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的实证分析

吴飞[1] 丁志远[2]

原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4期

（1.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8；2. 1.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内容摘要]传播学的研究在中国大陆肇始于应用性最强的受众研究和媒介经营管理及环境研究，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性的文章也占有很高的比例。直到晚近才出现关于媒介素养及公共传播方面的研究，而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当少。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以中国大陆为案例的论文数呈现指数形态的增多趋势。随着传播学国际交流的增多及研究者学术视野的扩展，对欧美的传播机制尤其是中国明显缺乏的公共传播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传播学研究 研究领域 中国大陆实证分析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s

in Mainland China Communication studies

Wu Fei[1] Ding Zhi-Yuan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28 )

Abstract：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was initially focused on the audience and issues concerning the sit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edia. This research also largely occupied articles relating to Western theory and the methodology of Communications. It was not until some time later studies on Media Literacy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s appeared.  Still today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considerably scarce. There appears to be a trend amongst researchers in Mainland China showing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investigations taking Mainland China as the main focus of their study.Along with grow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he expansion of academic fields being adopted by researchers, there have also been numerous investigations on the mechanisms of Communications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especially concerning issue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s which appears to be lacking in China.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search field, Mainland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作者简介] 吴飞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导。丁志远男，浙江大学新闻研究所研究生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传播学的先驱们的学术贡献，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先驱们没有将研究领域框定在大众传媒和传播效果的狭小领域，他们具有类似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初创时的雄心壮志，试图用传播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普遍的传播现实，甚至是用来回答社会如何可能之类的基本问题。这一点，在芝加哥学派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就算被人诟病的哥伦比亚学派（如果说这一学派真的出现过的话），也有着远非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研究方法至上，理论建构不强。相反，无论是默顿还是后继者卡茨，其研究的方法与视野都是宽阔远大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出现了越来越细分的倾向，如国内学者邵培仁教授所言，“传播学的发展有一种分支化得趋势，而且分支越来越细，在向细密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回归芝加哥学派、回归社会学之父韦伯、齐美尔、凯尔迪姆等人的学术传统的呼声和学术造反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像帕森斯、卢曼那样，建立宏大理论体系的学者也不乏其人，批评研究、文化研究、实证研究都有较良好的发展，可谓百花齐放、百家xx也。

传播学被引进中国后，大众传播研究，尤其是受众研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所做的受众调查，1982年中国社科院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dy}次大规模的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就是很好的证明。陈崇山在1992年回顾受众调查研究10年的发展情况，他认为“受众调查研究10年的{zd0}成绩，是强化了新闻传播界的受众观念”。徐耀魁认为，“中国引进并开展传播学研究的{zd0}收获，在于传播学的理论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变化”，“如果就研究领域讲，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有所突破的、取得成绩{zd0}的，当属受众研究”。除一般的受众调查之外，针对特定人群的调查也被个别学者重点关注并研究，如卜卫在20世纪80年代对儿童受众和妇女受众的关注等。

刘海龙回顾了1978—1989年间传播批判学派在中国内地的引进过程，发现传播批判学派同结构功能学派和文化学派等在改革开放初期同步被引入中国大陆，但是在对批判学派的解读和方法应用上，国内的学者仅从新闻理论的框架去解读它们，低估了它们真正的价值。胡翼青就批判学派在中国大陆所谓的“夭折”现象进行反思时认为，以席勒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之所以没有虽然引进中国大陆很早，但却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当时引介的政治经济学派的论文根本没有被当作传播学理论，而传播学所处的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连续出版的数套传播学译丛对传播学研究的新生代影响广泛，这些新翻译的传播学书籍尚以较新的外国教材为主，还有一些与传播学相关的边缘性研究专著：例如大众文化、传媒生态、传播科技等。可见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同西方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扩散有很大的关系，研究新领域的形成往往是以翻译教材专著或是译介论文为先导。从中国大陆学者的专著情况来看，1988年以后传播对传播学的各分支领域的专著研究开始增多，如吴予敏的《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88）、宋林飞等的《公关传播学》（1989）、邵培仁的《经济传播学》等。黄旦等人还对2002年之前的传播学译著进行了统计分析，按传播类型分，1984年—1992年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通论的数量分别是4、0、10、3，1997年—2002年的数量分别为1、2、17、17，而1993年—1996年没有一本传播学类的译著， 形成两头重中间断层的局面。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包含着丰富的学术研究素材，学术研究也应更多的体现现实关怀，有学者认为，对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传播学问题的研究，有必要从传统的单纯以发展为核心的“技术决定论”，转向以“媒介话语生产”为核心的“社会意义构建论”研究，从而拓展大众传播媒介研究视野，建构包含技术、经济在内，重点以社会、文化发展为核心的“社会转型传播学”理论。

