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跳出高考的死记硬背而直接学习大学的课程，是优越得多的教育方式。但是，谁来为这样的教育埋单?重点中学不公正地享受了过多的人均教育资源，已经引起社会的公愤。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不过是这种重点中学之一。如今，其对教育资源的侵占变本加厉，乃至要让交大、复旦等{yl}大学的老师给学校中的天之骄子们上课。无论是交大、复旦还是华师二附中，都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经营的。目前农村许多地区的学生年度人均教育行政经费还不足三五百元，这笔钱恐怕还不足以支付名校教授的一次讲课费。交大、复旦的教师如果真有余力教高中生的话，为什么不到贫困的农村找几个聪明的孩子来办个扶贫的大学预科?
如此的教育不公平，实际上是精英重点中学变相占有国有资产，将严重伤害中国的竞争力，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和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预见，这些获得保送资格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将出国留学，出去的人则绝大部分一去不归。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在2009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中披露：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80%、北京大学76%的高科技专业毕业生都去了美国。2006年，清华和北大分别以571名与507名博士输送量，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而根据美国最近的统计，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到2007年仍然留在美国的比率，中国{zg}，达到了92%，比排第二的印度遥遥{lx1}了11个百分点。
回到“中国大学弱智化”这个话题。教育资源过多地被城市子弟占有，使中国的精英教育(包括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学)越办越像留学预科，用从穷人特别是农村子弟身上盘剥来的教育经费培养一个特权阶层，其中涌现的优异之士{zh1}还是楚材晋用，导致中国大学的生源流失。同时，农村大量仅享有人均三五百元钱年度教育行政经费的孩子，本来可以开发成未来中国大学的生源。但由于教育经费分布不均，他们绝大部分几乎不可能走到大学的门槛，使中国大学在不断扩招的同时生源无法同步增加。
总之，中国的教育不公平，致使许多农民子弟、民工子弟，以及各种弱势阶层的子弟根本无法保质保量地完成义务教育，无法成为新的生源，甚至把本来该投资在这些人身上的钱拿到大学里浪费，造成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如今，大学录取率已经到达60%上下。日后还会不断提高。这难道还不是“弱智化”吗?
美国榜样
究竟中国这种除了分数“六亲不认”的科举式统一标准更加公正，还是美国这种考虑到学生的社会背景、把分数作为弹性标准的原则更加公正?
近40年来，美国大学为推进教育平等进行了种种努力，但成绩不尽人意。在以“种族平权”为目标的“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政策之下，以黑人为主的少数族裔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时确实受到了相当的照顾。在几十年间让许多本来无法进大学的黑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许多黑人成为社会精英。从黑人大法官托马斯到现任总统奥巴马，恐怕都是受“积极行动”之惠。2008年大选时，一些保守派人士大谈奥巴马进哈佛法学院是否是靠着“积极行动”对黑人的优惠，最终未能找到确实的证据。其实，假设他确实是成绩不够、但靠自己的肤色在“积极行动”政策下进了哈佛，这难道不更说明“积极行动”的巨大成功吗?过去黑人社会很难找到这样的楷模，好的榜样是球星，坏的榜样就是黑帮头头了。如今奥巴马夫妇以受着精英教育、一边选总统一边开家长会的模范父母和恩爱夫妻出现，又成为整个美国的{lx}。这种“文化楷模”，对黑人社区里那种集体的自卑意识就会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毕竟，这种“文化楷模”在过去是被邪恶政治社会的“设定条件”所剥夺的。