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与蒋茂堂的对话几乎没有“现在时”,他常常长时间地沉陷在对过去的回忆中,也一再地希望记者能给他作出评价,甚至是急切地需要。采访结束时,记者明白,对他过去的肯定,已经成为没有“现在时”的蒋茂堂面对现实的{zd0}安慰。
人物速览 :蒋茂堂,50 岁,山西人,从教 23 年,曾获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市劳动模范、优秀教师等。2001年创办专门面向在京农民工子弟的北京新苑学校,2010 年,这所学校遭
遇第四次“驱逐”。
20天:从“全国优秀校长”到“光杆司令”
文 /
本刊记者
第1天:
2009年12月26日,
北京人民大会堂
这{yt}是蒋茂堂人生的{df}。
他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手里握着烫金的“全国优秀校长”的奖牌,无数的闪光灯不停地闪动,但所有的镜头里,蒋茂堂都没有表情。
颁奖大会结束,教育“英雄们”热烈地与名家攀谈,蒋茂堂却悄悄将硕大的奖牌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便匆匆离开了大会堂。
天气预报说,这是北京 4 年来最寒冷的{yt}。
公交车上,单薄矮小的蒋茂堂被挤得摇来荡去,没有人知道几分钟前,他还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聚光灯下,成为253名“全国优秀校长”之一、少数当选的民办校长之一,甚至是,{wy}一位没有被xxxx的学校的校长。
蒋茂堂紧紧护着包的手一片冰凉——他没有时间沉浸于荣誉——20天后,他还将成为全国{wy}没有学校、老师和学生的“光杆司令”。
2009
年 11
月,北京市正式发布《城南行动计划》,要将近 2900
亿元的资金投向城市南部,改变北京城南北“阴阳脸”的不均衡现状。蒋茂堂的学校,便在改造的拆迁线内。
“9 月下旬房东就通知我,上面让学校国庆节就解散,说是要拆迁。”蒋茂堂至今也不很清楚拆迁的确切原因,他有些慌,“700 多学生才进来,这时候解散,孩子们去哪里?”他开始忙碌地奔波于各个部门之间,教育部门说这事涉及拆迁,无能为力,让去找国土局;国土局说学校的问题属教育问题,让去找教育部门……12 月初蒋茂堂终于得知,学校可以存留到 2010 年 1 月 15 日,“可能是大兴区区委书记看到了我写的信。”
蒋茂堂满足了,“至少这一学期孩子们可以读完。”但是随着日期的临近,蒋茂堂很快就变得伤感,眼前的学校,曾是他 9 年校长生涯里的骄傲——三层楼24间教室,220平方米的食堂,2000多平方米的水泥操场,7万册图书的图书室,33 台电脑的微机室,还有学校电视台,每间教室的电视上播送的是孩子们自己的节目;每星期的升旗仪式学生都是用双语讲话……他自认为,在全北京城也找不出比这条件更好的民工子弟学校。
而蒋茂堂的骄傲背后,每个学生学费 680 元,包括书本费、校服费、春 / 秋游费……“这{jd1}是全北京民办学校里{zd1}的学费”;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减免学费,“家里有三个孩子的,减;单亲家庭的,减;父母残疾的,免;父母有重病的,免……”而这个家庭本身却负债十万 ;在学校任常务校长的大儿子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养着老婆孩子的他至今都要满脸尴尬地找母亲要钱;蒋茂堂和妻子睡的是库房里由6张废课桌拼起来的床……
而这里一切,也很快都将归零。
第9天:
2010 年 1 月 3 日,
北京新苑学校
“铃……”期末考试开考的铃声清脆地回荡在校园。一个接一个教室走过去,这将是蒋茂堂在这所学校的{zh1}一次巡考。
每个教室里都只有簌簌的写字声。眼前这些还依稀带着乡土气息的孩子,让蒋茂堂的眼眶一次又一次的湿润——这些孩子,去过“百年讲堂”;给“八一”制片厂配过音
;成为过中央电视台的特邀嘉宾;在人民大会堂与{gjldr}合过影
;到过残奥会的现场
;进过“中华航天博物馆”观摩过“神六”升空的模拟全程;交流过世界许多国家的外教,都能进行流利的双语对话……曾经四处为这些孩子们寻找“见世面”的机会的蒋茂堂始终相信,他的这些打工子弟们,是xx可以和北京的孩子相媲美的,“那些北京孩子唱歌,我们的孩子能跳舞,他们吹笛子,我们就会拉二胡,还会架子鼓、琵琶,估计他们看过后,就会灰溜溜的。”
蒋茂堂的桌上,是老师们{zh1}誊写在成绩单上对学生的期终评语。蒋茂堂反复抚摸这些评语,然后默默地离开。
