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援华156项工程（中）
——新中国的工业奠基石
工程总投资：196.3亿元
工程期限：1950年——1969年


　　1958年12月31日，洛阳轴承厂工人在火车站欢送苏联专家尼·谢·伊克良尼斯托夫回国

　　苏联撤走援华技术专家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18000人。同时中国向苏联派遣公费留学生约为9300人，公派技术人员约8000人，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的一半学习费用。此外，通过科技合作系统，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以{zd0}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到1951年7月，xxx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東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而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 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東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

　　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此期来华专家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zg}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并在10月30日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國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xx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xx以后，毛泽東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初，苏联领导人邀请毛泽東访苏，遭到拒绝。此后，中苏两党从含沙射影的相互指责演变到公开论战，甚至还有人身攻击，矛盾激化到破坏国家间的同盟关系。7月16日，苏方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援华苏联专家，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关系也由此开始恶化。苏方这个决定出乎中方的预料。尽管中方在7月31日请求挽留苏联专家，但遭到拒绝。




　　1956年，苏联专家参加中国某高校的教学活动。

　　个别苏联援华专家回国前秘密留下资料

　　毋庸讳言，中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中方工作人员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在华工作的苏联军事专家对苏联政府突然将其召回的决定看法不一，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个别人临行前还秘密为中方留下资料，使国家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向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单方面宣布召回所有在华专家。7月26日，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开始纷纷向中方单位索要布票、木箱，并去百货大楼购物，准备行装。直到7月30日，苏联军事专家负责人巴托夫会见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时，才正式宣布全体军事专家将于8月回国。7月31日晚，苏联军事专家出席“八一”建军节宴会时，普遍表现拘谨，尽量避免与中国同事说话。8月4日上午，中方接待单位向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宣读了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及中方复照，当时有102人听取。听了以后，多数人的表示是：这是两国两党的事，可经两国两党谈判解决，并说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一位苏联海军参谋长专家在听照会的次日，就把翻译叫到房里说：“我这里有一个文件，如果能在5—6天内译出，可以给你们。”

　　在1957年中国开始筹建{dy}个导弹试验基地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对中国十分友好，讲课也不对中方保密。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西北戈壁滩，名为看望大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宴会上，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当天晚上11点钟，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

　　孙继先立即调动所有能拍照的中国技术人员到工作间作好拍照准备，并严格保密。同时，他与周总理接通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和安排。后来，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资料拿到国防部五院，与五院研究的资料一对照，证明了谢列莫夫斯基的笔记本上的资料是正确的。应当说，这位苏联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少年后孙继先说起他时，还是非常敬佩。

　　苏联大批专家来华使我国受益良多，为我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参与，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大部分矿井使用期延长了20—40年，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阜新发电厂安装一部锅炉节省25000个人工，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资节约2亿元。{dy}汽车制造厂全套引进苏联设备和零件，并由苏联专家手把手教会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线开出{dy}辆中国制造的汽车。

　　虽然中国为聘请苏联专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资是他们在苏联工资的五倍，有的甚至比中国的部长还高，而且都享受极高的福利待遇。但是与聘请英美专家的费用相比，聘请苏联专家的效益还是比较高的。再者，苏联和我国曾在1952年8月9日签署协定，规定中国赴苏留学人员费用可以“打对折”。苏联对于中国赴苏学习、培训人员实行的优惠政策无疑可以抵销中方的部分开支。1953年上半年中国留苏学生（除军事院校外）学习、生活实际费用为3368万卢布，而中国政府只需向苏联偿还此数的一半。1952年4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拨汇给苏联国际银行，按照1952年2月18日中苏议定书偿还了中国军事人员在苏联军事学校中的学习费用，在1951年下半年仅为84万卢布。这显然是基于中苏友好和中国对苏联专家在华享受待遇所作出的相应补偿。

　　苏联撤回专家的根本目的是想用经济技术手段获取政治影响，将中国对其经济和科技的依赖扩大到政治领域。苏联在召回专家后，似乎是在等待中方重新向其请求援助，希望到时候就能以“强国”的立场迫使中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国因经济混乱而发生领导人更迭，新的或软弱的政府改变路线，从而有利于苏联加强对中国的控制。然而，苏方的期待落空了，中方并没有因需要援助而屈服于苏方的压力，不肯放弃自主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自力更生求存图强

