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仝冰雪 图/梅家庆

140年前，就在摄影术发明不久的1870～1872年间，一个苏格兰人，带着他笨重的摄影器材，在中国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旅行，并用他手中的摄象机，拍摄了大量反映19世纪中国真实面貌的图片，记录下这片古老东方大地上的景色和人民。

“如果当年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这个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带相机的马可·波罗”的苏格兰人，就是约翰·汤姆逊，而当他拍下的这些照片，这些“晚清碎影”，一张一张地从眼前掠过，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真实饱满的晚清中国。

香港的照相楼

在1872年11月29号和 1872年12月13日出版的《英国摄影期刊》上，汤姆逊的两篇文章系统描述了关于香港中国摄影师的活动。他介绍说，在香港的皇后大道上，有二十家中国人开的照相楼。其中，有个叫阿芳（Afong）的摄影师“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凭他的才能，甚至在伦敦也能立足”。他随后详细描写了一个叫阿洪（A-Hung）的中国人经营的照相楼，向人们全面展示了一个清代中国照相馆的生动写照：

进入摆满广告肖像照片的门口，登上窄窄的楼梯，来到二楼的接待室，光着膀子的阿洪赶紧穿上衬衫，用洋泾浜英语和他打着招呼。随后阿洪向汤姆逊介绍了中国人的摄影趣味，他说西方人总喜欢在摄影时脱离直线和垂线，而中国人喜欢直视镜头，脸部没有阴影，这样他们的朋友在远处观看照片时，就能看到他们的双眼和双耳，这样才能体现一个人的全部容貌。虽然受西方摄影教育的汤姆逊并不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样的构图太平淡了，还和阿洪争论起来。{zh1}，汤姆逊开玩笑地说：“如果为了展示一个人的全貌，你为什么不把人的后背和辫子也照一张，贴在正面照片的后面呢？”阿洪丝毫没有示弱，风趣地说：“好建议，我考虑考虑！”

随后，他跟随阿洪来到了另外一个小屋里，墙上挂满了肖像照片，也有画在帆布上的油画肖像，当时很多照相楼同时经营画像业务，这些肖像大部分是外国人，也有很多舰船画像，对经常光顾港口的外国海员来说，为他们的朋友或先人画像带回国内，是一份不错的纪念品。四五个光着脊背，下穿绸裤的中国画家口含烟斗，一边对着照片画像，一边聊天，其中一人还在阳光中哼着小曲，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北京的摄影实践

和香港早期繁荣的商业摄影相比，在当时作为大清都城的北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北京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的商业摄影是成立于1879年的丰泰照相馆，由辽宁法库人任庆泰（字景丰）创办。根据汤姆逊的记载，到1871年，至少两位北京人在进行摄影实践活动。一位是王先生，陪同汤姆逊去了西郊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拍摄，王先生是当时北京工部的一位高官；另外一位叫杨方（音译），他是一名当铺的老板，早年在上海接受教育，也学会了很多时髦的知识和西化的生活方式，很愿意和北京的外国人交朋友。杨先生邀请汤姆逊到家里做客，汤姆逊发现杨先生在家里建立了一个摄影室，自己动手配制药液，为家人拍摄了大量肖像照片，挂在自家的墙壁上。杨方还和汤姆逊交流了摄影的心得。虽然在汤姆逊的眼里，王先生和杨方还属于业余摄影师，但说明在当时的大清禁地，在皇室还没有接受摄影术的情况下，摄影术已经在上流社会和民间生根发芽，开始发展了。

恭亲王奕

在约翰·汤姆逊来到京城的短暂光景里，他在总理衙门拍下了几幅重要的人物肖像，其中包括当时满清的重要官员成林、宝鋆（yún）、文祥、董恂、毛昶（chǎng）煕、沈桂芬，他还在这里遇见了当时权侵朝野的恭亲王奕，还在恭亲王府拍摄下了一幅日后被广为引征的恭亲王的肖像。这幅肖像是如此的让人熟悉，我们早在初中的历史课本上就见到过这幅照片，恭亲王的形象是如此令人难忘，强烈的高光落在恭亲王的前额，正襟危坐的他似乎在沉思着什么，表情略显沉郁，却不失坚毅的光芒。

约翰·汤姆逊是这样对这幅照片进行描述的：

“恭亲王亲切地与我交谈了几分钟……他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说实话，他的相貌并没有像其他在场的内阁官员那样深深地打动我。不过，他的脑袋按照颅相学的说法可以称得上{jj1}。他的目光能明察秋毫，静坐时脸上常露出一种阴沉而坚定的表情。……我真想知道，他是否能意识到，他和他周围的这些大臣们，肩负着支配数百万人民命运的沉重担子，或者他们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注视着大清帝国和她的人民的现状。”

