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过得硬的好领导好老师

    自从开始写老师以来，越写越激动，越写越想写。但是，实在没法写下去了。由于我在1964年毕业时xx，耽误了高考，学校照顾我，让我继续和五级的同学们一起学习，我上了两个高三。第二个高三，我基本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准备考大学，不关心班里的事，怎么也想不起来班主任老师是谁了。真该打，没法再写班主任老师了。像写王充允老师一样写教课老师吧，但时间毕竟长了，只印有他们教得非常好的总体概念，具体细节记得很少。实在没法为他们一一单独“立传”。敬爱的莘县一中的领导和老师们，莫怪学生办事不周，不管这篇文章里说没说到，不管说多说少，学生对你们都是感恩不尽的。

他们对学生倾注全部爱心

    自从王泽民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一直到他1965年1月调走，学校的领导是一心一意抓教学的领导班子。王书记是监察干部出身，磊落质直，工作方法不多，但搞好教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他坚持原则，凡是不利于教学的，他都敢顶、敢碰、敢批。张香泉副校长是民主人士，在当时情况下，除了抓教学还是抓教学（后来调走了）。教导主任朱文生，写一手端庄工整的毛笔字，办事细心周密，善于联系学生。教导主任李新民，业务能力强，善于写文章。1963年春天，写了短篇小说《在去聊城的路上》，讴歌了学生、工人学习雷锋助人为乐的新风尚，被《文汇报》登载。教导主任酆长水分管行政财务，是在聊城专区教育界出名的两袖清风，是对公款公物把关极为严格的“铁公鸡”。

    1964年冬天，县委在我们学校搞起来“四清”，王书记等几位领导受到打击，他们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但是，他们对学生都是一片爱心。王书记在高一发现我忠诚可靠，从此对我格外关照。高二让我担任班团支部书记，高三让我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zg}学生干部），xx后让我跟五级复课，仍然任学校团委副书记——这显然是王书记起的主导作用。“四清”中王书记被整被关之后，其他领导仍然对我关心爱护。朱主任让我写申请，县里免了我xx住院的全部费用。直到我到大学以后，他仍然关心我。

    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老师，把对我们的爱心主要倾注在我们的学习上，无不希望我们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令人尊敬的、英年早逝的曹立民老师（东阿县人？），是化学老师，但在1965年高三{zh1}一个学期，可能是我们的班主任。（对此，经最近询问薛鸿群主任证实）他像赵良会老师担任班主任一样，为我们操尽了心。放麦假之前，他怕不保险，不主张我报考北大。麦假之后，他得知大学招生名额增加，和教导主任薛鸿群一个劲地鼓励我报考北大。教我们俄语的张存经老师不爱言谈，又有特殊性格，冬天还支着蚊帐（其实是为防灰尘），我是不常接近他的，但他千方百计地教好课，希望我们俄语得高分。我问他我可以不可以报考外语学院，他考虑到我当时的相貌不漂亮，直言不讳地不让我填写外语学院的志愿。对此，我认为老师不是贬低我，而是对我高度负责。

他们对教学是那样认真

    说我们学校教学力量弱，是有道理的。我们学校是1958年大跃进办起的高中班，无论硬件软件基本上是初中的根底。教我们的，青年老师占大多数，{zg}学历是山东师范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最典型的，我们上高一的时候，教我们俄语的邓振溪老师，是从聊城一中刚毕业的。但是，无论从当时看，还是现在回想，他们教得都很好。xxx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敬爱的老师们，首先靠的就是高度的敬业和对教学的极端认真。他们全心全意地要把我们教好，千方百计改进教学方法，一丝不苟，点点滴滴都紧紧围绕把我们教好这一目标。

    记得赵振耕老师讲立体几何，在讲圆锥表面积时，反复强调不是等腰三角形的面积。大多数同学都记清了，可能还有个别同学不注意，他就讲故事。说他们曲阜师范学院数学系搞勤工俭学时，做圆锥却把铁皮剪成了三角形，结果闹了大笑话。这一讲，同学们都加深了印象。老师们讲课，都是对课程的重点很明确，对难点很清楚，对同学们可能在哪里搞混搞错也是心中有数。在这些问题上，老师们反复强调，务必让同学们掌握。