　　随着苏联专家回国，中苏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协定与合同难以继续执行，苏方对年度合作计划的许多中方执行建议或要求迟迟不做答复。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在1960年10月31日提出修改以前同苏联签订的有关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协议及议定书，并表示无法履行1960年向苏联提供货物的义务，理由是因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从中国撤回苏联专家而修改国民经济计划。中国领导人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苏联中断援助所造成的巨大困难。

　　从1950年起，中国就利用苏联的xx进行建设，并按照合同偿还xx。苏方在召回专家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重视起xx偿还问题。1960年7月5日，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讨论中苏关系和国内建设问题。会议号召全国人民下定决心，千方百计，还xxx。1960—1963年，中国对苏联的主要供货用于偿还xx。到1961年1月1日，偿还了大约60％的xx。到1964年，还清了全部苏联xx的本息。其中82％的本息是靠直接向苏联出口钨、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来偿还的。

　　中苏争执的升级使两党、两国关系走向破裂。1962年夏，苏联与印度签订了向印度提供苏制米格战斗机和特许印度建立米格飞机制造厂的协定。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该协定激怒了中方。是年底，中 共发表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1963年7月5—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苏方以停止论战作为恢复派遣专家、扩大贸易、重新进行边界谈判的条件，但双方未达成协议。至此，两国的同盟已名存实亡。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中国成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彈。中苏关系并未随着苏联领导人的更换而出现转机，而是逐步地转向两党和两国政府的全面对抗。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和“原则”出发，相互指责。’1965年以后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增兵，中方感到来自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越来越大。1969年3月，中苏边防xx在乌苏里江附近的珍宝岛上发生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降到了{zd1}点。60—70年代，中国基本上处于同时与苏联、美国两大敌对阵营同时对峙的境地，很难获得他们的先进技术。直至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渐改善，随着经济发展，又进入一轮规模更加宏大的工业化进程中，但所以这些都离不开老一辈人给我们留下的工业基础。

　　新中国的工业奠基石

　　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对外引进技术出现过三次高潮，可以用156—43—78三个数字作为代表。“156”就是指50年代在苏联帮助下建设起来的“156项”重点工程；“43”，是指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定购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简称“43方案”；“78”，是指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协议额度78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这三次引进高潮，有力提升了整体工业水平。

　　从时间上看，“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20世纪50年代属{dy}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逐渐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这使“156项”进入自主建设阶段。截止1960年底，“156项”已建成133项，还有17项正在建设中。我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

　　从1950年{dy}个项目开始建设，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十九年。当然“156项”援助工程也不是无偿的，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xx交付的，援华苏联专家的工资也由中方付。不过根据中苏两国的科技协定，提供技术没有技术转让费和任何专利费，建成后任由自主生产，只交纸张和复印费就可以转移技术资料，而技术援助恰恰是中国方面最需要的；而且是当时苏联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享誉世界的“枪王”卡拉什尼柯夫曾半开玩笑地抱怨说，中国生产他的AK-47数量最多，却没给过一分钱专利费。

　　“一五”期间，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0多亿元。“156项”实际施工的150项中，预计总投资为187.8亿元（原预计总投资202.7亿元，三门峡水利枢纽停建及军工项目缩小投资，少用14.9亿元），实际完成196.3亿元，完成104.5％。其中87亿元投资在东北，占实际投资领的44．3％。当时全国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一系列其他配套项目，因此对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156项重点工程，其中70％安排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东北三省有59项，光黑龙江就有22项，“南厂北迁”的13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156项重点工程中的13项安排在哈尔滨市。西北地区有40项，光陕西就有24项，其中有17项安排在西安。电子工业占8项，其中就有4个项目集中安排在四川。哈大铁路沿线、京广铁路的北京—武汉段、陇海铁路的郑州—兰州段三条发展轴线上就集中了65项之多，占总数的40％以上。