校里一片安静,角落的粪池旁,蒋茂堂在使劲地掏着厕所。
第 13 天 :
2010 年 1 月 7 日,
北京新苑学校
一整天,蒋茂堂很沉默。
前天中午,{zh1}一堂考试就已经结束,蒋茂堂并没有像往年一样放半天假,而是将所有学生留在教室自由学习。昨天下午,所有的xx也已经批改完毕。今天是蒋茂堂抽查xx,并组织评奖。
事情一件一件地做完,这所学校也在一点一点地走向结束。
间隙,蒋茂堂接打一些电话,联系处理掉学校库房里的东西。
深夜,蒋茂堂依旧没有睡意,学校二十多位老师,他要为每一位写一首诗,每首诗里都要有这位老师的名字——这是蒋茂堂送给老师们{zh1}离别的礼物。
过程中他不时停笔——这些老师,一半是大专或者大本学历、2 年以上教龄,另一半是中师毕业,20 年以上教龄,在他看来,这是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中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但这些老师中{zg}月薪也才 1600 元,从去年才开始拿40% 的寒暑假工资——过去,他给不了他们多一些工资,明天,他甚至连一所学校也给不了了。
第 14 天 :
2010 年 1 月 8 日,
北京新苑学校
上午,蒋茂堂站在全校师生面前,给这一学期的优秀学生颁奖后,他请学生们在离校前,把课桌椅搬到操场上,“上面通知要搬家——也许不搬,也许再找个地方,同学们下学期等通知吧。”学校要被拆,他说不出口。
中午,蒋茂堂告诉老师们,已经在附近的餐馆订了餐,让大家一起去吃饭,但他自己却钻进了库房——这是一顿散伙饭,他不知道是该说“再见”还是该说“珍重”。一部分老师进来和他一起清理库房,另一些老师将学生们{zh1}一顿午餐取样放进冰箱。(按照规定,学生就餐均需取样保存三天,以便一旦发生中毒用以检测。)那天,只有很少几位老师去餐馆吃了饭。
下午,孩子们将课桌椅搬到操场。16 :00,学校的智能电子音乐系统准时响起了“回家”的音乐,孩子们排着队离开。校园里,800 多套课桌椅满满当当摆了一操场,等待着第二天的变卖。
晚上,食堂 2 个 200 多元的大锅,以 10 元每个的价格贱卖给附近的居民。
第 15 天 :
2010 年 1 月 9 日,
北京新苑学校
这{yt},课桌椅连同学校其他一些“家当”开始被变卖。
虽然不适应“练摊”的角色,蒋茂堂还是站在操场处理这些校产 :近百元的课桌椅,{zh1}以 12 元一套卖出,还有办公桌、笤帚、简单的体育器材……通通以意想不到的低价处理。
校门虚掩着,门缝里露着小脑袋,但没有孩子进来。在这样的场景下和学生面对面,他更加尴尬。
每天自动播放上下课音乐的智能电子音乐系统被拆下来,一些不舍得变卖的课桌椅被卸成木板,电视机被拆下来,电脑、图书……被一一打包,装上车,运到北京燕郊蒋茂堂用 600元 / 月租下的仓库里。
间隙,房东再次找到蒋茂堂,“你就捱到 2月份嘛,到时开学了,上面也拿你没办法,多收一学期学费是一学期呀!”蒋茂堂知道,房东希望再多收一年房租,“学校能留到期末已经是照顾了,再拖下去,那就是无理取闹。”蒋茂堂对记者说。
第 20 天 :
2010 年 1 月 13 日
凌晨,{zh1}一车“家当”被运走,{zh1}几位帮忙的老师也陆续离开。
天黑尽了,蒋茂堂也背上{zh1}两袋离开,身后的校园,残落的学生作业本的纸屑在风中偶尔翻滚几下。
背上的两袋,一袋是关于学校的材料,另一袋是他所有的荣誉证书,和那个“全国优秀校长”的奖牌。
路上,蒋茂堂刻意避开从店铺里漏出来的灯光。
办学 9 年,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这样离开自己的学校。
他{dy}次亲手关闭自己的校门,是在 2003年 8 月,当时的大门上贴着因不符合办学条件而被取缔的通知——那是属于他的{dy}个学校,开了 2 个年头。
这位站了二十多年讲台的优秀教师,为了他的{dy}个学校,曾去各个废品回收站翻选旧书,按斤购买,组建了最初那个有 1 万册图书的阅览室;还去各个商场偷偷研究监控录像,办起了学校电视台 ;东拉西扯地试接各种电线,办起了学校广播站 ;买了电脑,开了微机课……英语互动角、绘画长廊、校刊画报也弄得有模有样。办学一年后,大兴区的区委政协主席在他的学校看了一圈,临走前向他鞠了一个躬,说代表大兴人民感谢他。
而不久,他却遭遇了当校长后的{dy}次“驱逐”。这位毫无经验的“教书先生”把能变卖的都变卖掉后,愣是把整个学校装进了一辆大卡车,运回了山西老家。
一个月后,蒋茂堂在北京找到了新的落脚点——他可以用 22 万接管一所新学校。于是,他又匆匆忙忙把“家当”一卡车运回北京。
