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仁青上一次见面是在半年前的康定。本书中的大部分人物——扎多、仁青、木梭、尼玛和耿登，参加了那次康定的“神山圣湖”保护会议，也是那一次和仁青的见面，让我最终决定写这本书。

2005年11月28日，耿登给白玛旺姆送玫瑰花的第四天，我和他、扎多以及尼玛同坐一车去康定开会。耿登有些醉意，大部分时间在昏睡，心中时不时想着那个姑娘。

第二天在扎多的翻译下，我和仁青桑珠交谈，几天后在《南方xx》发表报道《神山圣湖守护者》：

“手机实况转播”

41岁的仁青桑珠，身穿藏袍，坐在会议室前排，紧盯着北大校长许智宏的脸。

这位来自西藏贡觉县大山里的农民，没上过{yt}学，听不懂普通话，但在11月29日，他坚忍地坐在会议室里，紧盯许智宏，希望从他的脸上猜出他所说的话。

他右耳上塞着手机的耳机，这不是追求时尚，而是在进行一场“实况转播”：电话的那一头连着西藏贡觉县，几十个农牧民聚到仁青桑珠的家里，打开电话的免提，屏住呼吸，想知道这位北京大学校长说些什么。

在他们心中，从来没有一个会议是如此遥远,也从来没有一个外面的会议是如此近——会议上讨论的“神山圣湖”保护，与他们息息相关。窗外，他们所保护的森格南宗(狮子)神山高高矗立着。他们想知道，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护神山，外面的人怎么看？

许智宏校长说，神山圣湖是藏族人民神圣的地方，很多圣湖也是重要的高原湿地，它们的稳定对于藏区、全中国乃至东南亚的生态安全和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西南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但又非常脆弱。这里的保护已引起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多的基层干部和社区百姓投入这项事业，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社会各界都应该支持。

仁青桑珠通过自己找来的业余翻译，弄明白了许智宏的话，立即兴奋地将这一信息转告给家中的老乡们，然后想关掉手机。

“仁青桑珠，你不要关手机，让我们听听会议上说些什么。”他村里的朋友索南求培说。

“可你们和我一样，听不懂汉话。”仁青桑珠说。

“没关系，你就开着吧。”乡民们说。他们将耳朵凑近电话机。这是他们极少的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每当听到会场爆发出笑声，乡民们急急问仁青桑珠：“他们在笑什么？与我们有没有关系？”

仁青桑珠再请人将发言翻译给家乡人，他为了实现这次“实况转播”所充值的300元话费，像家乡热曲的水一样，很快哗哗哗地流走。

但豪爽的藏人是不在乎钱财的，他们在乎的是神山圣湖，他们热爱的家乡。

一个藏族村庄的环保实践

仁青桑珠的家乡有一座名为森格南宗的神山，庇佑着这里的世代藏民。“我爷爷那时候还有茂密的森林，有老虎、野人，可后来树全砍光了，像剃了光头。”仁青桑珠说。

保护神山的传统，令藏民极为珍视生态环境。他们开始种树，但因为不知道政府的政策，只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2003年初，青海三江源保护协会的扎西多杰来这里告诉村民们，种树可以光明正大，这是政府鼓励的事。“村民们心里一下子亮了。”仁青桑珠说。他们立即成立了“森格南宗生态保护协会”，1300名村民都是会员。这年春天他们开始种树，计划一万棵，可到哪里找这么多树苗呢？

2004年，从政府来的喜讯几乎将他们冲击得站不住脚。贡觉县这一年有80万棵沙棘种植任务，可找不到人种，正愁完不成呢，一听村民要树苗，林业局一下给了他们40万棵，还有其他树种4万棵。

“哇！这么多树啊！”村里人激动得睡不着觉，唱着歌跳着舞，满山遍野去种树。当山上的小树一点点多起来时，村民们要巡山了。在历史上，根据部落法律，每家每户要派人骑马巡视神山，防止偷猎。巡视之后他们才决定资源的利用：哪里的树可以砍，什么时候砍。

村民也讨论这样的问题：狼来吃羊怎么办？{zh1}他们决定，谁要是打死一只狼，罚款50元。也就是说，当狼威胁到农牧民的生活基础时，可以打死狼；但通过罚款又告诉大家，这种杀生行为是不被鼓励的。

之所以要讨论狼的问题，是因为2002年之前狼多成灾，村民不少奶牛被咬死。但2004年到2005年，一只牛羊也没被吃掉，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灵！我们的环境只保护了一年！”仁青桑珠高兴地说。

村民们发现庄稼地里有动物来过的痕迹，像是岩羊，这提供了对这一奇迹的解释：村民们保护神山，种树种草，野生动物多起来了，狼有了食物就不再袭击牛羊。但野生动物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仁青桑珠说，好像山神给动物们打了个电话：“这村的人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了，你们都去吧，狼也不要吃他们的牛羊了。”

村民们更加相信人与自然是可以对话的。

村民们开始清理神山，2003年春天，50个村民在一座山上捡了三天，将所有垃圾捡出来，一片纸都不留。他们在地下挖了一个坑将垃圾埋起来，上面撒上草种。村民们细心地观察着，春天过去了，草没有长出来，夏天过去了，草还没有长出来。看来这个方法不行，造成了二次污染，他们将垃圾刨出来晒干，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可山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垃圾呢？