　　这156个项目中包括1950年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的141项重点工程，及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xx的“156项”；后来进行核对时，发现有2个项目重复计算，实际为154项，{zh1}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这其中包括民用企业106个，军工企业44个（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囊括了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仅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机载设备制造厂就占了13项，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dy}批骨干企业。此外还有冶金企业20个（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工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zd1}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1958、1959年中国又与苏联签订了几个供应成套设备的中苏协定，共计有100多个建设项目。整个19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建设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终止经济合同，这304项中全部建成的有120项，基本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的89项，由中国自行续建的66项；6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中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的35项。1950年代中国和东欧各国签订协定引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116项，完成和基本完成的108项，解除义务的8项；单项设备88项，完成和基本完成的81项，解除义务的7项。

　　{dy}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钢铁工业为例，仅1956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炼钢能力({zg}年产量为1943年的92．37万吨)。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535万吨，只花了五年时间；而美国钢产量从1880年的127万吨提高到1892年的501万吨花了十二年时间；英国由1880年的131万吨提高到1903年的511万吨，经过了二十三年时间；法国从1897年的134万吨提高到1923年的530万吨，则经过了二十六年的时间。这就是说，“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五年所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十二年、英国二十三年、法国二十六年所走过的路程。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我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156项”建设是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自建成以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过去中国不能生产的高级合金钢、矽钢片、复合不锈钢板、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中型拖拉机、万吨海轮，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等，现在都能生产了。

　　43方案与78亿计划

　　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萎缩状态，毛泽東曾考虑扩大同西方的经济引进。但是，由于西方的继续封锁，只从法国、英国引进了一批汽车和石油化工制造设备。到“xx”前期，对外引进几乎xx停顿。7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打开了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为中国扩大对外引进创造了有利条件。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建议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被通称为“43方案”，是继“156项”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到1982年全部投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主要项目有武钢的1.7米轧机、从美国引进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xx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项目、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项目等。

　　“43方案”促使中国的外贸有了突破性的发展。1973年对外贸易总额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970年的3.2倍。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1980年代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热切希望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1977年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规划纲要（1976～1985）》基础上，国家计委提出：到2000年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建设120个大项目，本世纪末使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这个大规模建设规划的主要手段就是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分别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领的多个中央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访问。回国后，1978年6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等人的汇报。谷牧提出，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已经有很大差距，应当利用当前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扩大对外引进。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

　　1978年3月11日，國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3月20日，国家计委、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批准各部门用汇总额85.6亿美元，这个计划实际上达到协议金额78亿美元，简称“78亿计划”。年内与国外签定的还有9个化工成套设备引进项目，有大庆石油化工厂、山东石油化工厂、北京东方红化工厂各1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南京石油化工总厂2套30万吨乙烯装置，吉林化学工业公司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浙江化肥厂、新疆化肥厂、宁夏化肥厂各1套30万吨合成氨生产装置，山西化肥厂30万吨合成氨装置。这9个项目包括国内工程投资共需160多亿元。除此之外，1978年签订的成套引进项目还有100套综合采煤机组、德兴铜基地、贵州铝厂、上海化纤二期工程、仪征化纤厂、平顶山帘子线厂、山东合成革厂、兰州合成革厂、云南五纳厂、霍林河煤矿、开滦煤矿、彩色电视项目。以上共为22项重点工程，需要外汇13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600多亿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的89.2％。


　　七十年代进口的三叉戟是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研制的短/中程喷气客机，该机在国外航空界影响不大，毕竟只生产了117架，但在中国，它的知名度却相当高，中国空军和民航共购买了35架。从1974年起，中国民航从北京、上海和广州始发的15条国内航线陆续改用“三叉戟”，替换原来使用的伊尔-18和“子爵”号。据外刊说，中国共购买了35架“三叉戟”，其中中国民航的“三叉戟”于1991年10月31日全部退役。围绕三叉戟客机多次爆出“重大新闻”，使它的知名度提高了不少。1969年中国政府共买进三架三叉戟，其中第二架归时任国防部长的林 彪使用。

　　1971年9月14日8点半，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双方以外交官所特有的彬彬有礼的言辞，谈论了一番天气的客套话后，副外长直截了当地通知中国方面：9月13日凌晨2点多，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千米处，一架中国喷气飞机坠毁。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个女的，全部死亡。蒙方并就中国飞机进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1971年“9.13事件”：林 彪、叶群一伙阴谋策划坐飞机去广州实行反革命割据，当阴谋败露时，一伙9人乘坐空军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起飞，企图叛国逃到北方邻国，结果因燃油不够，迫降时在蒙古温都尔罕地区坠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