    老师们要求我们认真，他们首先作出了表率。赵世基老师教我们政治，他是蓬莱人，普通话讲不好，读“概括”的括字读不准。他就三番五次地查字典，三番五次地征求同学们的意见。作为一位教政治的老师，他像语文老师一样，使我记忆犹新。

他们教课教得那样出色

    现在老同学们碰到一块，往往几句话就说起郭书申老师来，他那出色的讲课艺术给每个同学都留有深刻印象。不站在讲台上，他和我们打成一片，站在讲台上，我们心里和他也没有距离。他爱人家和我们家只有4华里，我星期天回家，他有时让我捎个信或者捎点小东西。这本来是举手之劳，可是总怕增加我的负担，让我骑他的自行车。不给郭老师捎东西，我回家要步行45华里，给他捎东西可以骑自行车，我真愿意干他的美差。可能由于他接近同学们，所以他把同学们的接受能力、听课特点摸得很透。讲课内容摸得透，听课的学生也摸得透，所以讲起课来一讲就能给我们讲透。他讲一堂课，只用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留给同学们做作业。我们大多数同学都能当堂把作业完成。

    和郭书申老师讲课一样干净利索的是曹立民老师。他讲有机化学，能够做到提前知道同学们容易在哪里糊涂，早就想好讲课方法，一讲就让大家明白；你答题在哪里容易出错，必须把病根给你铲掉。他讲课讲得好，对同学们关心爱护得好，所以同学们没有不佩服、不亲近他的。他离世太早了，我们无不悲痛惋惜。冯振清同学曾经为他安排了比较好的工作，而我，对曹老师一点报答也没有。曹老师好像是东阿县人。

    郭老师、曹老师等老师讲课讲得好，只有一点就可以说明问题。正是他们教得出色，我本来是学文科的，明明知道学这些功课与我考大学没有关系，但我在他们讲课魅力的感召下，照样热爱这些课程，数理化每门成绩一直在95分以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羟基、羧基等等。可惜的是，他们讲课的比较具体的内容我记不清了，不能为他们讲课写出经验总结式的内容详实的回忆文章。

他们教学创造了奇迹

    我们上高中那时候，可以说是穷县穷校，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连俄语，政治的教科书都买不到。政治课学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学了整整一年也没弄到课本，1963年暑假期间，我把它全部抄了下来。我们在聊城专区县办高中当中是条件最差的。至于聊城一中、三中，看见他们同学就觉得比我们高一头。我们把聊城一中称为“小清华”，把聊城三中称为“小北大”，说起他们就垂涎三尺。我去邯郸，步行从大名一中门前走过，还有几百米就注目，走过很远了，还往回扭头看。梦想有人帮助我转学到大名一中，但美梦未能成真。在大名工作期间，专门去一中听了一堂化学课，总算把美梦圆了一下。我说这些，一点也没夸张，我们的条件确实可怜得很。然而，我们的学校领导，敬爱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却是人穷志不穷。在那样的条件下，1964年四级的高考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六。1965年高考，我们33名同学有22名被大学录取，升学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六。在当时，这是莘县一中的奇迹。老师们说，这是我们同学创造的奇迹；我们则认为，这是学校领导领导出来的奇迹，是老师们教课教出来的奇迹。

    我随五级上高三，教语文的是魏玉明老师。说句学生不应该说的话，这位老师思想有些偏激，脾气不好，人事关系极差，可是他对教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是刚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年轻教师，但他却压住了我们高考的xxx。我们毕业考试时，他给我们出的xxx是《致越南人民的一封信》。他认为我写得{zh0}，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油印出来，让同学们参考。而高考的两个xxx之一是《给越南青年的一封信》。一位同学（李景林？）考上了北京矿业学院，我们在北京见面时，他说他把我的作文背了下来，答卷时十分轻松，和我写的几乎一字不差。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傍晚寄到了学校，魏玉明老师看到之后拿到他屋里，想立即通知我，怕我xx，没有立即告诉我。第二天刚到六点，他就把电话打到我们村的粮所。我那一夜没有影响睡觉，魏老师则高兴得彻夜未眠。

    敬爱的领导和老师，我写关于你们的文章写得太晚了。40多年了，你们那些感动人心的事，我忘了很多。但是，仅仅凭记得的这一点点，学生就不能不动情动容。敬爱的领导和老师，你们恩重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