和xx已退出粮食作物的范畴，只作为蔬菜来利用了。但是在一些作物退出粮食作物的行列时，一些作物又加入到了粮食作物的行列，明代末年，玉米、甘薯、马铃薯相继传入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子孙赖以生存的是被称为“五谷”的水稻、小麦、谷子、高粱、大豆以及其他杂粮。自从16世纪初期这位美洲的来客－玉米跨上了神州大地，即以它惊人的适应本领迅速在我国南北各地安家落户。到1846年，包世臣著的《齐民四术》里，玉米已与五谷并列跃升到“六谷”的地位。在很多丘陵山地，玉米后来者居上，成为人民“持以为终岁之粮”的主要粮食作物了。
玉米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生深刻的影响。
{dy}、玉米和其他作物的传入为急剧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必需的粮食。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社会安定的物质基础。清初以来，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人口增殖较快，而人均耕地相对减少。
1573年(万历元年)，
1662年(康熙元年)，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20 479万人3.6亩/人
1812年(嘉庆十七年)，
清朝建国后二百年间，人口几乎每百年增加一亿，而人均耕地减少，粮食产量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迫使背井离乡，另谋生路。大批农民进入深山老林，特别是在川、陕、甘、鄂的丘陵山区伐林垦荒种植玉米。据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壬辰卓秉恬奏陈川、陕、楚老林情形：“由陕西之略阳、凤县，东经宝鸡等县，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恙、褒城，东经四川之南江等县，陕西之紫阳等县，至湖北之竹山等县，中闻高山深谷，统谓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地方辽阔，宜种xxxx、豆、燕麦，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串即可租种数沟、数岭。” (《清宣宗实录》卷十)。玉米的引进和种植无疑缓和了人口急剧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在引进后不太长的时间内，玉米在西南和南方丘陵早地迅速上升至主粮的地位。
第二，玉米适应性比较强，即使在丘陵旱地，斜披陡崖，亦能良好生长。清李拔在《请种包谷议》 (1762年)的奏疏中，积力主张扩大玉米种植面积。说玉米“但得簿土，即可播种”，“乘肯半熟，先采而食”能济青黄不接；“大米不耐饥，包米能果腹”，与水稻、小麦相比，玉米“种植不难，收获亦易”。与甘薯相比，甘薯“易致腐烂，不堪收贮”，而玉米具有种植简便，容易贮藏的优点。河南《尉县志》记载，“玉麦，盘根极深。西南山陡绝之地最宜，若稷、黍、高粱艺植殊少”。陕西《扶风且志》记载，“近则瘠地种包谷，盖南山各民新植，浸及于平原矣。”“湖南一省，半山半水，深山弯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
第三，玉米的传播和发展，繁荣了社会经济，它不仅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间接对畜牧业和手工业发生显著的影响。玉米可作粮食，可作饲料，又可供作发展手工业的原料。据《三省边防备览》记载：“山中多包谷之家，取包谷煮洒，其糟喂猪。一户中喂猪十余口，卖之客贩，或赶赴市集”，收益十分可观。当时在川、陕、两湖等地以玉米养猪酿酒为业者极为普遍。玉米的丰歉也直接影响了许多手工业作坊的经营和规模，“商人操奇赢厚货，必山内丰登，包谷值贱，则厂开愈大，人聚益众；如值包谷清风(歉收)，价值大贵，则歇厂停工。”
由于玉米的广泛适应性和多种用途，其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特别是云、贵、川、陕、两湖等省的丘陵旱地得到开发利用使耕地面积随之扩大。据李文治著《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100多年间，云南省耕地面积从52115顷增加到92537顷；贵州省耕地面积从10743顷增加到26731顷；四川省耕地面积从11884顷增加到46 071顷。垦荒扩种玉米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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