如果新的矫正性“设定条件”能够加速恢复这种楷模，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正义吗?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反对“种族平权”的“积极行动”，视之为一种反向种族歧视。不过，即使是这些保守主义者，也没有放弃扶助弱势的基本原则。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小布什在德克萨斯州当州长时签署的教育法案。此法案规定，在德克萨斯州公立高中排名前10%的学生被本州州立大学自动录取。因为美国贫富分离居住，此举使一些办学条件甚差、学术水平无法和优异高中竞争的落后地区学生得以挤掉发达地区的高分学生进入大学，促进了大学生社会背景的多元化。但德克萨斯州的法案很快引起争议。其中{zd0}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学生靠在比较差的高中排名前10%进入大学。而一些来自州里最有竞争力的高中学生，虽然在本校没有排进前10%，但实际素质比那些在差高中排进前10%的要好得多。前10%的规矩，使他们在升学竞争中输给了不如自己的对手。
一些担心学术质量的人，据此对配额制提出批评。德克萨斯州议会中也有许多提案试图修正或限制配额制。比如，有人要把被自动录取的排名从前10% 改为前5%。但是捍卫配额制的人士指出，事实上，配额制学生在大学的学术表现超过了非配额制的学生。在2003年，配额制录取的学生有93.1%在大学{dy}年后仍然继续攻读，非配额制录取的学生则仅有92.6%。可见配额制学生的辍学率要更低一些。
我们还必须指出，前10%的“配额制”，并不是德克萨斯州的地方政策。事实上，人口{dy}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和第四大州佛罗里达州都有自己版本的配额制，只不过没有像德克萨斯州这样以法律形式保证了前10%的学生可以任选本州大学。仅这三大州，人口就占美国总人口的25%以上。另外，绝大多数美国的大学，在录取时把学生高中的排名作为重要因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的配额制。我们还需要注意，以实现“种族平权”为目标的“积极行动”，旨在对弱势种族特别是黑人进行照顾，属于美国左派社会政策的核心之一。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不时有黑人富家子弟利用这样的政策被“照顾”进大学、抢走了弱势白人学生的位置。另外，这种录取优惠也确实娇惯了一些有条件的黑人学生，使他们觉得凭自己的肤色就能以低分和别人竞争、不必竭尽全力。因此，用以照顾经济弱势为目标的“积极行动”(或可称“经济平权”)代替以照顾某个种族为目标的“积极行动“呼声越来越高。
究竟是“种族平权”还是“经济平权”更公正?这是典型的“美国问题”，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但从中国的角度看，两者在更高一级的原则上还是一致的，即大学录取都应该以某种倾斜性政策对社会现存的教育不公平进行矫正。虽然大家对什么是xxx的矫正方法各持己见，但都偏离了中国传统所推崇统一分数标准的“公正”。这就给我们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究竟中国这种除了分数“六亲不认”的科举式统一标准更加公正，还是美国这种考虑到学生的社会背景、把分数作为弹性标准的原则更加公正?
从矫正社会教育不公平的角度看，“种族平权”和“经济平权”所体现的弹性标准比起科举式的统一标准要更有效。不错，扶助弱势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基础教育，使这些阶层或群体中有更多的青年在学业上为上大学做好准备。用我们中国人的常识来说，就是先打好基础，再求提高。
但是，同一研究也得出结论，对弱势的扶助应该形成遍及各个年龄段的xxx政策。早期扶助的有效，并无法证明后期(即大学阶段)扶助的无用。更重要的是，仅仅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扶助，缺乏大学阶段的配合政策，那么也会削弱早期扶助的效率。
在教育上扶助弱势阶层或群体，不仅仅是加强硬件的投入，还要迅速在这一群体中培植一些“文化楷模”。试想，如果仅仅在美国一些破落的黑人社区建立良好的学校，但孩子的父亲多还关在监狱里，那么这些孩子长大后上大学的可能依然很低。相反，尽管这些孩子依然很穷，学校的条件很差，但如果他们有许多奥巴马这样的“文化楷模”，看到自己的家长从贫民窟奋斗，{zh1}成为一个哪怕是收入很低的大学教授(美国的许多大学教授收入并不比干粗活的劳工要高)，那么这些孩子日后上大学的可能性则会高得多。
高考配额?
