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京报》报道，目前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因经济原因，导致校车超载的问题普遍存在，而教育主管部门正在调研是否需要政府补贴，但尚无时间表。
      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校车困境，以及学生们因超载可能遭遇的安全风险，的确令人担忧，但不管有何种理由，对于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和受教育的权利，理应给予更高的重视和扶助。在财政拨付、教育资源设施配置等方面暂时存在困难的情况下，政府、社会和学校不妨积极协作，拓宽思路，开掘更为灵活有效的校车运营模式。
      据百年实验学校的秦德润校长介绍，如果校车不超载，{yt}要接送学生88趟，每趟按100元计，{yt}就近万元费用，两学期要花去近200万元的费用；目前学校有9辆校车，每辆车月租费用5000元，两学期也要近35万元。
       学校按照有偿租赁方式使用校车，其效率如何暂且不说，从成本收益上讲，就不太划算，从长远来看，也许会出现“租不如买”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学校自己能够买下几辆校车的话，不仅能使其成为自己的固定资产，也能避免学校融资租赁过程中的诸多不稳定因素。毕竟，作为打工子弟学校，其能坚持开办已不易，所以不仅要改善教学质量，还要会算经济账，尤其要注重长远效益。
       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购车资金不足的问题。要切实解决这一困难，可以寻求多方途径。一方面，政府可以考虑出台相关引导政策，允许校车购买行为也能纳入银行按揭的适用范围，并在还款期限、利息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另一方面，如果按照一般市场运作或者契约规则，不妨尝试采取“学校融资租赁”的方式。
       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学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它与传统租赁相比，具有一定的融资、融物的性质。这种方式有利于解决承租人资金困难，可以通过支付较少租金的方式取得所需要的工具设备，最终还可留购其所有权。
       比如校车问题，在学校融资租赁期间，出租人（买受人）享有校车的所有权，但学校可以与其约定租赁期间届满时租赁物产权的归属。而对于租金数额，当事人可以根据车辆成本以及实际使用情况，作出较为灵活而适宜的约定。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谁来充当学校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中的“出租人”（或曰出资人）？笔者认为，鉴于校车使用行为的公益性，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具有慈善意识的企业、公民，都可以积极担当这一角色；或者建立合作、分担购车费用的机制，必要时需要在经济利益上作出一点“牺牲”。