然而一学期后,当他给这所新学校{zh1}安好锅炉,整个校园焕然一新的时候,房东却“改校为厂”,给他的校门上了锁,他只拿到了 5000元的赔偿金。这一年,他负债18万,也在这一年,教育部门通知他的学校可以取得“办学许可证”了,而他,不得不失去这次难得的机会。
办一所学校,给那些和自己一样还带着外地口音的孩子们,这是在办学校之前,受聘于北京某贵族学校的蒋茂堂的愿望。他曾经走访了89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室阴暗潮湿,桌子短胳膊少腿,黑板上老师的板书还有错别字。甚至有的校长还不识字,有原来剃头的、卖菜的……有的学校在火车道底下,冬冷夏热,火车来回过。还有的连校舍带校园一共不超过 100 平方米。”停了停后,蒋茂堂加了一句:“我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这些人没错,他们最起码让那些孩子有学上。”
2004 年 9 月,蒋茂堂的第三所学校来了 260位学生。这时的蒋茂堂,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与各种教学器材的卖家讨价还价,而那一年,北京市 300 多所民工子弟学校,只有 60 多所得到政府批准——蒋茂堂的学校被拒之门外。
蒋茂堂需要一个更像样的学校。他于是与房东签署协议,由房东出资修建新学校,他以年租金 25 万租用。一年后的 9 月,新的教学大楼里已经有了 550 名学生。
然而,新学校在4年后的今天,再次被迫关门。
这是蒋茂堂的命运,也是一位中国民办校长的命运。
失去学校的日子
2010 年 3 月下旬,记者见到了蒋茂堂。
现在的他,在北京燕郊无水无电无气的库房搭了一张“床”。
库房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他的“家当”,一些从学校搬来的盆栽已经枯萎,经蒋茂堂再三指引,记者终于看清反卡在角落的“新苑学校”几个大字,“这还是第二所学校时,因为电脑制作太贵,儿子和我一起切割电焊做成的。”
蒋茂堂的“床”旁,是垒得高高的花花绿绿的方便面或者其他商品的箱子,窄小的“床”上,还放着那两个装得满当当的袋子,占去这张“床”的近一半。
现在,每天除了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采访外,蒋茂堂便背着那一大包材料四处拜访,并寻找新的校址,“我去过市教委和国家教育部,但门卫不让进。也许哪位爱心人士会愿意帮我建一所学校。”
陪同记者前往学校时,在距离学校还有2里地的路口,蒋茂堂说什么也不愿再前行,后来记者才知道,接下来的2里路,住着蒋茂堂曾经近300个学生,而几天前一位记者盛邀蒋茂堂站在曾经的校园里摄像时,蒋茂堂当场嚎啕大哭……
学校外,已经一片废墟,拆迁的洪潮,很快将漫过空荡的校园。
{zh1}的调查
蒋茂堂的学校被拆后,这一带仅剩一所民工子弟学校。马路两旁,废品堆了一路,空空的树枝桠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塑料袋。这一带仅存的民工子弟学校与一家废品回收站一路之隔,燃烧废弃塑料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学校。学校并不大的操场被用活动板搭建成三层,而楼顶仅到正常楼房的一层半。下课时,一年级的孩子排着队由老师带领着,绕着没有窗户的一层走了一圈后,又走回了教室。不知记者身份的学校负责人介绍,“可能一两年内这里也会被拆迁,房东为了多得拆迁费就赶紧盖了这三层。学校现在有些班已经 60 多人,不容易进了。”
在这所学校不远处的街上,常年萧索的街道在开春后格外热闹,各处都是不打地基就匆匆盖房占地的工地。小思涵(化名)的父母是东北人,开着一家小店已经 6 年,在和记者交流的整个上午,小店仅收入了5元钱,“附近的公办学校问过了,不管读几年,只要进去,就要把六年的赞助费都交齐了,一万多,即使交得起,我也不知道过两年我们会去哪里,赞助费又不退。没办法,今年开学,只好去这所民工子弟学校了。开学那天,他非要先去新苑看看才肯去那边报到。”在激烈抱怨新学校的条件恶劣时,小思涵的父亲突然说:“记者同志,您的报道千万不要出现学校名称,也千万不要出现我孩子的名字,不然,我们连这{wy}一所可以读书的学校都没有了。”
记者离开时,北京正在遭遇今年来的{dy}场沙尘暴。这座京都,外地户口的子女能进入公立学校的不到 64%,尘沙中,无数人躬着身子,顶风前行……
编辑
已投稿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