配合以基础教育资源的均分，“配额制”能够大大提高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孩子对自己的“文化期求”，进而更充分地利用已改善的或尚未改善的“办学条件”，奋斗到大学的门槛。
比起在美国来，“配额”机制的建立在中国又显得格外迫切。如我在《培养精英》一书中介绍的，一般美国的大学，都把扶助弱势、促进学生群体的多元化作为自己的社会使命，尽管在实践上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目标。目前中国的大学，则在目标的设立上就反其道而行之，尽可能倾向城市的高中产阶层、努力让学生的背景更加单一。对此，张敏杰先生已经有所论述：“在占据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下降，除了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等原因外，高校招生中的‘城市视角’ 也挡住了农村考生的门槛。近年来，一部分大学在自主招生时，考试内容和形式多从城市学生出发，比如，看重学生的文体特长，注重学生的知识面，甚至有的只把报名资格和名额分给中学名校， 这对农村学生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大学农村生源下降的趋势还在蔓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的指向其实只有一个——社会公平。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有些大学以新生中的城市学生比例上升为夸耀的资本，甚至以城市生源达到北大、清华那样高的水平为奋斗目标。以大学毕业生为例，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因此就业率也较高，而学生就业率的高低将影响大学排名和专业招生规模。”没有“配额”机制，这一倾向就会愈演愈烈。
那么，“配额”机制如何建立呢?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dy}，以中国情况之复杂，没有人知道如何建立。第二，历史上良好的制度，也往往并非经过严密的设计一蹴而就的。设计得再好的制度，拿到现实中运用后也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进而引起一系列的修正。好的制度不是一夜之间设计出来的，而是演进的。这种演进，就是根据正当的原则对经验不断修正。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确立正当的原则。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把小学、初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分别提高到 300元和500元”。可见，农村小学、中学的人均公用经费现在还达不到300元和500元。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义务教育中所应该确立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均分教育资源，并适当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所谓均分，就是在考虑到物价因素后，做到无论城市农村，无论发达还是落后地区，生均教育公用实际经费基本相等。在这个基础上，农村和落后地区应该享受适当的优惠，即其生均教育公用经费要高一些。毕竟，目前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许多教育的基础投资(比如校舍建设等等)已经完成，农村和落后地区则尚未起步，需要救助的家庭也多得多。即使是生均教育公用经费相等，也难以达到教育公平。适当的倾斜政策乃是必须。
与此同时，大学要确立按配额招生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在高等教育中，而且在义务教育阶段都会大大推进教育公平。这里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文化楷模”的效应。中国不存在美国式的种族问题，但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歧视，而且照样有严重的文化恶果。比如，中国用行政手段推行了几十年人为的城乡分离，使城乡居民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在社会权利、文化资源上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这和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可谓异曲同工。因而，美国为矫正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恶果而施行的“积极行动”政策，为减缓贫富分化所带来的教育不公而实施的“配额制”，对中国都有参照意义。在几十年的制度歧视下，农村人口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 “习成无助”的心理沉淀，缺乏信心参与精英教育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重点、精英大学中农村学生大量减少，农村孩子就更丧失了通过自己努力进名校的 “文化楷模”，最终觉得自己与名校无缘，甚至高中也不会去读。如果中国一半的适龄人口对自己教育的前景失去信心甚至放弃，大学潜在的生源自然会萎缩，最终导致选才面缩小，大学生“弱智化”。
根据北大张千帆教授《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调研报告》中所提供的例证，“2009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10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4.8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1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0.7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同年复旦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浙江投放的指标为5.2人，在北京投放的指标为4.2人，而对河南与内蒙古投放的指标都仅略超过0.4人，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同样相差巨大。”这种政策的长期后果，就是造就了大中城市特别是政治中心地区考生“天之骄子”的意识，对自己的“文化期求”甚高，无论是其家庭还是个人，都更愿意在教育上付出努力、参与竞争。相反，落后地区的考生，则逐渐丧失了这种“文化期求”。比如，河南是名校投放招生指标{zd1}的省份之一。而对河南人的歧视，在中国社会中也非常流行。久而久之，河南人就丧失了文化自信，其教育表现也会降低，甚至放弃针对名校的教育竞争。
按人口比例建立“配额制”，当然不是矫正教育不公的{wy}办法，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政策环节。配合以基础教育资源的均分，“配额制”能够大大提高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孩子对自己的“文化期求”，进而更充分地利用已改善的或尚未改善的“办学条件”，奋斗到大学的门槛。而他们的成功，又会给他们的后代创造“文化楷模”，带来长久的社会效应。这些弱势阶层的子弟越是全面地进入大学(特别是名校)的竞争，大学的选才面就越大，录取就越严格，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越有望扭转目前的“弱智化”趋势。
文/薛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