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立法禁止哪些“人肉搜索”？

沈彬/文 

本文发表于《大河报》

据报道，目前浙江省人大正在审议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第39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这被认为是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引起舆论热议。

 应怎么看待“人肉搜索”呢？在中国的当下，“人肉搜索”有着公民表达、公民监督的特殊的意义，比如之前周久耕局长的香烟门。但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对“人肉搜索”应有理性的认识；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是原则，公布、传播个人信息是例外，且应当有法理上的充分理由。所以目前立法的目的在于平衡公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隐私权，而不应一味鼓励“人肉搜索”。

之前某选秀节目中，一位女评委对着一个“伪娘”选手说：“我要号召网友人肉你”。里面炒作的成分不提，因为他有某种“特殊”，网友就有权去人肉他，公布其个人信息，并骚扰之吗？从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到“人肉”很容易误伤无辜者，并且很多人对“人肉”缺乏理性的认识，没有从公民监督公权力、建设成熟舆论空间的高度珍视它，而是将其娱乐化。请尊重别人的权利，这就是尊重自己的权利。

事实上，出于公民监督公权的目的，搜集、公布涉及“社会公益”的官员的、公共事务的一些信息，与上述“人肉”公民的隐私，xx是两回事。这种区别在立法中应有所体现。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该禁止哪些“人肉搜索”。

再看浙江的立法草案的规定：“采集社会组织或个人的信息，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并依法合理利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表达实在太模糊，何谓“擅自”？是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还是没有上级命令？又是哪个上级呢？立法上的模糊，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同时在施行中更容易被权力所左右，可能堵上网络民声的“减压阀”。立法者的保护个人信息的良好初衷，容易被公众误解为打压网络舆论。

相形之下，我国台湾的有关规定，值得借鉴。一个多月前我国台湾通过了所谓“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案，其中以保护个人资料为出发点，但同时强调“促进个人资料之合理利用”。对非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之搜集或处理（相当于大陆的“人肉搜索”），如果出于“社会公益”的目的，且在“特定目的必要范围内”利用这些资料，是被允许的，但不许“人肉”当事人“有关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及犯罪前科之个人资料”，因为这些信息脱离了公益的范畴。其实，不光是大陆，即使是台湾也有用“人肉搜索”来反腐，扁家案发也与此有关。

{zh1}还有必要指出，“人肉搜索”只是当前公民监督公权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制度性建设。其实，有了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官员的财产公开、财政支出公开，就不会有“人肉搜索”。（ ）2000年英国公布了《信息自由法案》，官员报销的具体项目要向公众披露，英国前首相布朗就把他的报销xx弄上了网：某月他付给割草工人35镑，电话费40.52镑……这才是公民监督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