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算是一次高考吗?_老记_新浪博客

这也算是一次高考吗?

 

 

一、《飞刀赵》的风波

 

回到农村后,我也很积极向上。因为我很天真,觉得到农村来并没有什么不好,起码可以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改造思想,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积累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我当作家、做诗人的梦想并不矛盾。

不久,我当上了大队团总支宣传委员,领着农村青年大搞科学种田;学雷锋,做好事;大办夜校,帮助农民们扫除文盲。

这期间,我在黑龙江农村报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以诗歌为多。譬如,发表了一些歌颂学习xxx著作和歌颂焦裕禄、王杰、张勇、金训华等英雄人物的诗歌,以及表现生产队热火朝天劳动场面的诗歌、散文。在学习xxx著作的热潮中,我在黑龙江农村报副刊上发表了诗歌《“别人的书哪能这么好!”》:

灯花跳三跳,

夏夜静悄悄,

婆婆看了三四回,

媳妇屋里灯亮着。

婆婆下地扒门瞅——

小两口端着书本唠……

 

门轻敲,紧叨叨:

“挺短的夜,快睡觉……”

媳妇迎婆婆,

儿子把妈叫。

 

儿子念了一段书,

念得妈妈满脸笑:

“孩子,再念叨念叨,

这话儿,可说在妈心上了。”

 

灯花闪闪跳,

婆婆心劲高,

听书入了迷,

忘了去睡觉。

“妈呀,这是xxx的书!”

“妈就寻思,别人的书哪能这么好!”

 

我的诗歌创作,受东北xx乡土诗人王书怀的影响较大,比较清新、上口,具有很强的农民味,在当时的黑龙江农民诗歌创作中已经小有影响,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伴随着我的诗歌在报刊上发表,总是有一些人给报社、县委宣传部写信,检举我、揭发我,说我是写黑诗、登黑报,无中生有地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报社和县委宣传部就一次次地调查我。但是,我不为所动,照写不误。后来,我还把自己所写的诗歌,发表的、未发表的,都搜集起来,编成一本诗集,取名《拂晓集》,亲手抄写在硬壳日记本上,留着自己欣赏,也有时向亲戚朋友显摆。

1965年秋天,我又发表一首歌颂老贫农的诗歌《飞刀赵》:

六十二岁不服老,

人称飞刀赵,

过硬功夫四十年——

割谷嘛,一步三刀带捆绕。

 

银镰贴地飘呵,

谷茬茬没有半指高。

回乡的小伙来学艺,

老汉把手细心教:

 

“后手矮,端平刀,

劲猛不能连根薅……”

心血凝成的好经验呵,

一件一件往外掏。

 

小年轻的学“毛著”,

老汉凑去给磨刀。

支书说:“老哥!你也歇歇气嘛!”

飞刀赵,手捋银须朗声笑:

“哈哈……趁着胡子没全白,

再给儿孙踩踩道!”

 

这首诗一见报,就在我所在的利兴大队引起轩然大波。见到报纸时,大队党支部正在开会。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为人接过报纸一看,发现了《飞刀赵》一诗。他快速地看xx诗,高兴地说,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呀!你们看,赵太常又发表一篇歌颂他老子的反动诗歌!大伙听了一愣,都来抢报纸看那反动诗歌。王为人比我大两岁,是我的小学同学。他没有考上初中,回乡种地。成分好,入了党,社教中做为根红苗正的接班人,被提拔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此人相貌堂堂,风流倜傥,读书很少,学习不好,但却心眼颇多,花花肠子弯弯绕,善于拨弄是非,是个大搞阶级斗争的一把好手。

开会的人,除了书记,就是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贫协主席等等,应该说是全大队农民中的精英。但是,他们却没有找到歌颂我老子的文章。{zh1},在王为人的指点下,才读了《飞刀赵》,但也没有搞明白为什么是反动诗歌。

这时,王为人连分析带解释地说,大家想想,赵太常他爹不是50多岁嘛?和62岁也差不多少哇,还姓赵,可钉可铆,他写的不正好是他的老爹吗?这不正是地主子弟公然歌颂他的地主份子老子么?

大伙都愣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吱声,也不敢肯定王为人说得对不对。但是,这件事却不胫而走,风一样地传播开来,人人都知道赵太常在报纸上又登了一首歌颂他老子的反动诗歌《飞刀赵》。

当天晚上,我在家吃饭,生产队马队长来了。他一进屋就立眉瞪眼地问,今天的报纸呢?我挺奇怪,他找报纸干啥,他一个大字都不认识,上县里开会,不认识“男女”两个字,硬走进女厕所了。他是从来不看报的。但我还是站起来,从幔杆上取下那张报纸,递给他。他正看看,倒看看,问,这就是登你的稿子《飞刀赵》的报纸吗?我点点头。

你为什么把报纸拿你家来了,不让旁人看咋的?

我说,不是!这上面登了我的诗歌,我想保存起来!

他说,你别保存了。大队说了,你这是写的一首反诗,得对你进行批判斗争!说完,他还一甩袖子,拿着报纸撅搭撅搭地走了。

我的爹妈可吓傻了,吃在嘴里的饭再也咽不下去了。

从这以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说,那就是写黑诗、登黑报的人!这事惊动的动静还真不小,公社和县里全都知道了。我的压力确实挺大,没有说理的地方啊!

