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海南大学法学副教授)

我是在读到一篇题为《杭州放行“拼车”：一小步背后有大意义》的评论后，才找到下面这则新闻的：据《东方早报》2月24日报道，杭州市交通局正在积极为“拼车”正名，并酝酿出台相应政策方案。据称其他许多城市对“拼车”这一现象仍停留在“围追堵截”或“遮遮掩掩”。言下之意，杭州之举，虽是“一小步”，却有领天下先的“大意义”。

如我们所知，在一些大中城市，白领拼车上班早已不是新鲜事，只要在搜索引擎里键入“拼车网”就可得到许多佐证。关于拼车的合法与否，三年前就有过一场争论。当时催生“拼车”这一社会现象的主因是日益高涨的油价。而今“拼车”重新进入公共舆论的视野，其背景则换成了“金融危机”。对于拼车的车主来说，选择拼车既无碍自己又可以帮助他人。若搭乘者能分担一点油钱的话，自己还可以节省一些开支；对于搭乘者来说，选择拼车既比打的经济，又比搭乘公交方便。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它甚至还能促进公民合作，减轻交通压力。拼车在许多发达国家同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已充分证实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对于这种民间自发的“双赢”互利行为，法律上找不到任何禁止性规定。依“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法治原则，拼车乃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公民自发组织，自行拼车，于享有自由和行使权利上并无越界之举，公权力只需乐观其成就好，何来“放行”——难道没有公权力的放行，拼车就不可“行”吗？

殊不知，权力为权利授权恰恰与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法治”背道而驰。不是公民的任意一种权利和自由都需要公权力的赋予，而是无论何种公权力，都需要权利的授予。依“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法治逻辑，公权部门并无法律依据来对拼车行为肆意干涉，甚至端出“行政处罚”的大棒。据说两年前，在杭州开车的朱长军，只因收了要求搭车的路人6元“油钱”而被执法部门罚款2万元。我不知道这一个案的处罚依据是什么——假设朱长军先生并不是违反了运管法规且以营利为目的在拉“xx”，而仅仅是我们所讨论的“拼车”，那么我要说，这样的处罚就是错案。

不知道类似朱长军这样的个案还有多少。如果杭州所谓的“放行”拼车指的就是以后不再罚了，这实际上还是公权力固有的傲慢在顽强抵抗着“依法行政”的实现。“不再处罚”实则对“依法行政”的回归，是一种行政纠错行为。公权力不好意思对公众说“以前是我错了”，而非要借“放行”这一“皇恩浩荡”式的表达，来接受民众的膜拜，实是荒唐。可笑的是，还有评论人从杭州这“放行拼车”的一小步里读出“大意义”！

若真有此“大意义”，有{yt}公权力部门会不会还要宣布“放行”公民结伴呼吸空气跟沐浴阳光？那样的“放行”，或许“意义”更大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