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 记者 赵何娟 兰方 郭惟地 王嘉鹏 特派台北记者 唐家婕

　　2010年5月25日，清晨6点半，19岁的湖南人李海，翻过华南培训中心五层走廊的栏杆，纵身一跃。

　　这距离他来到富士康做工，仅有42天。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他写道，现实与他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

　　5月26日，郭台铭首次对公众表示道歉，也首次向大陆媒体开放了深圳园区采访。然而，就在当天晚上11点20分左右，又一名男性员工贺某选择跳楼。他加入富士康亦未满一年。

　　1月23日，19岁员工马向前“生前高坠死亡”，是深圳富士康今年发生的{dy}起员工坠楼事件，但并未给企业和外界敲响警钟。随后的数月，类似的xx如魔咒般继续笼罩着总共拥有42万员工的富士康深圳园区。

　　连续发生七起跳楼事件后，郭台铭按照故里风俗，请来三名五台山高僧，准备在公司布置法事，祈福求安。次日，即5月11日晚，又一名富士康女员工因为感情问题跳楼身亡。七天后，21岁的一名男员工从工厂宿舍跳下身亡。

　　至5月27日上午再次发生的一起割脉xx事件，今年共有13位年轻的打工者走上绝路。10死，3伤。

　　他们的离去，让家人伤心欲绝，更将富士康推向舆论风暴的顶端。

　　举国震惊。地方工会组织，警方、地方政府的各种调查组陆续介入。5月27日，中央部委的调查组亦紧急奔赴深圳。焦灼的氛围弥漫在园区内外。

　　高大的围墙和铁丝藩篱内，自1996年建立至今的龙华科技工业园区依旧秩序井然，高速运转。一些打工仔物伤其类，打算离开；另一些年轻人仍在川流不息地涌来，争相进入这个“从不拖欠工资、保障良好的”{zd0}代工厂的“围城”。

　　直到今天，代工制造企业仍是以深圳、东莞为龙头的珠三角的经济支柱，也是在此求职谋生的底层工人最主要的去处。地处深圳宝安的富士康龙华、观澜园区，是富士康在大陆20余个生产基地中最重要的一处，为它带来少有匹敌的质量管理、垂直整合及成本优势。

　　一位无线通讯业务部的一线员工，面对3平方公里的园区对本刊记者感叹，这里与外界，犹如孤城内外。城外的斑斓生活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出城只是看看”，“到头来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然而，震撼人心的连续死亡事件，已经激荡了城内城外。变革势在必行。

　　新生代

　　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在价值观念、工作期待、权利意识等各方面都有着明显区别。理想和现实存在巨大落差

　　与许多代工厂一样，富士康是许多打工者从不发达的乡镇农村通往大城市的驿站。

　　每天凌晨，不过四五点钟，长长的人龙就已经排在了富士康园区的普工招聘点。即使在2010年春节后，全国“民工荒”最严重的时期，富士康招募人数最多的{yt}仍可达8600多人。

　　普工招募处附近的湘菜馆老板说，有些生于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年轻人，隔夜就到这里排队，睡在地上，就怕第二天排不上号。

　　另一些同样年轻的身影，则不断地从园区走出，流向城市的另一处。按富士康PCEBG人力资源部资深副理万红飞的说法，企业基层工人的流失率每月高达5%。

　　在2010年2月28日出版的富士康内刊《鸿桥》中，一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章便提到，“新生代民工崛起改写劳资博弈局面”。文章说，这些 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在价值观念、工作期待、权利意识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区别。他们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更愿意融入城市。

　　“新生代民工要求有更多自由，虽然他们也会因为钱而接受加班，但对加班大多有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渴望有可供支配的个人时间和收入，有大型超市、网吧、KTV的企业更吸引他们。和前辈相比，更多新生代民工在发工资的{dy}天{zx0}想到的是找个去处消费，而不是把寄回家。”

　　对于青春，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会去公司的网吧上网，但是网吧每次都爆满；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他们更愿意看书，以“提升”自己。富士康一名在职只有高中xx的女工说，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龙应台和海子，最喜欢的诗句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他们也向往着财富上的成功。很多男工会选择在中饭或晚饭后的短暂休息时间，买彩票、买马；很多女工则盘算着将来用在富士康打工积累的资本金做点小生意。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在沿海大量外向型的加工企业，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要内容的一线岗位，难以为工人提供优质的工资。