当时,公社团委书记严真复在利兴大队包队,找我谈话,他说,你的诗歌是文艺作品,是虚构的,不是消息、通讯,不是真人真事。你要相信组织,不会把你写的诗歌和现实人物对号入座,不会冤枉你!某些人的看法不能代表组织!你要放下包袱,正确认识,做好工作。

但是,只有严真复一个人是这样说的,他的声音显得太微弱了。

他的谈话,没有解除我心中的的疙瘩和压力。

至此,我的作家美梦破灭了,我的诗人激情被击毁了,我还能有什么理想呢?我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彻底垮了,不想活的心都有了。

1965年深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工作队进驻利兴大队。

有{yt},工作队的秘书李震寰找我谈话,就是谈《飞刀赵》。李震寰,瘦瘦高高,四十来岁,戴着近视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很干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他主要是听我谈,有时点点头。他对《飞刀赵》的看法与严真复基本一致,鼓励我,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做好工作。我还说了我的手抄本诗集。他挺欣赏我的才能。他还告诉我说,他也是个诗歌爱好者,喜欢读诗,也喜欢写诗,只是写的不太好!他很谦虚。

随着政治空气愈来愈浓,利兴大队的团员、青年和小学的教师都发动起来了,开始对我进行批判,深挖我写《飞刀赵》的动机,质问我为什么写黑诗、登黑报?为什么歌颂地主老子?我的大队团总支宣传委员的职务被撤销,团籍被开除。大有不xx我不足以平民愤、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

后来又召开一次批判会,社教工作队秘书李震寰也出席了。

由于他的出席,使会议增加了不少严肃气氛,发言者慷慨激昂,火药味很浓。一个老师说,赵太常诗中的“心血凝成的好经验呵,一件一件往外掏。”能有什么好经验?不外乎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经验、资产阶级的经验、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反革命的经验!

另一个老师说,他在诗中说,“小年轻的学‘毛著’,老汉凑去给磨刀。”人家学“毛著”,你个老地主凑去磨刀干啥?这不是明摆着磨刀霍霍吗?地主阶级要xx、要复辟呀!

一个供销社的店员也发言批判说,这首诗的要害是“趁着胡子没全白,再给儿孙踩踩道!”你们说,一个老地主能踩出什么好道来?只能是踩出一条资本主义的道、修正主义的道、反革命的道!我们贫下中农{jd1}不答应!……

作为工作队代表的李震寰{zh1}发言,他慢声拉语地说,我代表工作队谈三点意见:一、同志们批判的炮火很猛烈,战斗性很强,但是目标不准!你们的目标应该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应该是赵太常同志!二、你们的批判火力主要集中在诗歌《飞刀赵》上。这是不准确的!据我所知,报纸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新闻,包括消息、通讯等,写的是真人真事;另一类是文艺副刊,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这些写的就不是真人真事,而是虚构的、创作的。这两类作品作用是不一样的,二者也不能混淆。我认为,赵太常写的《飞刀赵》不是消息、通讯,不是真人真事,而是诗歌,属于文艺作品,是虚构的、创作的,不要和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对号!三、经过工作队的调查研究,发现赵太常同志做了许多好事,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地富子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希望批判、斗争、伤害朋友的事情再次发生。对于拉一把就能拉过来,推一把就能推过去的地富子弟,我们党的政策是拉,是给出路,是团结,而绝不是推!

《飞刀赵》的风波并未就此结束。

随着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随着“三家村”的被批判,随着一株株“大毒草”的被拔出,李震寰的发言也没有阻挡住利兴大队贫下中农和造反派们批判《飞刀赵》的滚滚洪流。

我记得那是1966年8月的{yt},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已经汹涌澎湃到了荒远的利兴大队。

早起,大队通知,全大队男女劳力都到利兴二队队房子开会。我也不知道开什么会。

我当然也要去开会。当天下大雨,我是穿雨衣去的。当我走进二队院子,还没有进屋,站在屋门口的李震寰就看见了我。他好像是在等我。他一把拉住我,急急走到房头,轻言轻语地问:你有个自己手抄的创作诗歌集么?你不是说放在你表哥那里了么?我说,是呀!他又问,你表哥在哪里?我说,在双丰粮库。他说,那好!你今天别开会了,去双丰粮库取那本诗歌集吧!现在就走!如果今天回不来,那就明天回来!不着急,我给你假了。

我很听话,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急匆匆地赶往火车站,赶上早8点的火车,一个小时后就到双丰粮库了。可是不巧,我表哥出差了,不在家。于是,我乘坐10点多的火车又赶回来了。大雨泡天,泥泞吧唧的,回到家浑身都湿透了。我换上一套干净衣服,上衣是鸭蛋青色趟子绒三紧茄克,蓝色的确凉裤子。

我刚刚换完衣服,就听大街上吵吵嚷嚷,大喊大叫,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走出院子,站在门口一看,原来今天的会是给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戴上高帽子游街,其中有我的父亲。我心里很不好受,就啥都忘了,望着人群,想找到我的父亲。正在这时,忽听一个叫梁振有的人振臂一呼:“把破坏科学种田、写黑诗登黑报、钻进团内的走资派赵太常揪出来!”