上述文献的梳理说明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没有个人或机构做具体的规划，那么肯定就会存在译介者根据个人的偏好和实际的需要进行学科的译介，而先行者对后来人的研究领域的视野一般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传播学学术期刊的考察本研究形成以下研究假设和讨论问题：

H1_a：传播学的研究领域随时间而呈现出明显的拓展趋势；

H1_b：传播学研究的案例来源随着时间变化呈多样变化的趋势。

Q1：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同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和变革存在怎样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对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情况的总体分析，需要面对大量的数据，本研究不可以全面收集和整理这样的数据，因为本研究将以代表性的学术刊物为取样对象。那么如何选取这些刊物呢？杜骏飞对新闻传播学类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表明，基于CSSCI的数据和2001—2006年期刊学术实力（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测量，“新闻学科”期刊的排名顺序为《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当代传播》和《中国记者》。本研究选取排名前五位的期刊作为样本刊物。

为进一步缩小样本量，本研究将采用排除法来实施“传播学”概念下的精简化处理：其一，排除以应用新闻理论为对象的研究；其二，排除报刊、广电和网络新闻实务的研究；其三，排除新闻事业史视野下的历史研究。

同时，本研究对“研究”概念的界定主要围绕方法论和研究法来实施精简化处理：其一，排除缺乏研究方法的文章；其二，排除纯粹个人经验总结的文章；其三，排除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但缺乏研究假设的文章。

综合以上因素，本研究采集的数据涵盖了《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全部，《国际新闻界》除1995年第2和第3期的全部，《现代传播》从1981年开始的全部，《新闻大学》除1987、1990、1991、1992年的全部，《新闻记者》的全部，采样的时间跨度为1979—2008年，共采集到样本数量972个（见表1）。其中《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占比重{zg}，为25.6%；《现代传播》次之，为24.1%；《国际新闻界》居第三位，占20.4%；《新闻大学》排在第四位，为19.5%；《新闻记者》最末，占10.4%。考虑到《新闻与传播研究》与《新闻大学》是季刊，《现代传播》为双月刊，《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为月刊，再以传播学界和新闻业界对刊物的定位不同以及刊物的学术规范上存在的差异，本研究从各本期刊上采集到的样本有较好的代表性。

在研究领域维度，本研究设置了23个分类项（见表2），涵盖传播层次上的人际传播、群组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如果单纯按照研究内容或是研究层次划分都有其局限，而且不利于本研究进行传播学研究趋势的分析，所以在具体的分类项下某一研究论文会有归属不同分类的重复现象，本研究的处理原则是贴近性和指向性。比如有说一篇以媒体内容上的性别歧视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论文，那么按照本研究划分的研究领域分类项既可以归属于性别研究，也可以归于媒体内容研究之下，根据上述的二原则，本研究在数据采集时会将其归于性别研究之下。

为了对研究论文的研究视野和现实的学术关怀进行考察，对含有具体研究案例的研究论文，本研究对案例的来源地进行了区分并采集数据，分为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欧美国家及地区（含日本）、其他国家地区及比较研究五个选项。

表2：研究领域维度

三、数据分析

传播学研究主题的考察本研究首先对23个分类项的频数进行了统计，见图1：

图1：传播学研究主题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传播教育研究的论文数最少，只有6篇；健康传播研究、媒介素养研究、公共传播研究、传播技术研究及人际和组织传播研究的论文数在10—20篇之间；集中在21—40篇之间的研究主题包括传播伦理研究、性别研究、媒介内容研究、传播者研究、媒介效果研究、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传播史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批评研究等9个；传播学研究之研究、传播法研究、公共关系及广告研究、新媒体传播研究、文化传播研究、受众研究、传播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媒介经营管理及环境研究的论文篇数处于40—110篇之间，并呈现递增趋势。

整体来看，传播教育研究受到的关注最少，传播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媒介经营管理及环境研究受到的关注{zg}，但应该注意到的是传播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类似于合并项，在此分类项下可以分离出很多的次级分类，并不像受众研究或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主题那样明确，所以可以说受众研究和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对传播学研究者{zj1}吸引力。