我一直在揣测这幅照片中到底包含有多少的内容，似乎在恭亲王注视镜头的目光中，远远超过汤姆逊叙说的重量，这沉郁的表情似乎笼罩着两次xx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阴霾，然而在奕桀骜不驯又xx坚韧的眼光中，似乎寄托着中华民族{zh1}的希望，饱含着风起云涌般的洋务运动的磅礴热情，我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幅照片摄下的不仅仅是恭亲王，而是他心中恪守着的晚清帝国{zh1}的荣光。

喊号的更夫

有趣的是，在为总理衙门的大臣拍摄照片之前，约翰·汤姆逊在总理衙门外的道路上，拍摄了一幅满族更夫的照片，与拍摄大臣们时的取景色调大相径庭，外黑内白的环状色彩，照片中更夫略为扭曲成S型的身姿，使得整幅肖像极具造型感，高光打在了更夫的右侧脸和前额上，他的脸部表情在这样强烈的黑白对比下极度的夸张。

约翰·汤姆逊在书中这样写道：

“对于访问这个中国天地万物中心的陌生人而言，几乎难以相信那些穿着皇帝恩泽的羊皮袄，在中国都城繁荣景象中充当着更夫的可怜的人们，实际上是曾经显赫一时的游牧民族的残渣余孽。他们曾使欧洲人感到恐惧，并制服了整个‘中原大地’。事实上，中国汉人的勤劳和经商能力，已经征服了彪悍的满族人的后裔，尽管是满族人xx了明朝的统治。”

这幅肖像的确让人震撼，干瘪的脸部和叫唤时外露的牙齿，让整个画面显得极为尖锐，更夫百无聊赖的表情和安于现状的神色，更是让人横生一种不安与绝望。在约翰·汤姆逊的照片中，这样多少带有悲剧色彩的底层人民生活的照片确实不在少数，这里面包括抽吃xx的人、市井流氓、流浪者、麻风病人和孤儿。

我想，作为虔诚教徒的约翰·汤姆逊先生，对于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人民，其怜悯和关爱是不用质疑的，更重要的是，汤姆逊在他的文字叙说中不厌其烦地提及洋务运动，提及商业、铁路、矿产，这张更夫的肖像照与众多底层人民的照片，一并成为了中国社会热切需求变革的证据。

放松的中国人

今天当我们仔细审看汤姆逊拍摄的影像时，更会被汤姆逊杰出的沟通才能所折服。我们知道，汤姆逊所使用的照相机，根据光线强度不同，曝光时间都是几秒甚至十几秒钟，但我发现，汤姆逊有意识地脱离了早期传统的拍摄静态人物的方式，拍摄了大量动态的肖像和群体照片。比如，正沉浸在欣赏“西洋景”的孩子们，正在街边享受午餐的“苦力”，正在给小姐梳头的丫鬟，正在磨刀的匠人等。这些照片，不是我们今天抓拍那么简单，而需要耐心地和被摄者沟通，甚至让他们保持某个姿态很长时间。虽然汤姆逊有中国的助手和翻译，但在当时摄影术并不太受欢迎的中国，尤其是在内陆地区，需要摄影师在一个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说服被拍摄者配合，比如如何保持姿势，尤其是保持一个真实、放松的姿势，这里面需要极大的和真诚的沟通能力。

在汤姆逊拍摄的中国人肖像中，有不少夫妻对视、母子相望、主仆眼神交流的照片，这是不符合当时中国传统习俗的，有人说，这都是当时外国人给拍摄者银两才达到的效果。确实，当时很多外国摄影师为了让中国人配合拍照，都给一些所谓“报酬”，但我认为，这样的效果更多的是汤姆逊真诚的沟通才能所取得的。他曾在游记中写道：“我主动给了住所里的小孩几个银币，但是一位老绅士不许他们接受。经过我再三解释，这是有着吉祥象征的礼物，并非有意作为对其殷勤款待的报酬，他们才勉强收下。”可见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汤姆逊在尊重中国风俗的基础上，表现出了充分的灵活性，这样也使他能够拍摄到一般西方摄影师难以达到的效果。

比如在一张旗人女子梳头的照片中，端坐的小姐自然、放松，面带微笑，旁边站立的丫环面容敦厚，神情专注，而一侧的孩童天真无邪。直到今天，这张照片依然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北京拍摄满族新娘的照片时，汤姆逊了解到了这个新人未来在传统家庭中的低贱地位，凝视照片，我们被新娘精美的头饰和华丽的盛装所吸引，更打动我们的却是新娘那忧郁的眼神和无奈的神情，这也正是作为摄影师的汤姆逊同情心的真实写照。

1898年，汤姆逊在他{zh1}一部关于中国的出版物《镜头前的中国》{dy}章结束时曾说：“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从他毫无生气的现状中觉醒。”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他的作品{dy}次回到这片曾经给他带来xx欢乐和无限趣味的土地上时，他善良的愿望也正在这里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