我还没明白过来,就被戴上高高的纸糊帽子,脸上、身上和透新的鸭蛋青色趟子绒茄克都被泼上了黑墨水,推进人群,进行游街。我脑海里一片空白,又气又恨,被人推推打打,抹了一身泥,往二队队房子拥去!

这次被游街的有十五六个五类分子,都是上了岁数的老头,但也有三个年轻人,就是我,还有刘吉田、刘先左。

我们被推推拥拥地押进利兴二队的院子。这时,李震寰一眼就看到我了。他急匆匆赶过来,低声问,怎么把他们三个也给游街了?他不等别人回答,就低声命令:快,把他们三个关进给牲畜铡草的牛棚屋去!

我们三个被押进牛棚屋,李震寰又派了两个民兵把住牛棚屋门,说,看住他们,别让他们跑出去,也不许任何人进来。当时,工作队还是比较有xx的,农民还是听他们的话的!

李震寰走到我跟前,小声问,我让你去取那本诗集,你怎么没去?我说,去了,没有找到人,我就回来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不是让你晚{yt}回来吗?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你这不是回来找挨打吗?

这时,外面还在下雨,满院泥泞。二队的院子里已经大乱,农民造反派们揎拳捋袖,拳打脚踢,把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得跟头巴式,在泥水里乱滚乱爬。我的父亲就在那里挨打,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我要冲出去,把父亲扶起来。把门的民兵死死地把住门,不让我出去。另一个民兵死死地拽住我,小声说,是李秘书不让你出去,怕你挨打!你出去也救不了你爹,倒把你也搭进去了!你可别忘了李秘书的好心哪!

我万般无奈,只好低下头,两手捂住脑袋,坐在铡刀床子上。

我陷入了沉思。李震寰秘书,从早晨让我去双丰粮库取诗集,还主动给我假,让我晚{yt}回来,这不是有意把我支开,不让我参加会议,以免我被拉出去游街、挨斗,甚至挨打吗?他没有想到我回来的这么快,而且真的被游街了,他又及时地把我关进牛棚屋,并用民兵把守,把我保护起来。为了保护我,李震寰秘书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深深知道,他这样做,危险系数是很大的!他随时都有可能引火烧身,给他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一个多么善良而又原则性极强的人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社教工作队就撤出了。

 

    二、我终于当上语文教员

 

广袤的黑龙江大地,那才叫四季分明。冬天,朔风凛冽,大雪漫天,零下40多度,嘎巴嘎巴冷,刮鼻子刮脸,能冻掉下巴。山山水水都冻成了一块冰疙瘩。即使这样,社员们也要顶风冒雪去刨大壕,修水利,战天斗地。30多斤重的大铁镐刨下去,冻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夏天,不热是不热,热起来就像开了锅,气温上升到零上31度,社员在地里干活,穿着棉布小褂,脊背都晒爆皮了,直流黄水(我已经在海南生活了20年,总觉得海南岛{zg}气温零上37度,竟然没有黑龙江零上31度那么热烈)。黑龙江亮天早,三点半天就亮了。还没到二点半,生产队长就敲钟喊人下地干活了。才两点多,正是黎明前的黑暗,黑咕隆咚,还看不见小苗呢,怎么铲地?大夥就把下巴搭到锄把上,拄着锄头眯一会儿。刚刚能分辨出草和苗,就开始干活,除去早、午两顿饭功夫,一直干到晚上八点钟,天黒透为止。其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之状可想而知。

就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生存条件下,我在农村已整整干了8年农活(中间放过一年猪)。

农村也有一些需要文化的工作,譬如学校教员、供销社店员、卫生所卫生员、生产队的会计员、出纳员、核算员,等等,还有一些,但是,就是不用我,因为我的父亲是地主,我是地主崽子。我只能下地干苦活重活。我身体不太好,身单力薄,干不了重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干的半拉子活,别人{yt}挣10个工分,我只能挣5个工分。等到冬天分红,10个工分也就分个几毛钱,口粮烧柴钱都不够,干一年活,还倒亏生产队的钱。苦不堪言哪!

1972年夏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人捎信,让我回到队房子,会计找我有事。

会计说,省革委会下发通知,要求所有生产大队、生产队创办革命文化室,把革命新农村的革命新气象、农林牧副渔美好的革命发展前景,都用文字、图画表现出来,要把革命文化室布置得富丽堂皇,越美丽、越形象、越生动、越引人、越革命越好!咱们队的革命文化室就由你搞,只准搞好,不准出错。