在对研究领域有宏观上的把握之后，本研究对时间和研究领域进行了交叉列联表统计，并根据统计结果进行了二次数据采集，采用了三个变量：时间、研究领域数和研究论文数，得到图2：

图2：传播学研究领域随时间变化图

从图2可以看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拓展，与传播学研究论文的数量趋势相比，研究领域与年份的关系接近于一条斜率为1的直线，说明随着研究领域随时间呈现稳定的增多趋势，研究论文数量趋势的图形呈一定角度倾斜的J型曲线，说明随研究论文的数量虽时间而呈现加速度的增多趋势。对时间和研究领域数进行相关分析得到表3，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0.978^**（**p<0.01），呈强相关，也与观察图2的结论相同。研究假设H1_a成立。

表3：时间与研究领域数的相关性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我们对传播学各分领域随时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绘制了时间和各研究领域的散点图，见图3。

图3：传播学各研究领域时间维度发展图

受众研究和传播理论及方法研究出现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出现。受众研究因为传媒要面对市场，读者、观众和听众的地位提高，对受众的需求和使用行为需要了解，所以媒体及社科基金也愿意提供财力让研究机构进行大规模的受众调查，以便了解市场环境下的受众为相关机构提供智力支持。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属于纯粹的舶来学科，既没有学科基础，又缺乏研究人员，更缺少相关的研究资料，因此较多的研究者的研究路径是先从欧美、港台等地获取传播学的论著进行自学，然后在自学理解吸收的基础上译介传播学文献，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是一方面传播学并未成系统地被介绍，相关研究者对理论和方法的把握上不成熟，另一方面传播学的建设从零开始，缺乏原创性的研究资料累计，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早期的传播学者必然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论投以大量的精力，这种现象即使在当今传播学研究已成热闹的学术环境中仍然存在，系统地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工作远未结束。根据上节对传播学研究认定的时间分界线，1985年到1992年出现了传播史研究、传播法研究、媒介经营及环境研究、媒介效果研究、国际及跨文化传播研究、组织及人际传播研究、文化传播公共关系及广告研究、传播学研究之研究、媒介批评研究、传播技术研究。这段时间内大众传播与媒体相关的研究几乎全面展开，只有公共传播研究（主要研究公共广播电台的传播行为）、政治传播研究（主要研究政治政策、政治变革、政治领导人及国家形象的传播）、健康传播（大众传播中的专门领域，需要研究者具有跨专业的教育背景）、性别研究（绝大部分是女性研究，是对受众中特殊群体的研究，在研究视野上与受众研究稍有不同，常带有批判精神对男权社会中女性受众受到的权力压制进行揭露并强调对女性的解放）、媒介内容研究（多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媒体上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以便揭示某个问题或某个群体在媒体上的反映和形象建构）、传播者研究（主要是对媒体中的记者编辑的专业意识进行研究）尚未出现。而到了2000年，只有传播教育研究、媒介素养研究和健康传播研究还没有出现，其它领域都已经有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从分时段的传播学研究各领域的拓展大体呈现的趋势是：基本理论方法和急需的应用研究{zx0}出现并稳步发展；与社会生活变革相关及本土化研究资料获取方便的研究领域渐次出现；与公共利益相关及需要其它行业专业知识的研究出现最晚。另外，传播学领域的扩展主要是大众传播领域的扩展，人际传播、群组传播及组织传播在传播学的研究中是被边缘化的领域，而且只是在大陆传播学研究外围徘徊的领域。

接下来本研究将对研究论文中的案例来源进行统计，以便揭示传播学研究的学术素材地域分布，根据统计结果得到图4。

图4：传播学研究案例来源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案例来源为中国大陆、欧美国家及地区和以不同地区案例比较进行的研究总体上呈现随时间递增的趋势。以中国大陆为案例来源的论文变化线与期刊论文数随时间的变化线非常相近，这说明期刊上传播学研究论文数的急剧增加的部分大部分都是以中国大陆为案例来源的，欧美国家及地区和相关的比较研究只有很小幅度的上涨，而且通过对论文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到比较研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及欧美进行比较，而以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国家地区为案例来源的期刊论文数随时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说明在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们主要以中国大陆作为研究素材的来源地，适当对欧美国家及地区进行关注，对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国家地区所做的研究很少，在时间维度上没有太大变化。这种研究案例的分布图既可以理解为研究者对本国本土的学术关怀，也应该看到这种选择具有研究工具的便捷性、研究对象的熟悉性及研究经费的易得性，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分布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者在对本土的学术资源进行挖掘的同时国际化研究的程度并不高。所以假设H1_b不能证明成立。

