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因为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所以容易出现言不由衷或者身不由己的情况，这是客观因素；从主观来说，有的人天生善变，有的人特立独行，有的人似忠实奸，有的人似廉实贪，有的人似洁实污，有的人似污实洁，所以，有时很难用简单的是或非，对或错来评价一个人。

　　还有一类人，在其生前，毁誉随之；盖棺之后，依然难于论定。比如，像北宋名相王安石，像清代大诗人袁枚，几百年之后，围绕他们的争论似乎并未停止。王安石生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苏洵曾写《辨奸论》讽刺他，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他有多不近人情呢？有一次，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向外人抱怨说自己都不知道相公爱吃什么菜。朋友说：不对呀，王安石特别爱吃鹿肉丝。因为当天中午，他亲眼看到王安石把一盘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吴氏就问：“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说：“就在相公眼前。”吴氏说：“那么明天你们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把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面前。结果，王安石只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有一次，他参加仁宗举办的一次宫庭盛宴，则是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当众人钓鱼回来的时候，他起身告辞，说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当然，更多的人反对他，是因为他的变法劳民伤财。我个人较赞成苏轼的观点，即认为王安石变法存在用人不当、过于峻急、摊子过大等缺点，但也有不少利国利民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之目的。从人品来说，王安石自然是君子而非小人，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身陷囹圄的时候，赋闲金陵的安石上书皇帝，为苏轼鸣不平，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对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当时的很多恩怨只是党争、意气之争而已，与真理已经相去甚远了。

　　袁枚这个人更有棱角。他的诗要独抒性灵，人自然也不同凡俗。他的好朋友赵翼评价他“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说得很贴切。他24岁中进士，做了3年翰林、7年县令后就辞官到南京的随园做起了隐士。一生娶了一妻五妾或者更多，狎过妓，还把xx买来赠送朋友。晚年利用自己诗坛盟主的身份，收了不少女弟子，还有同性恋倾向，与戏子许云亭、青年诗人刘霞裳有同志之嫌。后世的章学诚骂他：“人首畜鸣，人可戮而书可焚也”，简直就是人面兽心、道德败坏的象征了。而了解袁枚的沈省堂却说他“但能欺人，不能欺天”，为什么呢？“子性傥荡，口无择言，人道是风流人豪耳；及省其私，内行甚敦，与外传闻者不符，岂非欺人乎？然而造物暗中报施不爽，使子衰年有后，终身平善，岂非不能欺天乎？”这段话是说袁枚虽然生性风流，却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正因为他积德行善，所以才在63岁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袁枚有多女，43岁生过一子，不幸夭折），这就是袁枚“但能欺人，不能欺天”的明证。在我看来，这种推理是有些问题的。如果袁枚没生出儿子来，难道就得说他既欺人，又欺天了吗？袁枚的不欺天，其实留存在他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抚恤中，留存在他的诗集、诗话中，也留存在他对后学的奖掖、提携中。听听他的断言：“伪名儒不如真名妓”，读读他的诗：“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就该知道袁枚的思想境界，绝非一般登徒子所能比。

　　识人难。外人多被假相所迷，只有局内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才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黎民百姓只知柳如是是名妓，读书人却知道她比钱谦益更有骨气；一般人只知袁枚风流快活，局内人却知道他“但能欺人，不能欺天”，这和西方人所说“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于一世，但不能欺骗所有人于一世”，正是同样的道理。

　　其实，我个人觉得本色示人{zh0}，像陶渊明，生前不浪费别人的唾沫星子，死后在墓中也能优游度岁，既不欺人，也不欺天，更不自欺，皆大欢喜。可惜眼下，这依然只是个理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