我很愿意干这个活,因为不用再在地里挨累挨晒靠时间了,能够休息几天,缓缓劲了。

我用3天时间学习领会省革委会文件的精神,对生产队革命文化室进行策划、设计、构思、布局。然后向会计汇报我的设计、构思方案,会计听了表示同意。我又用了1天时间,上绥化街里购买纸笔、颜料、相关用品和50多本图书小册子,包括科学种田、农机技术、革命理想、革命传统、忆苦思甜、黑板报装饰图案等等方面内容。{zh1}用6天时间,把革命文化室搞好了。在搞的过程中,我利用了我所学到的书法、绘画、诗词诸方面的知识,创办了路线教育、政策法规、辉煌成就、小队蓝图、多种经营等文件规定的栏目、园地,此外,我还独出心裁地创办了一个创作园地“社员战歌”(专门刊发社员创作的民歌、诗歌、快板书、三句半等作品。其实都是我写的,挂上社员的名字,让他或她本人抄一遍,也就成了社员的作品,字体五花八门,内容五彩缤纷)和一个“图书角”(新买的书不够,我又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几十本,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也挺壮观,供社员借阅。)总之,我把我们队的革命文化室搞得十分新颖,十分形象,十分生动,十分xx,十分成功,赢得一片赞美声。

我们队的革命文化室全公社{zh0},各个大队、小队都来参观、学习,但是,他们觉得我们队的革命文化室水平太高了,他们没有人能做得出来。首先是我们利兴大队请我去搞革命文化室,接着我们大队的各个小队也都请我去搞,附近的几个生产大队也来请我去搞。我是越搞越熟练,越搞越漂亮,水平越高。我一搞搞了两个半月。

在这期间,我尝到了受人尊敬的滋味。凡是请我去的,都是盘子碗儿侍候,好酒好菜恭敬着。我在前程大队,正赶上他们打渔,家家分鱼,大队会计李政国也给我搞了一筐,足有十多斤,我连夜走了10多里地,送回家去。这是我人生{dy}次收礼,不知道这算不算受贿。不过,当人家把一筐活蹦乱跳的新鲜鱼递到我手上时,心里感觉挺滋润、挺受用的。

干完了革命文化室,我又回到生产队里干农活,又得挨累了。过哪河,脱哪鞋,该干活还得干哪!没有啥好说的。

还有一件事,使我心里不平衡,十分不得劲。那就是在全县创办革命文化室工作结束时,进行了先进革命文化室评选,我们生产大队、小队都评上了公社和县里的先进革命文化室,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都成了创办革命文化室积极分子,先后去公社和县里开大会、戴大红花,而我却和这些事不沾边,照样下地干活。有的社员说,真他妈不咋的,你动脑筋又写又画,办好了文化室,人家去戴大红花,驴打江山马坐殿,上哪说理去?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是地主子弟,是被打入另册的,人家是不会选我当先进的。

就在这时,利民公社调来两位新的公社书记,书记叫杨志新,副书记叫陈凡。社员们对这两位书记评价挺高。他们说,杨志新原来是县委组织部长,为人正派,仗义执言,不贪不占,xx中被xx了,现在站起来了,上利民公社来当一把手。他们又说,副书记陈凡原来是虎林县副县长,王震同志去虎林县机关微服私访,发现有人上班打xx,不作为,王震大怒,把县长、副县长全撤了,陈凡被安排到利民公社做副书记。这些传闻虽然无可考证,但是却有一点xx色彩,人们对这两个书记印象不错。

我们利兴四队地偏队穷,很少有公社干部光临,更别说公社书记了。可是,杨志新却反弹琵琶,偏偏{dy}个走访调查的就是我们队。他地里队里、仓库磨房、更倌儿屋子和马圈,样样看个仔细。晚上,他给社员开大会,很生动地讲了话。从讲话中,我觉得杨志新书记很有才,经验丰富,知识面很宽,通晓文史,说话旁征博引,思路清晰,逻辑性很强。

他对我们的革命文化室给予高度赞扬,认为办得很好,有一定的水平。他特别指出,你们的“社员战歌”栏目办得尤其好。他走到“社员战歌”墙报前,说,这些民歌都很朴实通俗,明白上口,思想性强,有民歌味,是农民自己要说的话。你们看,这首民歌写的有多棒!

他说的这首诗题目叫《茧花变成大寨花》:

县委书记手掌大,

布满九沟十八岔。

伸开两手层层茧,

茧花变成大寨花!

作者署名是张相错。杨书记就问,张相错是谁?有人说,小错子回娘家了。

杨书记说,等哪天小错子回来了,我要认识认识她!这首诗写的太好了。如果我说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可能有点玄,但是,在黑龙江日报上刊发一点问题不会有!这首诗使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起码得有大学生的水平。

杨书记又接着说,这些作者觉悟高、水平高,还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创作能力,连一个错别字、一个病句都没有。这很不容易!这些民歌如果都是咱们社员写的,我要说一句,咱们小队有人才,而且是人才济济,藏龙卧虎。

他停住话,目光炯炯,望着大家。大家也很严肃,没有人吱声。

杨书记又指着一首诗说,这首诗不是民歌,这是一首律诗。这首诗,韵律整齐,韵脚严密,平仄基本相对,稍加调律、修改一下,就是一首内容充实、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好诗!我猜作者一定是一位老学究。是哪位?请站起来!

我没有站起来。因为评选先进都不选我,我站起来合适吗?我有点手足无措。社员们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

这时,杨书记指着这首诗的署名问,哪位是赵太常?

我只好站起来,说,是我。

杨书记走到我面前,有点怀疑地说,你这么年轻的社员,能写出这么高水平的律诗?你念几年书?我没有说话,静静地站在那里。

社员们却异口同声地说,是他写的,他是大学生!