四、总结与讨论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传播学的研究在中国大陆肇始于应用性最强的受众研究和媒介经营管理及环境研究，当然佐之以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及研究，直到晚近才出现关于媒介素养及公共传播方面的研究。组织传播及人际传播虽然较早引入大陆传播学界，但在实际的研究中较少的传播学研究者对这一领域感兴趣并投入相当的经历进行介绍研究。可见实用性的倾向决定了传播学研究在领域上的拓展会呈现先商业后公共和先大众后小众的特点。

从传播学论文的案例来源来看，以中国大陆为案例的论文数呈现指数形态的增多趋势。随着传播学国际交流的增多及研究者学术视野的扩展，传播学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也在不断的增多，对欧美的传播机制尤其是中国明显缺乏的公共传播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

近些年的社会学研究中喜欢用“转型”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状态，“转型”一词以其动态的形象性很快在相关的社会科学中被广泛运用，传播学也不例外。“转型”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体制上的转变，而在变化的社会中从学术功利性的角度来讲，有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科学提供诊断的工具方法并提供救治的政策建议，从中立性的学术价值立场来讲，动态变化中的社会可以提供更加充裕的学术研究素材，可以建立更加富于冲突感和伸展度的社会理论，从两方面看中国传媒业的变革正好为传播学提供了这样的学术土壤。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大众传媒因为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密切相关性而被控制得极其严密。宏观的政治经济体制及舆论宣传引导的任务和党性原则都将大众传媒推至经济领域的外围。在经济改革的滚滚大潮来临的时候，传媒业要不要进行改革及怎样进行改革都是亟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在对研究论文的统计结果及对论文的内容分析后发现，1986年《国际新闻界》上开始出现了对美国报社内部管理的研究文章。1990年《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刊载了屠忠俊的论文《报社经营分析》，将报社作为独立的法人对发行收入、偿债能力及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1993年《现代传播》上刊载了朱光烈的《从直播到电话参与：中国新闻改革的传播学道路》分析了最早在珠江出现的“电话参与”类电台节目，认为它们体现出中国广播界乃至新闻界改革的大众传播学道路——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道路，并对“以受众为中心”的理论与党性原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1995年郝晓鸣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的《从强制到疏导：新加坡政府对新闻业的管理》是对新加坡新闻业的宏观管理政策进行梳理研究，其目的是为当时已经开始进行改革的中国新闻业提供参考，因为“新加坡必须要求其新闻媒介服从于国家利益，成为政府在发展国民经济、促进民族团结过程中的伙伴，而不是西方模式中的对立派”。从上面这些论文可以看出它们大多可以被归入到本研究的媒介生存发展环境领域的研究，其目的也主要是为国内进行中的新闻体制上的改革提供合法合理性基础、知识储备和借鉴的政策，尚缺乏直接对新闻体制进行正面探讨的论文。

李良荣认为1992年之后对新闻事业属性的重新界定促使新闻媒介在事业上的迅猛发展，党的十四大确认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之后，新闻事业单纯的意识形态功用逐渐加入了为社会生活提供信息、知识和娱乐的功用并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理论上的突破带来了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思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潘忠党在对新闻改革的实践进行传播社会学探讨时认为，我国新闻改革的核心是“体制改造”，它不同于“和平演变”，也有别于“体制转轨”，具有三大特点：“（1）现行新闻体制的基本原则不变，（2）缺乏目标体制的完整设计，因此（3）新闻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从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闻改革因为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两条铁的纪律不能打破，因此在新闻改革的具体政策和步骤上必须进行尝试和体制内实验突破，那么这个过程就必然充满创造性，充满迂回的战术和不断的探底。对媒介经营管理和环境领域的论文进行统计后发现从1997年开始研究论文开始增多并总体呈现递增的趋势。伴随着传媒产业化和报业集团化的改革，媒介经营与管理和媒体生存环境的各种问题必然要进入到新闻学、传播学及管理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作为舶来的学科，其理论和方法可以是外来的，但当具体地进行运用时面对的对象却大多是在地的。面对不同的国家地区，学术研究的对象千差万别，文化、体制等诸多的因素都在形塑着学术研究的对象，机械地照搬挪用不可能生产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中国国际社会地位的提升，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创新，这是时代赋予的机遇，也是学术发展内生的动力，如何把握这一良好的机遇，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凝炼具有国际前沿理论意义的问题，运用国际通用的学术标准与规范从事研究，中国传播学研究方的春天就会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