这里出产虫草，很多人上山挖虫草，将生活垃圾随手扔到山上。仁青桑珠知道，不能禁止挖虫草，因为大家太穷了。村民再次讨论之后，决定允许挖虫草，但必须将自己的垃圾背下山，挖虫草刨的坑也要填起来，将原来的草皮补上。村民们讨论的不仅是环境保护，还有生计问题：如果挖了坑不填起来，三年之后草场破坏严重，虫草就没有了。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这些制度。

仁青桑珠说：“这些道理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而是自己讨论后认识到的。这也是民主讨论的好处，它让村民们自觉行动。”

仁青桑珠自己办了一份藏文小册子，名为《自觉》。在这本小册子上，有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佛教有关生态保护的教义。里面还有一句话表明这个村庄环境保护的首要原则：“以国家的稳定、民族政策和法律为依据。”

可是复印一本需要十几元钱，仁青桑珠的小册子只印了50册发给村民。“我没钱了。”他笑着说。在康定的会议上，仁青桑珠拿着这本小册子给与会代表看时，“保护国际”的中国首席代表、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当场承诺，资助他们印刷更多的小册子，发给附近的村民，让大家都来保护环境。

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山圣湖”

吕植教授说，西部山地生态保持良好的地方，大多因为有神山圣湖的存在。当地百姓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护自然环境，已经惠及东部，可发达地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国家在西部建立了大量保护区，但因为人员和资金的缺乏，有的保护区一个人要管理上万平方公里，要达到有效管理绝无可能，因此保护区的管理模式要改变，要与当地社区百姓的环保行为相结合。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对类似于仁青桑珠和村民们所做的“社区保护”，应给予法律认可。

但会议出现一个小小的争论。四川省甘孜州档案局研究员得荣·泽仁邓珠解释“神山圣湖”的起因说，远古时候，藏民族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科学解释，因此产生了本能的敬畏大自然的心理，这是藏民族保护生态观的形成之始。

但云南卡瓦格博文化社的木梭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站起来说：“如果这样，是否意味着“神山圣湖”是迷信落后的？”

仁青桑珠说，这不是迷信，是藏族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慢慢形成的环保文化。藏民族生活的青藏高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方，在人类发展中，藏族人比其他民族经历了更多的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在藏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中都有反映。

正在自费整理、保护藏文资料的仁青桑珠认为，藏民族对自然的感受最深，很多藏族文化就来源于对环境的体验。很多外来人说，藏民族文化中有一些朴素的环境保护因素。“其实它不是‘朴素’的。”仁青桑珠说。他认为，藏民族的环境保护文化，已上升到生命之间平等对待的高度，他们尊重自然，尊重生灵，因此在青藏高原上，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了好多好多年。

而在其他地方，环境保护是工业污染所带来的迫切要求，不是因为对其他生命的尊重。仁青桑珠说：“我们村民保护环境，是遵从传统文化，很快乐地去做，没有其他目的，而外面的人做保护环境——”他两手伸出，做了一个拧湿衣服的姿势，“是被法律和钱挤出来的。”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没有结论。与会的世界着名动物学家、作为外国人{dy}个获准进入西藏羌塘无人区进行研究的乔治·夏勒博士的话，令仁青桑珠印象深刻：“必须保护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我们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山圣湖’。”

我的文章没有细讲扎多与仁青的见面。2003年春天，扎多随嘎玛去贡觉，见到仁青，两人相见恨晚，促膝谈了三夜。仁青说，村民们想保护当地的森林，但怕政府不同意。2002年，县公安局来打猎，仁青看见他们打死一只獐子，不敢当面说，要护林员去告诉公安局，当地村民不高兴他们打猎。公安局很生气，弄辆警车在村里响着警笛开来开去，村民们很害怕。

“你们不用怕，”扎多说，“你们属于长江源xx林保护区域，大胆做！你们的做法受国家保护。”

扎多建议他们成立协会，并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扎多临走时，仁青在热曲桥头给他献上哈达，并像送情书一样悄悄递给他一封信：“你所说的，就是我所想的。我找到了知己。”下面郑重盖着一个印章。那印章是嘎旺法王送给他的，平时作为xx符带在身上，上面印的不是名字，而是普巴金刚。

扎多成了仁青最敬佩的人，“他说话跟我吃肉一样，一块是一块，清清楚楚，逻辑分明，说到我心坎上去了。他说话就像我们部落头人。”仁青对我说。

在拉萨，仁青放下摩托车，带我们去转大昭寺。几十个藏族人在大昭寺门口不停磕着长头。大昭寺正门之上，两个像鹿一样的动物仰头望着中间一个镀金法轮，法轮常转，意指佛法常存。

“这不是鹿，是藏羚羊。”仁青说。他研究古象雄文化时，在古书里发现了这种图形。象雄古国在藏北，那里是藏羚羊的栖息地，也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发源地，仁青认为这种图案形成于苯教与佛教融合时期。