杨书记问,你是下乡知识青年?

大夥说,不是,他是这个队的地主子弟!

杨书记对我说,请你给读一遍这首诗。

我觉得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就很有感情、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

黑土颂歌

沃野泛绿报春归,社员巨擘壮声威。

四季分明寒地厚,六水同流黑土肥。

大豆高粱染彤彩,小麦玉米烁金辉。

誓教家乡变粮囤,金鸡向天展翅飞(1)!

注(1)利民公社的地理图形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公鸡。

杨书记听了,点点头,又指着“巨擘”两个字问,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我回答说,巨擘,出于《孟子·滕文公下》的“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其意为“大拇指”,也比喻杰出人物,在某一方面居于xx的人物,譬如科学巨擘等。在本诗中,喻指社员们举起森林般的手臂,形容社员力量之大。

杨书记突然问,“仲子是孔子的弟子仲由么?”

我回答,不是!是孟子的弟子陈仲子。

杨书记赞赏说,好!以手示意。我还想多说几句,只好停下,回到我的座位坐下。

杨书记又回到诗上。他说,这首诗题为《黑土颂歌》,是歌颂家乡,歌颂黑土地的,意境很好,语言优美,表达了作者对家乡、对黑土地的眷恋、热爱以及美好憧憬,可谓情深意长,是一首好诗啊!

由诗中的黑土地,杨书记说到脚下的黑土地。他说,黑土地是大自然给予人类得天独厚的恩赐,是一种性状好、肥力高,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正像诗中所写,黑土地一般分布在四季分明的。那里植被茂密,寒冷,大量的植物一时难以分解,历经千万年的堆积,逐渐形成肥沃的黑土层。据专家介绍,每生成一厘米黑土需要200年到400年的时间。黑土层含有大量的,一般是的十倍,所以,黑土地土壤肥力{zg},最适合农业耕作。全世界仅有的三大块黑土地,{dy}块在乌克兰大平原,约190万平方公里;第二块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约120万平方公里;第三块黑土地就是我们这里,就是我国东北的,约102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大家都很幸运,就生活在这块美丽富饶的黑土地上。但是,我们要对得起这块黑土地,要恋她、爱她、保护好她!千万不要再让水土流失呀!我们要在这块黑土地上,创造奇迹,创造丰功伟业,多打粮食,建设美丽家园,让我们的生活{yt}比{yt}美好!社员们热烈鼓掌。

当天,杨书记没有走,就和老饲养员在更倌儿屋子里挤了一宿,打听一些我的情况。

第二天,杨书记改变了调研办法,他打电话把公社党委成员全部召集到我们小队,详细参观考察我们小队的革命文化室。从我们队开始,他们参观考察了我们利兴大队和所有小队的文化室,也参观考察了各个大队的文化室。他每到一个生产队文化室调研,都要问,是谁搞的?回答是一致的:赵太常帮助搞的。

他向公社党委提出一个问题,赵太常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有水平?

公社有一个白副书记,我刚回村时,他是公社党委秘书,一步一步当上了副书记。他说,赵太常是个地主子弟,是被从吉林大学中文系赶回来的。

杨书记问,通过这几天的调研考察,所到之处,无不夸奖赵太常水平高。咱们公社中学缺乏高水平的语文教员,为什么不用他呢?

白副书记说,群众反映他写黑诗,登黑报;骂贫下中农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还偷朝鲜队的苫房草,等等,又加上他家庭出身问题,公社党委不敢使用他。

杨书记又问,什么是写黑诗、登黑报?

白副书记解释,他写了一首诗,叫《飞刀赵》发表在黑龙江日报副刊上。群众揭发,这首诗是美化他的地主老子的。

杨书记说,据我所知,省报副刊刊发的都是文艺作品,除了报告文学,一般不是真人真事,特别是诗歌,是一种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要和现实生活对号入座。他写的诗歌能在省报副刊发表,说明这个人的思想水平、文学修养、文字功底,创作能力等等,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人才难得呀!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呀!

陈凡副书记也表态支持杨书记的意见。他说,一边是学校缺人,一边是把有水平的人闲置在一旁种地,真是人才浪费呀!我看这样吧,责成公社教革办组成调查组,把这个人写的所有作品尽可能收集到,请县文化馆帮助鉴定分析,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同时,把所谓骂贫下中农、偷苫房草等等问题一并调查清楚,上报公社党委研究。杨书记又征求其他成员的意见,大家基本同意,这个事件这么定了。

公社教革办经过细致调查,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公社党委。报告称,一、连同《飞刀赵》,搜集到被调查人近20篇(首)诗歌、散文、消息、通讯等作品,经县文化馆、县委宣传部审查鉴定,认为都是优秀作品,不存在“写黑诗、登黑报”问题。二、“骂贫下中农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问题,是在一次对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大会上,专门让被调查人发言,批判反革命分子。他在发言中问:“你为什么要充当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而这个反革命分子是贫下中农出身,被调查人让人家抓住辫子了。这里根本不存在“骂贫下中农”问题。三、“偷苫房草”问题。被调查人要盖房子,没有苫房草,就找到其表哥。表哥是共产党员,另一个生产队的队长。表哥就找到朝鲜队的队长商量,朝鲜队林则相队长同意被调查人在朝鲜队草场打500捆苫房草。这两个队长都予以证实,也不存在“偷朝鲜队苫房草”问题。

1972年8月21日,我接到通知,穿上一套新的卡中山装,骑着从内弟那里借来的东方红牌自行车,迎着东升的朝阳,到利民中学上班去。

        
                三、这也算是一次高考吗?
 
