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大众DV》之邀，为7月号的杂志写一篇关于我工作室的文章，写别人容易写自己确很难。

若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截稿期限，我想在两个月内我也会写一篇这样的文字给自己给大家。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海中有很多过去的画面和音乐，历历在目的，转眼xx年了。

常问自己，你荒废了没有？你蹉跎了没有？你忘记了原来的自己了没有！

写文章是很好的梳理，我坚信{zh0}的纪念是反省！

引言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便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每每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用“绿洲”这个词作为工作室的名字的时候，我都会提到信乐团的这首《海阔天空》。还因为英文“OASIS”一词在中文中的解释是——令人宽慰的事物或处所。电影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完成的事情，也不是两三年一蹴而就的买卖。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工作室就是有一个我们承载的现实生活与电影理想的空间与平台。

用“工作室”作为开始

    2004-2007年大学毕业后的三年间，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换过几份工作，考过一次研究生，做过很多种尝试，不一样的到是在此期间游历了中国的十几省市，完成了一次自我发现和事业定位的旅程。

    2007年是很关键的一年。那年春天，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远赴贵州山区拍摄纪录片《脸子》。这是一次至今都非常另人怀念的拍摄，在整个过程中，摄制组的五个人，制片人、导演、摄影师、美术、花絮导演，就像一个手掌上的五根手指，当它们紧紧地握到一起的时候，仿佛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正是如此，在这个团队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之后的绿洲电影工作室的雏形。那年的夏天，经历过一场大病痊愈之后的我决定结束之前个体影像工作者的状态，转而开始用“工作室”的形式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dy}个三年的生存之道

    工作室成立于2007年8月，当时我把一半的积蓄都投入到在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一套小复式酒店公寓半年的房租与押金当中，但并没有急于开始赚钱，而是选择了每天开门会客。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工作室前后接待了业内外的朋友不下500人次，每天我都做详细的会客记录以及安排之后的会客邀请。这三个月时间是工作室开业一场漫长的发布会，也是让别人了解你工作室的同时，你也了解了不少市场的需求和你生存下去的空间。

    那段日子表面是光鲜的，但内里却十分的煎熬，毕竟每天都是在支出，入账却几乎为零。还不如我一个人单干的时候来钱快，但从现在看来证明这样的选择还是正确的，毕竟机会不是xx靠等待，等多的是靠创造。

    转机出现在工作室成立的半年以后，其实那也就是快“弹尽粮绝”的时候了，工作室的凭借着一系列大型企业年会视频的拍摄和制作，得以在财务问题上得一缓解。虽然去拍摄和制作那些千篇一律的会议场面不是我做工作室的初衷，但在当时那样的“活”却是能够实实在在的让工作室维持和继续下去的依据。

    在缓解了生存危机后，工作室又走回了“不赚钱”的老路。例如策划影片放映活动、青年电影人沙龙、参与到不少国内外电影节的选片和联络的工作之中。在那些外人看来不是机会的机会当中却滋生出了之后的很多在商业项目上的合作。

商业上的定位

    因为是从拍摄纪录片开始的缘故，工作室起初的定位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资金，每年拍摄一到两部纪录片为主要工作目标的。为此，我也曾做过不少南征北战的求索，但中国纪录片市场的现实是残酷的，光靠纯粹的纪录片想养活好自己对于一群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现实中，大部分的项目还是商业性的视频拍摄和制作，但有的客户之所以选择我们工作室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不同之处。在每次提案和制作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把一个客户看成是一个纪录片长期跟拍的对象去了解和把握，对于其公司和业务的定位的在视觉呈现有很大的前瞻性，往往拍摄时候会考虑到如果去构筑一个公司的影像史。于是，我们就有了不少长期合作的客户，进而那些客户所有纪实类的拍摄和制作都由我们承接下来了，同时业务也就衍生到了其广告TVC的范畴。

    工作室的另一项业务主要是在上海本地的制片协助和拍摄上，由于在上海的人脉以制片成本上的一定优势。我们经常会和国内外的一些影视机构合作，有的充当他们在上海的执行团队，提供翻译、制片、设备等诸多的协助，有的则是根据客户的要求直接拍摄成片以及素材。

团队的建设

    工作室起初，有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想做影视行业不同环节中小工作室之间的一个整合者。比如摄影、后期、平面设计、服化道具之类的小型工作室，但实践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山之石的确是可以借之用之，但在这一过程中，管理上的效率和成本的控制变成了一个始终难以平衡好的问题。与其分散尽力的去为别人做嫁衣，不如做好自己身团队的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夏天，工作室{swql}的接收了8实习生，每周隔日分两班倒得轮流到工作室来实习，他们大多都是上海影视类高校的在校生。奥运期间，工作室的骨干带领着这只“学生军”拍摄和制作完成了纪录片《那天》，同时还与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合作举办了多次青年导演的放映活动。直至今日，我留下了其中的一个人，作为我们工作室长期的制片助理，其他的学生仍在工作室的日常工作中发挥着不小的作用。

    那个夏天，工作室其实更像是一个俱乐部。在为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实现自己电影理想的可能性与进一步提升自己专业水准的平台。

电影化制作的尝试

    2009的夏天，我们应邀拍摄中国移动投资的一部高清数字电影《移动功夫》中的一个篇章，与我们同样在其他城市拍摄到导演有张一白、陆川以及杜海兵。无论是从剧本、设备、场景、剧组配置的要求丝毫不亚于一部中等规模的电影拍摄。之前散落在各处的兄弟们再一次高速集结，我出任执行制片人，巴黎国际电影学院毕业的丁正担当导演，还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摄影的席冰被召回上海、工作室另外两名年轻的导演也同时充实到了剧组担任场记与摄影助理，从实习生转为制片助理不久的强旎也在整个过程中挑起了执行制片的大任。当时，剧组的工作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诸如拍摄场地秩序失控、原生态演员不在状态、高空拍摄危险等诸多问题，但最终还是在每个人的全情感投入中，在短短的一周内把15分钟的高清短片拍完了。该片{zh1}是在《三峡好人》的剪辑孔劲蕾老师的手中完成{zh1}的剪辑，不久的将来应该会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

工作室未来的规划

    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的{dy}步是正规化，首先是注册公司使财务和管理制度上日趋完善。但这不代表会抛弃以往的合作模式和管理制度，需要从工作室和公司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路。第二步，则是利用工作室长期在上海地缘优势，成为国内外影视、媒体、剧组等机构在上海拍摄时体制外制片协助的{dy}的选择。第三步，整合周边的青年电影工作者的资源吸引投资，制作能在更大的市场和舞台上流通的电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