“为什么要用为藏羚羊图案？”我问。

“因为藏羚羊讲规则，何时迁徙，何时产仔，绝无变化，就像因果。”他说。

我们到了他在八廓街南边的家，那是一个白色院墙的小房子。刚刚坐定，尼玛走进门来。他代表吕植教授给仁青送来2000元钱，支持他印刷保护环境的小册子。我开玩笑道：“尼总，出手就是钱啊。”

他笑道：“是啊，这么大的事，我不出手，其他人办不了啊。”

仁青打开电脑。那是一个活佛捐赠的，他用来整理香曲多杰的经书。仁青得意地给我们看他输入的藏文字，他会写十几种文体，有些文体很多藏族人从不知晓。很多字体在软件中没有，是他自己在电脑中鼓捣出来的。扎多说：“他脑子里没有任何教条，没有做不成的事，就是不停地试。”

他曾在打字室里碰到一位藏族教授，那位教授说，肯定有什么法子在电脑中开发藏文软件。仁青听了觉得好笑：他已经做过了。“他们觉得电脑总是红头发蓝眼睛的人做的。”仁青说。

仁青又给我们看他在电脑上处理过的照片，一个大仁青桑珠将一个小仁青桑珠抱在怀里，他乐得哈哈大笑，对尼玛说：“你懂汉话，也懂英文，你要是做，肯定能创作出不少好东西。我们藏族人脑子很聪明，可惜很多时候不去用。”

嘎玛进门来，他与扎多见面就谈工作，一谈就争吵。嘎玛说：“在藏区保护环境时，应当强调民族和宗教文化，比如说‘如果动了我们的神山圣湖，我们就死定了’。要让国家认识到这种文化的敏感性。”

扎多说：“但国家早有相应的官方词汇，比如‘十一五’规划中已规定，哪些地方适宜开发，哪些地方有限开发，哪些地方{jd1}不许开发。我们不能光提‘神山圣湖’，而要将保护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中。”

“光正统的官方说法没什么用，”嘎玛说，“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强调，比如说我们老家有个地方挖金矿，把神山挖得一塌糊涂，挖到了老百姓的房子前。我们跟上面说，这威胁到藏民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这样一说，立即管用了。”

“这只是临时的方法，不能长久起作用。”

“孔子的家乡有棵古树，高速公路修到那里，为了保护那棵古树，公路分岔过去。如果那棵树没有文化，怎么可能保住？”嘎玛说。

“那树之后肯定有相当的力量，有人为它说话。”扎多说。

“后面有多大的力量也没用——如果树没有文化，没有价值。”

“藏族无数的寺庙，都是有文化的，但保住了吗？我要解决的是总体问题，你说的是一个点上的策略。如果你强调我们的文化需要保护，神山圣湖需要保护，那么，你对谁说话？建设部？环保局？文物局？林业局？他们都不管神山圣湖，你无路可走嘛。”

“我们就是要讨论策略问题嘛，”嘎玛说，“要会用方法，如果我大声叫‘扎多！’，你不高兴，如果我轻声温柔地叫‘扎多’，你就高兴了。‘神山圣湖’这个词敏感，我们就不提了，但要强调文化历史背景，你们客人来了，要尊重我们的文化。”

“但还是没解决法律地位问题啊。”扎多说。

“但‘神山圣湖’这个词，无论如何进不了法律啊。”嘎玛说。

“这样一个点一个点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布达拉宫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都被破坏，没有法律地位的神山圣湖，命运能好到哪儿去？”

“你要打开脑子啊，”嘎玛急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比如‘保护传统文化’，这在法律中肯定有啊。”

谁也说服不了谁，嘎玛要用宗教和文化传统保护环境，扎多不拒绝这一点，但他认为用“主流话语”——比如法律和科学术语来游说，会更有效。在主流社会，人们认为“神山圣湖”是愚昧的迷信。

一个多月后，嘎玛又对我说起这个话题：“拜神山圣湖不是迷信啊，不是我拜你，求你让我发财，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我尊重你，让你平安，我们大家一起平安。”

他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去四川的路上。离开拉萨一个多月后，2006年7月初，我与扎多从玉树出发，行驶三天到昌都贡觉孜荣部落，见到嘎玛和仁青。两天后，扎多与仁青继续深谈，我与嘎玛及嘎玛的朋友、香港生意人马先生一起离昌都赴四川。7月5日夜里，我们刚驶离嘎玛家乡时，两辆警车闪着警灯迎面开来，开往孜荣。“是不是出大事了？”嘎玛自言自语。

孜荣部落与江达县的角雄部落相邻，两个部落为争草场几十年来冲突不断，最近几天又剑拔弩张，我们在嘎玛老家时，任村长的嘎玛三弟晋美朗加忙于处理争端。

嘎玛说，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就有证据证明那片草场是孜荣部落的，但人民公社时期，角雄村人强行将帐篷搬到这片草场，从此两个邻居反目成仇，几乎年年武斗。这几天双方又有摩擦，公安机关也在介入。嘎玛忧心忡忡，但我们所走的地区大多没有手机信号，他急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