        我到利民中学后,任语文组长,教高中毕业班语文并当班主任。

由于当时正处于xx中间,教育改革十分混乱无序。小学生是五个年级,六年、七年是初中,八年、九年是高中。也就是说,中学阶段是六至九年四个学年。

我这个人有点特别,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绝不胡弄,十分讲究认真,一丝不苟。为了便于语文教学管理和教学的连续性,我不仅把整个九年级语文教材全部研究明白,而且把整个六年至九年的全部教材、全部课辅教材,以及与全部教材相关的人物、事件、历史、地理、政治、哲学、经济、新闻、国际国内时事、古典文学和当地风土民情、风俗习惯等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都一一研究明白、融会贯通,写进教案。这样,我讲课的准备工作就做到了充分、充足、充实,讲起来左右逢源,旁征博引,故事性强、逻辑性强、说理性强、吸引力强,生动活泼,学生们喜闻乐见,都十分爱听我讲课。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了解、研究,我对利民中学学校、老师、学生的组织、纪律、制度、上课、放学、学习能力、接受能力,以及学生放学后的家务、农活的轻重、复习情况、完成作业情况、学习成绩等等,都已经清楚入微,了如指掌,了然于心。

我发现,这些农村学生,学习成绩普遍不好。不好的原因,并非这些学生不聪明。而是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读书无用思想对孩子们毒害极深,几乎人人都觉得读书无用。二是农活多,家务负担重,回家后没有时间复习,也没有时间做作业。三是大多数学生家境贫寒,生活困难,有的甚至贫病交加,严重影响学习,等等。

首先,我一点点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慢慢xx读书无用的思想。我在班会的时间,常常给他们讲故事,他们都很爱听。我讲xxx一小刻苦学习的故事,讲周总理在南开大学和去法国留学的故事,对孩子们启发很大。孩子们对我十分了解,我就以自己做例子,问他们,我是什么成分?他们说,是地主!那为什么用我来当老师?他们同时回答:赵老师有知识、有文化!我又问:知识、文化有没有用?他们异口同声响亮的回答:有用!就这样,我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潜移默化,帮助他们渐渐xx了读书无用的思想,慢慢树立起了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志向和情趣,知道用功学习了。

孩子们家里的活太多,一回到家就身不由己,不干活父母不让,根本没有时间复习。针对这种情况,我千方百计让他们在学校里做完作业,复习好功课。我以九年级课业负担重为由,比其他年级多上一节课,帮助他们当天作业当天完成,有不会的现场请教老师。语文作业不用说了。为了帮助同学们做好数学作业,我甚至和同学们一块上数学课,和同学们同步学习高中数学,不懂的就向数学老师请教。这样,一般的数学问题我都可以解答,辅导同学们做作业。至于复习,语文课基本当堂讲的内容当堂消化理解,当堂掌握。因为我基本都是使用的启发式教学。同学们学习压力不大,而且学习成绩提高很快,在全县的排名逐步靠前。

当时,利民中学共有30个教员,其中18个是民办教员。在全体教员中,没有大学生。在整个绥化县大约有公办、民办中学教员2000名,其中大专以上毕业的教师不足200名。

1976年,黑龙江省教育厅发出通知,要求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对全省没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学教师(不论公办民办)进行考试,择优招收一批高师函授学员,四年高师函授结束时,对考试合格者发给黑龙江省教育学院本科函授毕业xx,对于其中的民办教师,可优先转正。

这次考试,虽非国家正式统一高考,但对于黑龙江省没有大专以上xx、又高考无望的中学教师来讲,不啻一次机会难得的高考。这次考试无疑对我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次考试的特点,一是时间紧,只利用假期进行,不能影响正常教学。二是没有复习提纲,没有老师辅导,上面给的{wy}线索就是,考试内容离不开中学课本教学内容。三是分科考试,每科教师考试两门课程,一门是共同科目,即普通语文xx,所有参考教师都要考这张xx;第二门是专业科目xx,即语文教师考语文专业xx(比普通语文xx要深许多),数学教师考数学专业xx,物理教师考物理专业xx,等等。

绥化县对这次考试十分重视,由绥化县教师进修学校统一组织考试,统一考场、统一监考、每人一桌、xx隐名、统一批卷,十分严肃。

考试之后20多天,我去县教育科办事。一进县革委大门,就碰见了齐国范,他也是某公社中学教师,也是一位业余作者。

看到我后,齐国范老师高兴地说,赵老师,现在教育科里几个人正在说你呢!