　　在这里，工人们用“屌毛”来称呼除自己外所有其他人，这一称谓具有精神胜利法的功用，在他们心里抹去种种人为的等级层次，使自己跟所有人变得平等。

　　“屌毛”们一直生活在社会{zd2}层，各自背负着一定的家庭经济责任，或是要在家乡盖上新房，或为了让弟弟妹妹有钱读书。他们习惯了漂泊，大多仍保持着“农村户口”身份。他们读了中专、大专乃至大学，毕业走出校园后，却依然像父辈那样，走进工厂的流水线，成为中国廉价的加工产业链上的一环。

　　19岁的云南工人小杨，抱着赚钱补贴家用的愿望来到富士康。4月刚刚入职，底薪只有900元，不加班便难以完成工作任务。富士康xx事件发生后，他说准备辞职了，“下个月就走，回家乡继续读书。”他看不到实现理想的通道。

　　“产业升级的速度滞后于劳动力升级的速度。”一位劳动经济学家向本刊记者指出。传统的生产模式，遭遇了新工人们的反弹。

　　流水线上的青春

　　所有的产量标准，由内部的IE部门制定。生产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都分解开来，制定时间标准，然后确定每一个员工应该在{yt}内完成多少工作量，允许5%的浮动

　　在地理上，富士康在深圳的园区分为两处。一是位于深圳宝安龙华镇油松第十工业区的龙华园区，占地3平方公里，拥有30万员工；在其西边，则是观澜镇观光路以北的富士康鸿观科技园区，有10多万员工在这里工作生活。

　　每天早晨七点，晚上九点，“两班倒”的员工接班前后，10万余着装整齐的工人，在富士康园区里浩浩荡荡穿梭，却安静肃穆。他们大多在十八九岁的豆蔻年华，鲜有欢笑和嬉闹，沉默地应付着生产线上的单一工序、难以避免的加班和复杂的制度与纪律。即使回到宿舍，大家也鲜有交流。

　　在他们到来之前，他们的位置和行为，已经在这个“完备”的社会中被设计好了。所有的产量标准，由内部的IE(Industrial Engineering，工业工程简称IE)部门制定。他们把生产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都分解开来，制定时间标准，然后确定每一个员工应该在{yt}内完成多少工作量，允许5%的浮动。

　　最基层的普工，超过全部员工的85%。每天千万次重复一个动作的普工，占据这一个个1平米见方的工位，连成日夜不断的生产线，以代替价格昂贵的机器手。

　　这种泰勒制的管理模式，在中国南方的制造业工厂运用普遍。它是被称作管理学之父的美国工程师泰勒，在20世纪初发明的一套建立在细致分工基础上、以劳动方法标准化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在实际运用中，IE的模型往往以一条全是优秀工人的生产线为标准制定。而工人素质实际上参差不齐，尤其刚刚进厂、工作尚未熟练的新工人，要想实际上达到IE规定的水平，加班几乎不可避免。

　　常年拥有大量的订单，并往往“来者不拒”的富士康，生产线更是绝无停顿。加班加点极为常见。这对于绝大多数抱着“赚钱”目的的普工来说，不xx算坏事。刚入厂的普工基本工资是深圳市{zd1}工资标准900元，大多数人都要靠超时加班费维持稳定收入。每月加班超过120小时的普工，月收入可以超过 2000元。

　　在富士康，员工具有超长加班的充分条件。每天吃饭和休息时间被严格规定，早班从7点30分开始，12点至13点吃饭，过时不候，你不会有更多的吃饭闲聊时间；换洗的衣服要在规定的时间送到规定地点，由洗衣公司统一处理；园区里提供医疗设施、运动设施、休闲娱乐的电视和网络，以及图书馆，使你不需要到外面耗费可以用来干活的时间。

　　已经离开富士康的女工青桐(化名)告诉本刊记者，离职前，她每天在厂房的时间超过16个小时，时间被安排得很满，十几个小时是全负荷运转。即使休息，也根本没心情去玩。回到宿舍，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睡觉。

　　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上完夜班后又被叫去开会培训，一连25个小时没有休息。“用两个词形容富士康的工作，那就是紧张、压抑。”

　　“工人的神经随时处在高度紧绷的状态。” 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对这种现象评论说，在这样的管理机制下，企业的生产效率自然很高，也无违规违法之处，“但是，这种管理模式与当前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去甚远。资本效益的{zd0}化，必然意味着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最小化。在泰勒制下，劳动者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是机器的附属，不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员，更谈不上是这个组织的主人。”

