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一、 最悲情的“赌局”
那是在1960年夏天。当时河南农村每个农民每天“勉够点”{能吃到的粮食}是3两到5两，学生户口在学校，每月供给23斤。我们班河南范县籍学生张显贵与内黄籍的学生司某打赌。张显贵说：“我能一口气吃25个一两一个的窝头。”司某说：“你要能吃完25个窝头，我认输，25个窝头的饭票我出。如果你吃不完，你得加倍还我饭票。” 赌局开始了，全班48个同学在旁边观赌。张显贵竟连吃下19个一两一个的黑色高粱窝头。张显贵正要吃下剩余的6个，班主任王老师突然赶到，掏出他自己的5斤饭票还了司某，制止了这场最悲情的赌局。
二、最稠的“密植”
1959年秋天，正提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甚嚣尘上，各地政府提出“三年超过英国”“七年超过美国”，“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为了放“小麦高产卫星”，不少地方就遵照xxx主席“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动起了“密植”的主意。一开始是拔掉耧码门，要求拉耧者放慢脚步，让麦种顺耧码门往下淌，后来用“耧套耧”，再往后用铁锨满地撒，要求每亩地播种量不能低于400斤。当时的领导解释说：“明年一个麦穗接三四个麦籽，亩产不一千多斤吗？” 种子种下五六天后，“奇迹”出现了：小麦发芽后把地面一下子拱挂起了半尺高。各排各营先后敲锣打鼓到县委去“报喜”，庆祝“小麦密植卫星发射成功”。由于“小麦密植卫星发射成功”的单位很多，县委大院报喜的人山人海，昼夜锣鼓声不断。 第二年，密植的麦苗都枯死了，一亩地只有几十根活了下来，而且一棵只结一粒麦籽。
三、最瘦的牲口
1958年实行“公社化”，宣布“共产主义已经实现”，农民一村一伙，农民住宅“大搬家”，房屋拆掉后梁檩大伙烧火，铁锅运到几百里外的山上“大炼钢铁”，谁家冒烟“辩论”谁，常见的“辩论”方式是让被“辩论”者跪在叠放的三张桌子上，然后把最下边的桌子蹬倒。我的邻居魏某因为主张“牲口分槽喂养”，被罢免了县长职务，在“辩论”会上满脸被“愤怒的群众”用臭鸡蛋砸得蛋黄流了一头一身。接着实行“一村一圈”。各营（几个村组成一个营，对农民军事化管理）派阶级成分是贫农、下中农的农民当饲养员。 几个月过去，各村大伙因为缺粮而相继停伙，农民吃完了榆树皮，挖光了大花苗根，拔尽了地梨（长在水边的一种香附类的草），上级每天供应的“勉够点”是3两木薯干（或燕麦）。饿急了的农民见啥偷啥，当时有人形容“公社社员都是贼，谁不敢偷饿死谁”，牲口圈自然也成了偷的目标：缸里伸手偷，槽里拣着偷，饲养员偷，公社社员偷，除了地富家不敢偷，其余谁都偷。 偷的结果，牲口个个都长出了“翅膀”（露出了骨头），别说下地干活，根本就不会站立。如果让它们站起来，需要派4个“棒劳力”来“抬”：一个人向上拉笼头，一个人向上拽尾巴，另两个人把木杠穿在牲口肚子下往上抬。大家还必须一齐喊“一！二！” 在山西灵石被打成“右派”回乡“改造”的李老师，在街上画宣传画时画得牲口露出了骨头，加上他干活时竟敢向其他人讲《聊斋》故事，人民法院以“攻击社会主义”“腐蚀青年”两项罪名判他五年有期徒刑。
（四）最错位的“忆苦思甜”
1966年xx开始，县里开忆苦思甜大会，有关领导请了几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诉旧社会的苦。第二个上台的是一位城关公社碾头村吴姓老大娘。她一上台就泣不成声说：“我一辈子受的{zd0}的苦是1960年。俺家六口人在大伙上一顿打了六勺红薯干面稀饭，俺二小端着瓦盆一边走一边喝，没走到家，六勺饭喝了个精光。看着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当娘的舍不得打他，全家人抱头大哭。”负责喊口号的学生大喊：“不忘旧社会的苦！幸福不忘xxx！”可是，会场上却鸦雀无声。会场主持人说：“吴大娘旧社会的苦记串了。”接着，舞台上来两个彪形大汉，把吴大娘架了下去。
（五）最卑劣的“告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位与我最要好的张姓同学（此人后来在某公社任副书记），为了参加“红卫兵”，向“工作组”告发我“偷听敌台”。 专案组几个人到我家去搜查。他们看到我家三间破平房，不通电，点着煤油灯，没有查到如“红灯牌”之类的电子管收音机（当时中国还没有半导体收音机）。{zh1}看到我桌子上有一个缠着废漆包线的废蜡纸筒，一个耳塞机，还有一个活动电容器，另外一个装有中药店买来的“自然铜”碎片的塑料管。一个精通收音机技术的人用一个缝衣针拨动塑料管里的“自然铜”碎片，足足摆弄了一个多小时，{zh1}摇摇头带领专案组走了。 据说这位技术员从耳塞里只听到了一句话：“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