说我啥?我问。

齐国范说,他们说你这次考试特别好!你的语文普通xx打了98分。专业xx打了86分。批卷的吕玉玺老师说,他在省里参与出题了,但是就是由他来答这张卷,也不能达到98分这个分数。吕老师还说,你这张卷其实是得了100分,他觉得语文xx不可能答到100分,他是采取无错扣分法,在你xx毫无差错的情况下,毫无理由地扣了你的两分。

我觉得齐国范老师说的有些玄乎。齐国范老师却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一点也不骗你!不信你快到教育科里去看看,他们正在说你哪!

当时的绥化县教育科科长是朴昌镇,朝鲜族人,认识我,曾经听过我的课。我走进教育科西屋,朴昌镇科长见是我,笑着站起来,说,赵老师来了!你到东屋吧,他们正在说你哪!

我来到东屋,看见吕玉玺老师在这间屋子中间一个凳子上斜翘二郎腿仰坐着。他给我讲过课,我认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我一进门,有认识我的老师就说,赵太常老师来了。

吕玉玺老师一听说是我,就站起来和我握手。他微笑着说,小伙子,你很牛啊!你的考卷答的简直太神奇了!你的普通xx和专业xx,在全县所有的老师中,你都是{dy},遥遥{lx1}啊!

这次考试虽然很不是全国统一高考,但是也应该算是一次高考吧!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而且成绩特别令我引为自豪,也有一些值得记忆的地方。

后来,因为我又参加了第三次高考,黑龙江省教育学院的高师函授我就没有去读。

 

四、我领学生去考大学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的“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文件传达下来,举国欢腾,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高考。根据文件精神,我也差不多合乎报考条件,考试又是我的强项。我也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准备复习,想要参加高考。

这时,公社党委书记程树本找我谈话。他说,听说你也想报考大学?我说,是的!他说,考大学是一件好事,我支持你!我说,谢谢您,程书记!

接着,程书记问,你今年多大了?我说,今年32周岁。

程书记笑了,说,其实,你已经超龄了。报考条件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你已经不符合报考规定了。我认为,你即使符合报考条件,参加高考也不是很合适。我相信,你只要去考,就一定会考上。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去上学了,老婆孩子怎么办?老婆身体不太好,你又不带工资,四年时间怎么坚持?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啊!

我点点头,觉得程书记言之有理。

我个人认为,我与程书记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为,公社一召开党代会、劳模会等大型会议,程书记都把我请去给写材料。我们经常头碰头地在一起研究材料。我觉得程书记挺看得起我的。有人还说,我是程书记的编外秘书。

程书记又说,我不是诚心阻止你考大学,那样的话,你已经超龄,根本报不上名。不用和你谈话。我是觉得你不报考大学更为有利:一、我向你承诺:我们公社有80个民办教师,只要有一个代课或者转正指标,就给你!你想,你都三十多岁了,只要转正了,有一个正式工作,养家糊口,也就该知足了。二、你安安心心当好老师,为贫下中农多培养几个大学生,让利民公社多出几个人才,这不是挺好吗?三、咱们公社和县里也不会埋没你,你表现好、贡献大,也会重用你!

书记一席话,使我倍感温暖,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公社书记这么器重我,亲自同我谈话,让我很感动。我当即表示,不报考大学了,誓为农村教育事业贡献青春,立志培养贫下中农子女上大学。

1977年本校的高中毕业生已经离校,我们决定不办高考辅导班。有想要报名高考的1977年以前的考生,可以到县里的重点中学参加高考补习班,报名高考;也可以和1978年毕业生一块学习、复习。因为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1978届的毕业生也要高考了。我们利民中学决心抓好1978届学生的复习高考工作,争取一炮打响,考出去几个大学生。

但是,有一些1977届和往届的学生,也想参加1977年的高考,就来找我辅导语文和作文,有的学生还求我给写范文。我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焦点热点问题,给来求我的学生做了一些辅导,也写了一些600——1000字的范文。譬如:《我的理想》、《记一个我尊敬的人》、《美好的明天》、《可爱的学校》、《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等等。因为1963年我参加高考的xxx是《五一劳动节日记》和《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1962年高考的一个xxx是《雨后》,我也围绕这些内容模仿出一些题目,写作范文,如:《春雨》、《学农日记》、《唱支歌儿给党听》、《高唱国歌》、《我们高唱《东方红》》、《唱《东方红》时所想起的》。不论是对1977届,还是1978届的学生,我都大讲特讲这些作文。我还提醒他们,可以模仿我的范文,但是不可以照抄,千万要自己动手写,防止出现雷同卷,那样是会给打零分的。学生们都很听话,一篇篇地写作文,我就一篇篇地修改,很兴奋,简直不知道疲劳。万万没有想到,《唱《东方红》时所想起的》竟然让我碰上了。1977年,黑龙江省的高考xxx目居然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这个高考题目,和我给考生们出的题目几乎xx一致。拿学生们的话说是,高考xxx让赵老师给押正当了!