　　郭军介绍，资本主义国家走到现在，仍然采取泰勒制的企业不多了，转而采取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但在中国，这显然不是富士康的专有。在珠三角大大小小的代工厂中，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富士康的条件甚至优越得多。比如按时发工资，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生活设施显然也优于一般小企业。

　　如果事情仅止于此，就无法解释如此频密的xx事件会在一家尚算优秀的泰勒制工厂中发生。因为随着生命跌落的，不止是疲累的灵魂，还有黯淡的自由、尊严和希望。

　　宿舍劳动体制

　　宿舍体制是一种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的安排。{yt}劳作完，第二天再继续。工作之外无法开展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相分离

　　生产模式与劳工状况的矛盾，在一个由企业自行管理的42万人的“国度”中，被放大和激化。这一切，已经超乎了概念设计者郭台铭的想象。

　　事实上，郭在十多年前携着台湾的经营经验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已不可能xx复制带有社会使命感的台湾代工文化。

　　台湾经研院副院长龚明鑫在其2008年发表的《台湾经济的奇迹与挑战》一文中写道，“台湾的产业转型过程中，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厂房并不大，工人们的关系是紧密如一家人的。加上台湾小，即使到加工出口区上班，xx还是能够回家，甚至像我的母亲，也是天天通勤的，并不像大陆的状况。”

　　也因此，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指出，台湾腾飞依赖的不是大型的外来企业。工人除了赚钱，还会有一种为台湾打拼的使命感。

　　今天的富士康，xx不是这样的境况。在这个外来企业驻扎的超大园区，42万青年人生活在一起，却并没有正常的生活。他们共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彼此疏离。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在职和离职员工都提到：没有朋友。言语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感。

　　或许，这不应全归罪于富士康。个体的原子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是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命题。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看来，“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jz}”。

　　当前的用工制度，并未把这些有着农村户口的年轻人看作真正的新生代工人。“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得以在城市扎根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工厂也未向其支付可以在城市生活、发展的合理工资。他们来到城市，只有生产，而没有生活。”

　　卢晖临介绍说，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产生了宿舍劳动制度。这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富士康最自然的选择。

　　严格意义上，“宿舍体制是一种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的安排。{yt}劳作完，第二天再继续。工作之外无法开展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相分离。真正的再生产要在多年后回到农村去才能进行。” 卢晖临说。

　　卢晖临表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成本得以降低，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维持其生活的福利。但这种制度，最终将劳动者推向了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的生存困境之中。

　　当然，在很多方面，富士康也对宿舍劳动制度做了一些“改进”。

　　5月26日，进入龙华园区的本刊记者来到 “JQ”(即“街区”)宿舍区，只见两栋14层的银红相间的新楼与三栋旧楼，合围成一个半圆状，中间是一个小花园和一个露天的游泳池。楼间距宽敞，颇有一般公寓小区的态势。

　　这里居住着4998名员工，两栋新宿舍楼的最下面三层是商铺，标有J9的宿舍楼下设有图书馆，并且每个宿舍楼都有小型的阅览室、乒乓球室、电视机房，供员工消遣。园区里有银行，有医院，社区设施一应俱全。

　　尽管如此，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指出，宿舍劳动制度的本质，是xx由资本来提供生活空间，“而资本不可能满足一个完整的人的所有诉求”。因为宿舍制度，根本上是配合生产方式运行的。

　　追求{zg}效率的工业设计，使工作占据了工人{zd0}量的精力和时间。细分的工种和倒班制度，让工人们无暇交流。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在近期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工会发现，绝大部分工人说不全自己宿舍室友的名字。

　　社会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志艳说，在住宿困难的大城市，企业能够提供宿舍，并不是坏事，但关键是怎样为这种住宿体制建立好的沟通网络。

　　富士康也不算无所作为，园区内新设有员工关爱中心，还有3000多个“相亲相爱组”，每50人形成一个关爱网络的计划。此外，企业将培训 1000名心理辅导师，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不过，一位在代工厂担任义工的网友撰文指出，“心理辅导师这种角色在打工者的世界里是多余的，更不用说台湾来的或学院派的心理辅导师。”

　　这位网友说，由企业建立关爱中心，很难起到预想的效果。“没有员工能够毫无顾虑地在企业的关爱中心里埋怨、投诉”。潘毅强调，独立的关爱中心，才有可能真正赢得工友的信任。

　　然而，在严格的企业管理下，外界的组织难以走进工厂大门。“连工人都接触不到，很难开展活动。”对于处于严格军事化管理下的富士康，尤其如此。（来源：《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