其实,这并没有表现出我有多么高的xxx预测水平,只不过是我当年参加高考xxx目的稍稍翻版和改动而已,只不过确实是让我碰正当了!但是老乡们、考生们太朴实了,把我的水平看得很高很高,简直高的不得了了。考生家挨家,不管考好考赖,都请我吃饭喝酒。

其实,我是非常反对高考文题预测的。

我们的1978届有70多个学生参加高考复习,文理科各半,全部住到学校或投亲靠友住在学校周边,以便多争取一些上课时间。我负责文科班,同时负责理科班语文课的复习。在1977年12月末前,我们已经全部结束高中的教学任务,除了春节休息10天外,一律到校复习。

今天回想起来,感到很不好意思。在复习班上,除数学课由张胤老师负责外,其余课程,包括语文、政治、时事、作文、地理、历史等课程全部由我负责,我简直六亲不认了,不再用其他老师教课。我每天平均上六节课,早晚还和学生们一块上两堂课的自习,帮助学生解答问题。有的时候{yt}甚至要上8节课,累得嗓子都冒烟了,哑了,发炎了。这些,我一概不管,只是一门心思、一丝不苟地狠抓学生的复习备考。就像当年我的老师对我一样,我把全部心思都用到参加高考的学生们身上了。学校教导主任韩玉先答应,高考结束时奖励我10元钱,但是,直到今天,这10元钱的奖励也没有xx。

我反复强调,高考xxx目预测是不可取的,是误人子弟的!大致范围、大致方向、大致内容是可以大致预测的,但是,千万不要xx依靠预测,那是极容易吃大亏的。

{zj0}的的办法是,在高考复习中,以不变应万变,灵活作战。

我的高考辅导的方法是,突出作文辅导,用作文辅导统领其他备考科目。我要求学生

关注生活,贴近生活,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在此基础上,认识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而掌握人与自然、认识社会、理性分析、传统美德、现实生活、为人处世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强化作文教学的根基。

我采取4种办法强化作文训练。一是号召学生大量阅读报刊上的短文,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今日谈”、“虚实谈”、“大家谈”、 “一夕谈”、“街谈巷议”等等小栏目上刊发的小文章。这些小文章无论在立意上、结构上,还是论述上,都是高考作文的楷模和{zj0}范文。这些小文章中的事例、观点、警句、格言等等,都要念顺背熟,高考写作文时可以信手拈来。二是要求学生在看到新文章的题目后,在阅读前要先审视、分析、理解题目,再根据题目写出文章提纲、大致构思成文,再与原文对照,寻找差距,提高自己。三是提高观察生活、社会和人的能力。要做到“两耳须闻窗外事,双眼观察身边人”。考生必须了解国内国外大事,眼观世界,胸有人生。四是巧妙运用范文。范文有三种情况,一是报刊文章,二是求人写成,三是自己模仿写出,经老师修改成型。不管哪一种,都是先有准备。这样,在考场上,面对一张白纸,一个文题,就会和你的充分准备对号入座,就不会无话可说,就不会慌张,就会有东西可写。心中有了结构框架,有了文章积累,有了事例储备,有了观点可循,有了格言警句可用,这样,构思比较容易,下笔比较轻松,写起来也就如行云流水,左右逢源了。但是,千万切忌照搬范文。即使自己事先写的文章,高考时也不能照抄,而要灵活改动,进一步提高,防止他人盗用,出现xx雷同。

农村孩子,高考也是很艰苦的。

我们得从乡下到县城里的一中去考试。连来带去得3天,住在距离县一中二里多地的一个大车店里。住宿条件不好,来来回回,跑跑颠颠,很不方便。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住店》,其中有一段就是描写我领着农村学生们高考住店的情景:

“我{dy}次住店,是大车店。

“那是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领着学生去绥化考场参加考试。农村的考生,家里没钱,住不起旅店,我只好和他们一块儿去住大车店。一个铺花五角钱。

“大车店是农村进城送粮、拉货、赶集的大车住的店,是赶车老板子、跟车掌包的住的店。店里是南北大通铺,几间房子都是连着的一铺大炕,一人挨一人,行李挤行李,老师和学生一块儿滚,十分平等。有几个单间,分给女生住。窗户外面是马圈,一溜马槽,马儿在吃草,响亮的马嘶声,让人无法入睡,浓臭的马粪味,呛得人脑瓜门子生疼。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考试,竟然有十几个学生考上了大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现在,这些孩子都出息了。写至此,我热泪盈眶。”

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一出题,高考xxx目是把《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一文缩写成500——600字。这个题目虽然不算押上,不算预测准确,但也做了充分地准备工作。一是,我把缩写这种形式,反复讲解过,多次练习过,学生已经掌握缩写这种形式的要领,对缩写这种形式一点不生疏,出了这类xx,有了文章,他们不会惊慌,就能正常地缩写下来。二是当时强调抓纲治国,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我也反复强调重视速度问题。所以,对这个xxx目,我的学生们一点都不陌生,一点都不慌张,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应该说,在接近七个月的时间内,我指导了两次高考复习,成绩显赫,声名大振。

1992年,我已经来到海口。{yt},我请海口市检察院的尹立华两口子到我家吃饭。尹立华是让单位的一个小伙子骑摩托送来的。进屋后,她说,送我的同事叫李惠清,他说认识你。我感到很奇怪,问,他怎么会认识我呢?尹立华说,他是庆安的,考大学时,使用的是你给做的范文。竟有这样的事,我走出了一万多里地,还能遇上用我的范文考上大学的人。

李惠清还把我和爱人及尹立华两口子请到他家做客。后来,我们的关系处得很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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